2007-12-13 02:24:51
来自: 闲敲键盘
沉默的大多数的评论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把有些说话，或者大多数说话，都称为是征说话的捐税。而且因为捐税多了，说话的人自己就得了强迫症，变成了税吏，时刻要强迫自己捐税。
对于征税，无论是国税还是地税，我都没有意见，而且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总是非常支持的，有个人完税证明为证。但是，如果干什么都要征捐税，当捐税来完成，那就得――用家乡话讲――“说道说道”了。
我是个大学老师，对于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老师该干什么，原本知道一些（这是谦虚的说，我以前还以为自己很懂呢。不过，最近越来越没这个自信了）。但是捐税多了，不但“知道不知道”，而且是“不知道知道”了――据说，这也是一种境界，谁知道呢。
“教学评估”是一种形式的征捐税，税额有规定，带数字的叫“硬件”；不带数字的，叫“软件”。（还听说个“潜件”，但不大被提及，也许听错了。）因为税吏来头大，各大学自然闻风而动，成立相应的税务部门“评估办公室”。这可算是要害部门，专门下发文件，制订一切的规范或格式。
我不反对什么事都制订个规范、格式，高深的道理不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话连早市收管理费的都经常挂在嘴边――说句题外的话，我对这些人是非常反感的，他们在早市上晃来晃去，对卖菜的人大声呼喝，看见能吃的抓起来就塞在嘴里，传说只有工商或城管的亲友才能谋得这样的肥差。问题是如果这个规范、格式太细化，那就不是规矩，而是肉麻了。把肉麻当做有趣的本事我到现在还没学会。
举例子说，要求试卷都有统一的“抬头”，写上××大学××学院××系××试卷，能算上是规矩；要求每份试卷小题目不能少于20个，题型不能少于5个，每道大题不能超过25分，依我看就很没有必要。至于每道题都得写上“本大题一共××小题，每一小题××分，共××分”这样的规定，除了肉麻以外，还有把学生当傻子的嫌疑。批改试卷时，学生答对了加××分，答错了加0分，把改卷子的老师当傻子和白痴――对于这种事，孔子他老人家有话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评精品课程，出精品教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征捐税。精品当然好，人见人爱，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恨不得自己挑进购物筐里的都是精品。但是，教育、教学毕竟不是商品，不能简单的对待和评判。一门课程该不该开设，开设了讲什么，怎么讲，应该尊重的是主讲教师的意见，而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人的看法。而且，我私下里总以为，能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全部的大学都讲一样的精品课程，使用一样的精品教材，培养一样的精品学生――那就合该全国只设一所大学，其余的都算是分校，采取连锁加盟的管理方式。既降低管理成本，也有利于解决所谓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好处还不只这些呢，高考也可以“光荣下岗”了，反正哪个学校都是北大，哪个学校都是清华，还考什么呀。再远的好处，我还没敢想呢。
上课对于教师而言，本来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是享受创造和解构的快乐的过程。但是，如果规定了我必需有统一格式的教案和大纲，必需制作和使用多媒体课件，必需遵守教学进度，必需保证学生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什么叫正态分布？我始终没弄清楚，据说就是不能给学生太高分，也不能给太低分，对此只能存疑――必需对学生出勤和课堂情况作记录……对此，有一种说法，叫做“教师是课堂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知道有很多种责任人，什么防火责任人、治安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卫生责任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课堂的责任人似乎不应该是老师，而应该是教学楼里的勤杂工。如果失火了，就找防火责任人，发生事故了就找安全责任人――所以，设立个责任人，主要是为了不出事。在教学管理上，我一直以为，不出事只应该是最低标准，而不应该是最高要求。至于谁是第二责任人，有没有第三责任人，第四责任人什么什么的，还是只能存疑。让责任人来上课，不是征捐税，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创新，可不知怎么的，研着研着就变成了创收。如果在铅字和人民币之间制订了换算公式（即使是很复杂、很详细的），那就产生什么样的腐败，什么样的垃圾都不稀奇了。于是，一年，有的人能主编十几本的丛书，有的人能发表几十篇文章，有的人能出版几本学术专著，有的人能主持几个不同级别的课题……听上去，和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亩产万斤粮异曲同工。说一亩地能产万斤粮的，被批判为浮夸；一年能发表几百万字的，变成了教授、专家、学者，或者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科学研究是不是非得以项目、课题的形式开展，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动不动就要求说明项目的受益范围，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长期收益，我看大可不必。有时候，从事基础学科的研究，就像养一个小孩子一样，要讲清楚收益还真不容易。而且，对于大多数的项目、课题来说，其收益恐怕都至少不像所扯的那样灵光。我总以为，科学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能总着眼于有用没用，那样显着很小家子气。我还以为，科学研究不应该太跟风。喜欢喝风屙烟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不应该是大学教授。不过，也许是我想错了，最近我不太跟得上形势。
大学里到处挂着牌子，乍一看还以为是小广告贴到学校里，细看原来是某某牛人题写的××研究所、××中心。成立一个所或者中心，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不但能够申请一笔或几笔专项经费，还能够培植、扩展自己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削尖了脑袋也得成立一个啊。至于验收嘛，每年拿出点钱来，请些人开个把研讨会，出版一两本论文集，再把所谓外聘专家的成果拿来充一充数，哪里会不过？
科研工作到这个份儿上，只能说在征科研的捐税。而且，有“羊”在前为饵，大家都变成了狼，捐税强迫症也加重，变成了捐税疯狂症了。
说话是捐税，当然也就不负责任；上课是捐税，当然也就没有热情；科研是捐税，当然也就“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征来捐去，得到的，除了心理不平衡，还有就是屁――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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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大多数的评论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把有些说话，或者大多数说话，都称为是征说话的捐税。而且因为捐税多了，说话的人自己就得了强迫症，变成了税吏，时刻要强迫自己捐税。
对于征税，无论是国税还是地税，我都没有意见，而且对于国家的税收政策总是非常支持的，有个人完税证明为证。但是，如果干什么都要征捐税，当捐税来完成，那就得――用家乡话讲――“说道说道”了。
我是个大学老师，对于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老师该干什么，原本知道一些（这是谦虚的说，我以前还以为自己很懂呢。不过，最近越来越没这个自信了）。但是捐税多了，不但“知道不知道”，而且是“不知道知道”了――据说，这也是一种境界，谁知道呢。
“教学评估”是一种形式的征捐税，税额有规定，带数字的叫“硬件”；不带数字的，叫“软件”。（还听说个“潜件”，但不大被提及，也许听错了。）因为税吏来头大，各大学自然闻风而动，成立相应的税务部门“评估办公室”。这可算是要害部门，专门下发文件，制订一切的规范或格式。
我不反对什么事都制订个规范、格式，高深的道理不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话连早市收管理费的都经常挂在嘴边――说句题外的话，我对这些人是非常反感的，他们在早市上晃来晃去，对卖菜的人大声呼喝，看见能吃的抓起来就塞在嘴里，传说只有工商或城管的亲友才能谋得这样的肥差。问题是如果这个规范、格式太细化，那就不是规矩，而是肉麻了。把肉麻当做有趣的本事我到现在还没学会。
举例子说，要求试卷都有统一的“抬头”，写上××大学××学院××系××试卷，能算上是规矩；要求每份试卷小题目不能少于20个，题型不能少于5个，每道大题不能超过25分，依我看就很没有必要。至于每道题都得写上“本大题一共××小题，每一小题××分，共××分”这样的规定，除了肉麻以外，还有把学生当傻子的嫌疑。批改试卷时，学生答对了加××分，答错了加0分，把改卷子的老师当傻子和白痴――对于这种事，孔子他老人家有话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评精品课程，出精品教材，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征捐税。精品当然好，人见人爱，我们去超市买东西，恨不得自己挑进购物筐里的都是精品。但是，教育、教学毕竟不是商品，不能简单的对待和评判。一门课程该不该开设，开设了讲什么，怎么讲，应该尊重的是主讲教师的意见，而不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关系的人的看法。而且，我私下里总以为，能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才是真正的大学。全部的大学都讲一样的精品课程，使用一样的精品教材，培养一样的精品学生――那就合该全国只设一所大学，其余的都算是分校，采取连锁加盟的管理方式。既降低管理成本，也有利于解决所谓教育资源不平等的问题。好处还不只这些呢，高考也可以“光荣下岗”了，反正哪个学校都是北大，哪个学校都是清华，还考什么呀。再远的好处，我还没敢想呢。
上课对于教师而言，本来是一种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是享受创造和解构的快乐的过程。但是，如果规定了我必需有统一格式的教案和大纲，必需制作和使用多媒体课件，必需遵守教学进度，必需保证学生考试成绩呈正态分布――什么叫正态分布？我始终没弄清楚，据说就是不能给学生太高分，也不能给太低分，对此只能存疑――必需对学生出勤和课堂情况作记录……对此，有一种说法，叫做“教师是课堂的第一责任人”。我们知道有很多种责任人，什么防火责任人、治安责任人、安全责任人、卫生责任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课堂的责任人似乎不应该是老师，而应该是教学楼里的勤杂工。如果失火了，就找防火责任人，发生事故了就找安全责任人――所以，设立个责任人，主要是为了不出事。在教学管理上，我一直以为，不出事只应该是最低标准，而不应该是最高要求。至于谁是第二责任人，有没有第三责任人，第四责任人什么什么的，还是只能存疑。让责任人来上课，不是征捐税，还真不知道是什么。
科学研究需要的是创新，可不知怎么的，研着研着就变成了创收。如果在铅字和人民币之间制订了换算公式（即使是很复杂、很详细的），那就产生什么样的腐败，什么样的垃圾都不稀奇了。于是，一年，有的人能主编十几本的丛书，有的人能发表几十篇文章，有的人能出版几本学术专著，有的人能主持几个不同级别的课题……听上去，和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亩产万斤粮异曲同工。说一亩地能产万斤粮的，被批判为浮夸；一年能发表几百万字的，变成了教授、专家、学者，或者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科学研究是不是非得以项目、课题的形式开展，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动不动就要求说明项目的受益范围，能带来的预期收益、长期收益，我看大可不必。有时候，从事基础学科的研究，就像养一个小孩子一样，要讲清楚收益还真不容易。而且，对于大多数的项目、课题来说，其收益恐怕都至少不像所扯的那样灵光。我总以为，科学研究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而不能总着眼于有用没用，那样显着很小家子气。我还以为，科学研究不应该太跟风。喜欢喝风屙烟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不应该是大学教授。不过，也许是我想错了，最近我不太跟得上形势。
大学里到处挂着牌子，乍一看还以为是小广告贴到学校里，细看原来是某某牛人题写的××研究所、××中心。成立一个所或者中心，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不但能够申请一笔或几笔专项经费，还能够培植、扩展自己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削尖了脑袋也得成立一个啊。至于验收嘛，每年拿出点钱来，请些人开个把研讨会，出版一两本论文集，再把所谓外聘专家的成果拿来充一充数，哪里会不过？
科研工作到这个份儿上，只能说在征科研的捐税。而且，有“羊”在前为饵，大家都变成了狼，捐税强迫症也加重，变成了捐税疯狂症了。
说话是捐税，当然也就不负责任；上课是捐税，当然也就没有热情；科研是捐税，当然也就“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征来捐去，得到的，除了心理不平衡，还有就是屁――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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