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幻象的新闻

2007-11-04 20:04:40 　　来自: malingcat
新闻：政治的幻象的评论   

　　李普曼曾经指出：对于未曾经历过的事件，人们所能拥有的惟一感受只能是这一事件在他心中造成的幻象所引发的感受。就像柏拉图洞穴寓言中所隐喻的那样，其实我们头脑中世界的图像只是对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反映，而新闻传媒，正是这个拟态环境的制造者。新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是对客观世界的镜像式再现，而不过是传播控制者用一个个貌似客观的事实“碎片”所组合而成的拼图，不仅夹带了种种主观意图，也隐藏着巨大的价值陷阱。更为严重的是，当人们依照新闻所呈现的主流政治画面来进行判断的时候，这种画面本身还会自我放大，创造出一个可能并不真实存在的世界。于是悖论的事情发生了：新闻的幻象变成了某种政治现实。美国学者兰斯•班尼特（W. Lance Bennett）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发人深省地提醒公众：新闻客观性不过是个神话而已，新闻自由也并非民主的保障，未来的公民必须摆脱传统媒体的束缚。
　　新闻业作为一个行业，有自己的原则，是为“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这其中，作为新闻业专业化组织标志的是“新闻客观性”。詹姆斯•凯瑞（James Carry）认为，客观性和专业主义长期扭结在一起，甚至可能互为标识。舒德森（M. Schudson）指出客观性是新闻媒介作为一个专业组织的意识形态，既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一整套报道、编辑实践，以及清晰可见的写作样式。 一般认为体现为“准确、公正、平衡、全面”。
　　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班尼特曾将“新闻”定义为“在新闻工作者、政客以及公众每日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持续变化的社会产品。” 换言之，新闻通常是由记者、政治家以及公众通过不完善的信息交流、在不断寻求各自不同目标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和调整位置形成的。而在这种互动或博弈式的变动中，各方都有可能损及新闻客观性。
　　
　　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说，在一个媒体化社会里，新闻执政已经成为政治及治国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从基层的市政厅到总统府邸，从民间的社会运动到精英化的利益集团，各个政治团体对新闻传媒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和深刻。所谓新闻执政，也就是运用新闻来提高公共政策部门的执政形象、执政公信和执政的合法性，概而言之，“新闻的中心任务就是管理和形成舆论”。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治家最为关注的是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
　　1972年，两位学者唐纳德•肖（Donald Shaw）和麦克斯威尔•麦科姆斯（Maxwell McCombs）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提出了议程设置的理论；另外两位学者艾英格和金德（Shanto Iyengar & Donald R. Kinder）在次年发表《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通过实验数据比较确实地证实了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简而言之，人们倾向于了解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立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正如科恩（Cohen）的论断：报纸远不只是一个信息和意见的提供者。很多时候，它可能并不能成功地告诉人们怎么想，但是在成功地告诉它的读者想什么方面，它却极为出色。 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一功能“通过唤起对某些问题的注意，并忽略另外一些问题，影响了观众对政府、总统、政治和公职候选人进行评价的标准。” 换言之，新闻不仅是社会主要的信息源，更是重要的影响源。
　　议程设置理论向政治领域扩散的结果，是将议程设置分为三个层面，即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和公共议程。三者涵盖的范围并不相同，政策议程发生在政策决策组织中，媒体议程发生在新闻传媒的报道内容与报道形式中，公共议程则发生在公共舆论领域。有效的政治传播是将议程设置的三个层面有效地统一起来。任何政府无不希望通过对媒体议程的设置，影响公共议程，最后顺利实现政策议程。正如前白宫传播顾问戴维•格尔根（David Gergen）坦言的：“要成功执政，政府必须确定议程；而不能让媒体来为它确定议程。”
　　在当代社会，这种媒体政治已经无所不在，政治家对新闻进行显性或隐性的操纵和使用，把自己的议题转变成公共议程，通过巧妙控制，使公共议程向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例如，政治的首要目标是控制新闻中的政治形象，而政治形象塑造的四个重点是：1、信息设计，为受众设计一个简单的主题或信息；2、信息突显，传播该信息，使之比其他信息更为显著；3、信息可信性，增加信息可信性背景，提升目标受众对它的接受度；4、信息构架，通过将信息放置到一定的新闻框架中，影响记者讲述新闻的范式，使信息得以强化。
　　
　　从记者的角度来说，准确、公正、平衡、全面是围绕新闻客观性所要达成的目标，首要职责是避免主观成见、拒绝环境影响，从各种推断中筛选出事实，以保证向公众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但是，传播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证明了新闻工作者一方面要受到本身主观性的影响，一方面要受到编辑部等组织环境的约束，而媒介组织自身亦要受到其他社会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制约。1949年怀特（D.M. White）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把关人”的文章，通过对新闻选择的调查，发现新闻选择建立在高度个人主观性的基础上。布里德（W. Breed）揭示了新闻编辑部内部存在的新闻控制。吉伯（W. Gieber）发现编辑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实际上是被包裹在一件由机械零件制就的紧身夹克中，受到来自媒介组织的强大制约。格伯纳（G. Gerbner）认为，信源是施加于大众传播者身上的一种制度性压力。德弗勒（DeFleur）认为媒介的选择本身就是在各种社会系统的制约中进行。 所以，虽然新闻的客观性一直是新闻业的行业准则，但是记者和编辑在实际报道中很难做到客观中立。不仅如此，新闻人物的欺骗行为、还有新闻时效性对客观性的“牺牲”，都使新闻客观性可望而不可即。但是，尽管新闻不可能做到客观，记者和编辑们却发展出一套看起来是客观的、或者看起来是可信的技巧。
　　在记者和编辑的手中，由于采用的解释框架不同，面对同一个客观现实，常常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甘耐姆（Ghanem）将媒体的框架分为四个维度：1、新闻涉及的话题（内容的取舍）；2、外在表现（编辑中的篇幅和位置）；3、认知上的属性（被包含进框架的细节）；4、感情属性（全篇的基调）。在某一个新闻中，不同的属性在一起又构成了重要性的排列等级，比如说一条新闻中写进哪些内容省略哪些内容，强调哪些细节弱化哪些细节，支持哪种情感反对哪种情感等，这些属性依附在事件上，共同传递到公众那里，从而影响公众对于某一事件的判断。
　　大卫•韦弗（David Weaver）和克里夫兰•威尔霍特（G. Cleveland Wilhoit）认为记者有三个角色：解释者、传播者和反对者， 就是说记者的角色是多样的。但是受到周遭环境的压力，大多数记者偏向于“传播者”角色，成为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班内特认为，为了迎合受众、化解压力，新闻报道出现了如下三个倾向：1、新闻个人化，是指在报道中突出个人因素，偏好人情味的角度，而弱化制度、社会和政治背景。2、新闻戏剧化，是指在报道中突出戏剧性因素，偏好极端化的个案和貌似高效的解决方法，误导人们对问题的理解和判断。3、新闻片断化，是指报道中给出的信息零散，很少触及问题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背景，使公众看到的是一个无序混乱的世界。4、新闻报道的权威-无序化，是指报道过于强调权威人物的所作所为和局势是否在向可靠稳定的方向发展，由于过于偏向负面问题，在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
　　
　　从公众的角度来看，他们只是沉默的螺旋中的沉默的大多数，作为政治的旁观者而存在。公众舆论研究表明，大多数人不能对政治问题进行抽象的、整体的逻辑思考。一般人很难明确地说出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对于重大问题大多数人只能记住很少的事实。大多数人看不到问题之间的联系。许多人都很容易改变自己对问题的观点。人们对某一问题了解的信息越多，他们的观点就越容易受那些占据新闻主要位置的政党领袖和政治精英的影响。 而社会学家也忧心忡忡地指出：公民对民主政治日益冷淡，对政府和政治信息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相对于“硬新闻”，他们更喜欢“软新闻” ；相对于“政治化”，他们更喜欢“娱乐化”。爆炸性、恐怖性、丑闻化、绯闻化，这些“低俗”的东西是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就是说，在“新闻”向“娱乐”下滑的推动力中，公众的需要与选择未尝不是重要的一部分。从政治角度来看，人际传播技术的不断提高导致公共领域的不断分裂。媒介选择越是增多，政治知识的鸿沟反而越大。 2004年美国报业总编联合会（APME）的年会将主题确定为“衰退的读者”，后来发表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的文章干脆冠以这样的题目：《让我们谴责读者：假如公众不关心，伟大的新闻事业还是否可能？》。
　　社会学家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认为，一些人在谴责社会和民族的衰落，而另一些人则在庆祝从公共准则和义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是新闻界出了问题，也不是公民出了问题，而是社会政治环境不同了。在公共生活的转型中，公民从18世纪“恭顺的公民”（deferential citizen），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党派公民”（partisan citizen），再到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知情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最后是现在的“有权的公民”（rights-bearing citizen）。公民们并没有消亡，他们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个人化”是其特色。对于他们而言，重要的是“知情权”，当有重大的事情威胁到他们个人的生活和公共利益时，新闻界要负担起提供足够的信息、适时发出警报的责任。就整个社会生活而言，人们的闲暇时间在增多、生活更自由，除非政治机器发生问题、他们感觉不到有什么必要去关心政治。 舒德森的观点其实与李普曼有相似之处，李普曼认为一个自由的传播系统并不能确保完善的信息，因此即使是在自由的条件下，也不能确保事物的真相。而且，自由的敌人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恰恰是新闻和新闻采集的本质、受众的心理以及现代社会的规模。
　　
　　总体而言，新闻客观性的坍塌有多重原因，除了以上结构性因素之外，新闻业“事业化”和“商业化”的矛盾是症结所在。然而，新闻业已经是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一个理想的新闻体系中，新闻要更加公共化、更具分析性、更有历史深度、更有批判性、更能反映问题，归根结底，面对客观性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正是因此，对公共服务媒介的呼吁重新出现。公共服务媒介以公共利益为着眼点，重点是允许、鼓励、提升公众的参与和表达，塑造产业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间，也就是说：孕育公共生活、鼓励公共空间、提升公民文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保证公共利益置于媒介自身的利益之前，或者说，将公共利益与这一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媒介的利益相统一，所以，公共服务媒介自身的公共性质必须得以确认。传统上，国际世界按照两个指标来看待公共服务媒介的独立性，那就是：独立于市场、独立于政府。与此相应和，强调主体性的公共新闻事业（public journalism）运动，也在西方缓缓展开，这一运动要求新闻工作者视人民为公民，是公共事务的潜在参与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观者，要求帮助改善公共讨论的环境、改善公共生活。 同时，也有许多人将梦想寄托于新媒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