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卡波蒂的猎枪

2007-11-07 17:39:42 　　来自: xi
在蒂法尼进早餐的评论   

　　安东尼.契诃夫说，如果你在小说中看到墙上挂着杆猎枪，那么在该小说结束前，你总能等到子弹迸发而出的时刻——伤害或被伤害，总之它不会永远悬挂在墙上。关于这条叙事策略，想来很多小说家都烂熟于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在这点上都做得很棒。太露骨，太招摇，反而会像一粒老鼠屎那样败坏一锅粥。而像杜鲁门.卡波蒂这样一个8岁就开始写作，23岁就以《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一举成名，如此这般聪明绝顶的人，是决不会让这样一粒老鼠屎出现在他的小说中的。在1958年出版的这部“短小的长篇小说”《在蒂法尼进早餐》里，他就频繁地使用契诃夫的猎枪，但如果你的心思不够缜密却又是很难发现。
　　
　　一、 防火梯
　　
　　如今，防火梯已然成为历史的陈迹。你只有在关于20世纪4、50年代的美国电影里，或是纽约的一些旧式公寓外才能寻觅到它的踪迹。这是一种挂在公寓外、铁制的、呈Z形的装置。所谓防火梯，顾名思义，就是防火逃生用的梯子，也许用英文更能说明其功用：the fire escape。这种装置，随着纽约1938年市建筑法（简称旧法）的颁布才得以兴起。也就是说在1938年以前的建筑只有一个楼梯，由于不能达到规定的两处逃生口的要求，“旧法”才规定要在公寓的外墙上安装防火梯。但这项规定在1968年的新法中废除了，取而代之的防火阳台。1938到1968，防火梯的生命不过短短30年左右。
　　《在蒂法尼进早餐》的故事发生时间是二战期间，地点在纽约。因此你在小说里见到防火梯就像在水中见到鱼、街上见到人群那样合情合理，因为时间合适，地点也合适。
　　“防火梯”是随着卡波蒂对他曾住过的一个房间描述出现的。语意之间，它看似若有似无，一带而过，但却并非无关紧要。
　　在东七十几号街那幢褐石公寓的那个房间，也是第一次属于“我”自己的房间里，“我”看着摆着的书，几筒没有削的铅笔，感到想成为一个作家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生活贫困，但语调间却因写作而带来的自适自足隐约可现——如果这也是早年卡波蒂的声音，难免会让人联想到他后来糜烂的生活。两厢对比，总是让人唏嘘。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总是在想，如果后来的卡波蒂也持有这份心态，他的写作想来会是另一番景象。
　　卡波蒂是这样描述这个房间的：里面摆满了古色古香的家具，一张长沙发，几把套着那种使人发痒、红得古怪的天鹅绒的肥大的椅子，使人联想起仿佛在大热天乘坐的一节火车里似的。灰泥粉刷的墙壁，颜色活像吐出的烟草的口水。到处张贴着罗马遗迹的图片。仅有的一扇窗子对着一道防火梯。
　　你看，直到描述完整个房间后才顺带提到房间外面有一道防火梯这么一回事。但这并不代表防火提并不重要。要我说，房间的陈设可以更换，但是如果没有了这道防火梯，这个故事甚至无法开始也不好结束。如此重要的埋伏，而卡波蒂的态度却是如此随意，这正是他的狡猾、高妙之处。　　
　　小说里有三处关键的情节转折都得倚赖这道防火梯才能完成。
　　卡波蒂对防火梯第一次使用使得“我”和霍莉小姐的相识成为了可能。在这之前，尽管我从信箱上知道有她这样的一个人——“霍利小姐在旅行中”，知道她每天都很晚回家，知道她会坐在防火梯上让风吹干头发、谈吉他、唱歌，尽管她后来晚归时也会按响“我”的门铃，他们偶尔也会在大街上碰到，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两个人在相互结识上有任何进展。如果没有防火梯，两人可能永远会是相见而不相识。有天晚上，霍莉小姐爬上了防火梯来到了我的窗口，接着又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我的房间。这样，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往下发展了，不然真不知卡波蒂会用哪一种方法让他们相识。
　　后两处发生霍莉小姐涉嫌贩毒案被捕之后。一处在她要求“我”替她喂食她的猫，我则从防火梯爬到她的房间里。也就是这个动作，“我”发现了霍莉小姐的情人在背叛她。巴西人何塞的表弟正在收拾他的东西，并且转交了何塞的一封信。这封信暗示了霍莉小姐的梦想，那种在“蒂法尼进早餐”，四周坐着高贵气派的人的生活梦想破碎了。——这里我要顺便提及该小说的另一个中文译名：《郝莉小姐在旅行中》。这是董乐山的译法。译者认为，蒂法尼（Tiffany）,指的是纽约一家高级的珠宝首饰店，不是饭店或酒楼，当然这毫无疑义。但是他又说，“作者在小说中把它作为酒楼的名字，目的是显得豪华气派。作为书名译成中文也许会使读者费解，因此译本用书中主人公的名片上所印的两行字作为书名。”后来在一次星期六的读书会上，一位老师甚至认为在蒂凡尼进早餐是根本不可能的，言下之意，书名到有些莫名其妙的意思了。这些做法、想法都太过于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了。难道他们会比卡波蒂更理解小说的精髓？作为读者，包括译者，所做的不是去否认作者，而应该尽量去理解其中费解之处，即使你不理解，你也应该相信作者，尽量保持原样放在那里。在蒂法尼进早餐，其中的意思不在于蒂法尼不是一家酒楼，因而不可能进早餐，而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意象，一个来自乡下的姑娘，带点浅薄无知的姑娘对一种华丽的生活的剪辑和想象。这样也就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了。“在蒂凡尼进早餐”这一意象的意蕴是直白的“郝莉小姐在旅行中”所没有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最后一处则在霍莉小姐要离开的时候，那时大雨倾盆，“我”在雨中的防火梯里爬上爬下为霍莉小姐带出了首饰、百年陈白兰地，猫以及那枚圣克里斯托弗像章。这一处的使用我不想夸大它的作用，但至少它使得霍莉小姐能够顺利潜逃而不费周折，也使得后来她把猫丢在西班牙区的这一表演提供充裕的时间。
　　
　　二、 隐秘的导火索：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
　　
　　以上便是“防火梯”对小说情节发展所起的效用。显然，那句“仅有的一扇窗子对这一道防火梯”绝不仅仅是句赘语，防火梯也绝不是摆饰。与“防火梯”一样，小说还埋伏着另外两杆猎枪：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
　　《在蒂法尼进早餐》中发生的事件很琐碎，缺乏连贯，它们基本上是按照时间流逝窜连起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事件中，如我与霍莉小姐相识，霍莉小姐家中的聚会，圣诞节互赠礼物，我与霍莉小姐失和，她丈夫的出现以及她的过去，与巴西人何塞的恋情，最后因涉嫌犯案而逃离纽约……在所有这些事件单元中，最重要的两件莫过于霍莉小姐的丈夫的出现和因涉嫌贩毒案件而逃离纽约。一个导致了她的过去被发现，另一个决定了她的未来。
　　第一件事或多或少解释了那个叫“鲁拉米”的乡下小姑娘何以会成为老是带着墨镜，衣着朴素但却散发着光芒的霍莉小姐的。在这一点上，霍利小姐有点类似于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不甘于平庸的生活而去寻找玫瑰色的爱情，则多少受到浪漫小说的影响。而鲁拉米则是因为那些“杂志”那些“花里胡哨的画面”——这种说法确立的前提是我们能够相信她丈夫的猜测是对的。也就是说，两者的蜕变都有一个“他者”在影响着她们。而霍莉小姐也有那么点包法利夫人的气质。正如她对乔.贝尔所说那样，她是那种不断向上跳跃，最终飞到天上去的“野东西”。这种“野东西”的特质也与霍莉小姐向“我”坦诚的可怕的“红鬼病”相呼应。不过这两位相隔一个世纪，一个大西洋的女人自然也有不同之处。包法利夫人的追求显得浪漫、纯粹，因而变得沉重；而霍利小姐则多带了份世故和现实。并且，正如卡波蒂在她的名字霍莉黛.戈莱特利（Holiday Golightly）所暗示的，无论是得是失她的负担都不会显得太重，她总是会轻快地向前走。她自知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她不会有幻灭感，因为她的眼前总是有大把的机会等待着她。
　　卡波蒂在处理那位得克萨斯州的马医，也就是她的丈夫出现在公寓门前，由他之口说出霍莉小姐的过去，在这一事情上并没有显得特别突兀。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他已经做好了或隐或显的铺垫，他只是在必要的时刻把这个包袱随手抖落而已。而这个包袱的密码就是弗雷德，佛雷德，我的兄弟（可能还包括霍利小姐的弹吉他，和那首歌的曲调：“不想睡，不想死，只想上天逛牧场”）。在“我”与霍莉小姐第一次面对面交谈时，她就称说，“我”与她兄弟弗雷德很相像。这当然可用来解释她对兄弟的深情和怀念，但另外一面，它则以间接的形式告诉读者，费雷德也许就是连接霍莉小姐的过去与现在的一条虚线，一个莫尔斯密码。如果你破解了这个密码，那么只要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她的过去。
　　第二件事直接导致了故事的结束。故事的结尾和开头一样至关重要，这是不言而喻的常识。因为故事如果不被毁灭不被结束，故事作为故事本身就会毫无意义。很多小说家，比如约翰.欧文，在写小说的开头时很有可能也在心里谋划着如何结束它。《在蒂法尼进早餐》的卡波蒂也是如此。也是在“我”与霍莉小姐的第一次交谈中（这次交谈埋伏的信息可真多啊），我们知道霍莉小姐每个星期四都会去往辛辛监狱看望一个叫萨利.托玛多的人。这点在以后偶尔也会被提及，但是看起来似乎并不怎么重要。但这条隐秘的线索，像是导火索般“滋滋滋”地燃到了结局部分，最终在那里爆炸了。当你看到这起爆炸事件时，你会怎么想？你也许会感到惊讶，但又会立马幡然醒悟，开始去赞叹作者不动声色的设计。原来这家伙从一开始就想好了这么干啊，可是他还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你也许会这样想。
　　与防火梯一样，费雷德和萨利.托玛多，这两个密码埋伏在小说纷繁的小事件里又一次显示杜鲁门.卡波蒂在编织故事方面上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