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

2007-11-05 10:35:12 　　来自: 大荒九派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评论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著者：陈平原
　　　　出版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6月第1版
　　　　
　　　　陈平原是我一直以来就比较喜欢和尊敬的学者。在家乡读书的时候，被古龙小说迷得神魂颠倒，倾心于《千古文人侠客梦》之名，加之“陈平原”三字，也有古之平原君风采，遂苦心搜求此书，但直到毕业仍无缘得见。后闻见渐广，八卦掌故耳食之谈，多有听闻。乃知陈早年求学于岭南中山大学，后因情负气，北上京华，投入王瑶门下，浸淫有年，读书甚勤，学养渐厚，眼光甚锐，胸怀渐广。80年代中期，陈与钱理群、洪子诚等燕园才俊，观乎时变，揆诸学理，振臂一呼，祭起“重写文学史”的大旗，竟使学界风气，翕然一变，终成当代学界经典故事。其后陈氏致力于现代文学研究，于小说史多有论列。至90年代，眼界大开，治学之域扩而至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再沿波讨源，上溯至古典文学之研究。学术之外，平日散文、札记著作，也有不少，可见其笔耕之勤。我在曲阜和师大求学之时，曾两次聆听其关于文学史的讲座，听其言、观其人、读其书，虽无80年代的勇气与锐气，而春风化人，析理通透，自有高格。2004年，曾与一位朋友对床夜语，论及陈平原，我们都称其为一个纯粹的读书人，但朋友称其为“性情中人”，我却许之为一位“有情怀的人”。盖我平时所见性情中人，多为狂者，或自许为狂者，真狂者常无自反之心，率意任情，不为旁人考虑，不过SB耳；佯狂者虚称豪放，纵意妄为，临难却每有苟且算计之心，盖性情者，推卸责任之借口也。而有情怀的人则不然，他坚持着作为一个人必要的责任感，对外界纷繁人事都善于作出一种同情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来说，在必要的谋生之资之外，内心中还有一片宁静的天空，或者说是自己心灵的后院。陈平原此人，虽无缘深交，而读其平时文章，常有此感。2004年9月底，曾在上海福州路上购得所著《茱萸集》一书。翻阅之下，如对老友，娓娓而谈，正与其讲话风格相类，絮叨处自有温暖。
　　　　这本《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也是在工体2005年冬季书市上所得。此前曾经在《文史知识》上读得最后一篇《志在述学与文艺其末—汪中的为人与为学》，非常喜欢文章的课堂口语风格。盖此书本是“三联讲坛”丛书之一册，而该丛书编纂之初就属意于“秉持实录精神，不避口语色彩，保留即兴发挥成分，力求原汁原味的现场氛围”。这种风格，很容易使人想起宋儒的语录，比如南宋黎靖德所编的《朱子学案》，那种鲜活的南宋时期的口语真实的展现了朱熹的思想和性格，即便是千年之后的今人读来，也如回到南宋时期，在山明水秀的书院之中，听座上的朱子纵论古今天道。陈平原此书，也正将人从芜杂的俗事中拉回到久违的课堂之中，以其亲切和缓的南方普通话，敷衍出一大篇通俗化的明清文人“学案”。据陈平原讲，这个明清散文研究的课程本来是准备讲明清十八家的散文，这明清十八家之说，本来源自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所谓祸害中国文学的“十八妖魔”。当然，陈所谈的明清十八家，已非陈独秀指斥的明前后七子和归、方、刘、姚；而是指李贽、陈继儒、袁宏道、张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归有光、王思任、龚自珍、刘侗、徐弘祖、傅山、李渔、袁枚、章学诚（其中汪中之前九家书中各列单章论述，归有光之后九家则因各种原因未能收录）。此书之所以选择专人加以论述，而非通史，陈平原引用刘永济先生之语，以为古人读书“玄览所得，莫不默契于寸心；钻讨既深，自能神遇于千古”，“是则文学史者，直轮扁所谓古人之糟粕已矣”。故宁从具体对象入手，“尚友古人”，出入于为人与为文之间，对其文步步为营，抽丝拨茧，既了解古人之得，也深知古人之病。正因如此，该书虽有探寻晚明到清代文章发展沿革的通识，仍然立足于具体的作家作品，而本书的最大亮点，也并非揭示了明清“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的文学史常识，而在于勾画出晚明与清代几位文人的鲜明个性和隐秘故事，展现出异人奇事的独特风采。
　　　　我之喜读此书，主要还在于三点：
　　　　其一为鲜明的通变意识。虽然对于古典文学研究，陈平原并非当行本色，但古今之理一也，古典文学的畛域也并非难以跨越，更重要的是，陈有意识地从所擅长的现代文学领域出发，阐述明清散文至新文学的变革与发展。正如“十八家”来源自陈独秀的“十八妖魔”，陈在具体论述中，也常常结合新文学运动，谈及现代文学对明清散文的继承与现代作家对明清文人的评价。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周作人等人对古文极力丑诋，但是这些人毕竟从旧文化的堡垒中杀将出来，所以论人论文常能中其肯綮。而陈平原或引证，或驳论，或牵引类比，平心论之，常有发明。如论桐城文人在文中诅咒论敌断子绝孙，周作人斥其“识见鄙陋，品行卑劣”，陈则指出桐城文人义理根基浅薄，而卫道热情高涨，故有此举。针对钱玄同“桐城谬种”的指斥，陈引用胡适之语，指出桐城易学、实用性强、容易达到审美与实用的平衡。论袁宏道的闲适，陈平原谈到20世纪３０年代关于小品文和闲适的论争，指出林语堂为了反对道学家的方巾气。可以表彰袁中郎的闲适。反过来，鲁迅出于论战的需要，强调袁宏也有愤恨和不满。但是，陈认为，讨论中国文人的仕与隐，除了政治立场、道德境界、审美趣味等，还必须考虑经济实力。论中国古代社会对文体的重视，陈则结合科举制度之兴废，指出科举废后成长的读书人与前代在文风、精神、性格等多方面的变异。虽然许多地方，陈平原限于文章体例，未能展开充分论述，但很多吉光片羽似的评点，常有让人豁然开朗之感。
　　　　其二为出入为人为文之间，论人多体贴入微。陈氏对诸人作品的点评，多是含英咀华的体贴之说，使读者闻之会心而笑。如论陈继儒，名之为《文人的生计与幽韵》，从陈继儒的隐士面貌下，挖掘出明末部分文人的经济生活；在“八十年履薄临深”的遗训中，看出陈氏与其是怕政治迫害，不如说是重视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得罪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衣食父母，看出他以出世的姿态来吸引一般公众，并因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正所谓“闲人不是等闲人”；更因此推出明代山人的独立人格，在一定意义上独立于朝廷的同时，实质上依附于江南出版业的兴盛。再论袁宏道论事的“矫枉过正”，则指出是袁氏自觉选择的论述策略；说是独抒性灵，其实过分期待读者的掌声，在某种程度上为文造情。再如论张岱没有徐渭等人的愤世嫉俗，在于看透，一切都经历过，也都明了。因此，看人看事比较通达，也比较洒脱。“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不是“众人皆醉卧独醒”。我有真性情，别人也有，如此看待世界，就可以避免过分的偏执和孤傲。写姚鼐于《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刻意建构文派，重续文统，迂回曲折，将桐城文派的来龙去脉巧妙地梳理出来。而关于姚鼐辞去四库馆职，游于江南书院之间这生平一大关节，陈平原则以为是不善考据的姚在精英汇集的四库馆受到考据家们有意无意的挤压，不得不掉头而去，另辟新径。而桐城文派之所以大行于世，则与他们重规矩，传门径的讲学方式有莫大关系。虽然他们的文章雅洁，但是读书窄、学殖薄，故思想偏狭，不如黄宗羲等人兴趣广泛、思想通达、作文大气。
　　　　三是牵连古今之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陈平原常在论述中穿插为学的心得，读之颇有教益。如同样是对陈继儒的评价“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吴承学认为揭露得入木三分；郭预衡则认为未得其实，陈颇有用世之意。而陈平原则认为中国文史资料非常丰富，加上诗无达诂，故要见其大，要把持得住，防止过度诠释。论顾炎武作《日知录》，对古人从札记入手做学问的读书方法甚为推崇，而认为现代学者首先从通史入手作学问流弊甚大。“读通史，编教材，发空论，是195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治学的一大歧途”。而“靠读文学史来编文学史，靠读研究著作来撰写研究著作的风气，至今完全没有消歇。”这种做法，正如顾炎武所说：“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论学者之藏书，则引鲁迅语，决不靠孤本秘籍炫耀耳目，“凡所阅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读常见的书，而能作出石破天惊的独立判断，这才是真本事。此外，陈平原于文中还常穿插论世之语，或感怀，或批评，多见其通透的观点，而行文摇曳多姿，跳脱活泼，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如论袁宏道抱怨做官“牛马不若”，陈追问道：以如此鄙薄官场的心态从政，能尽忠职守，治理好地方吗？念文学的，大都喜欢听骂官场的，似乎骂得越凶，越有良知。但是，只表达忧国爱民之心，而不考虑具体实施方案，这样的治国平天下，很是可疑。他论读书态度，则厘为三种：一是开发与利用；二是观察与研究；三是驻足与同化。陈平原屡屡强调这第三种，即是在阅读、思考、品味中，陶冶性情，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实现文化血脉的流淌和贯通，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职业训练。由此可见陈氏之读书人的本色与襟怀。
　　　　
　　　　
　　　　
　　　　　　　　　　　　　　　　　　　　　　　　　（２００６年２月１日至２月２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