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的伤口——评《薄荷糖》

2007-10-07 20:54:04 　　来自: 誠實可靠小郎君 (泡妞靠的就是像我这样销魂的眼神)
박하사탕 / 薄荷糖的评论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
　　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
　　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
　　 ——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五》
　　
　　 少年咏此，尝以为是劝人惜时的陈词滥调，读至“白日忽蹉跎”就断断不肯看下去；倏忽间我已不再少年，“失路将如何”的词句才越发深刻刺眼。看电影《吴清源》有一个场景：吴清源忽从车上下来，孤零零站在山道上，茫然不知何之。马齿徒增，行路越远，我越觉得不可途中驻步；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只要在人潮涌动的街口稍停片刻，就会不知该往何处去，又该往何处返。《晋书•阮籍传》：“（阮籍）时率意独驾（车），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嗣宗穷途而泣，并不仅仅是对前路的迷茫绝望，或者是对来路的芜蔓心伤，而是对自己的此在（Dasein）和所在（Sosein）的忧愤哀恸。
　　
　　 在《薄荷糖》的开头，主人公金永浩对着奔驰而来的火车张臂大呼：“我要回去！”阮嗣宗在他的诗篇里忧伤地说：“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墨子和杨朱所悲泣的并非对自由选择而带来的需自身承担责任的恐惧，而是如“穷途而泣”一样，是一种对“当下”的哀伤，练丝曾是黑的将是黄的，人从此道来将从彼道往，都冥冥中自有安排，各有其造化际遇；然而，练丝丢落了它的白，杨朱遗失了他的羊——这就是“宿命”。金永浩终不得年少，但影片却用倒叙的手法，随着隆隆的火车带我们回去永浩的这二十年。
　　
　　 从金永浩1979年郊游、1980年入伍、1984年退伍当警察、结婚、1987年拷打追捕异议人士、1992年辞职创业、发财乃至破产、1999年自杀，人的一生可以浓缩成短短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而与之相应的韩国历史也可以几笔带过：1979年“汉城之春”、1980年光州事件、1987年汉城改宪大游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与全斗焕下台、1993年金泳三当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全斗焕与卢泰愚终审判决。在历史面前，个人命运犹如青萍毫末，跌宕飘忽，无可奈何。
　　
　　 电影将永浩一生悲剧的肇因，归咎於1980年5月18日的那个夜晚，士兵金永浩在光州执行镇压任务时误杀了一个少女，影片中屡次提及永浩在那夜留下的脚踵旧伤，正是暗示着少女之死便是永浩一生命运的阿咯琉斯之踵，当金永浩在火车站与情人尹纯仁分手的转背、当永浩在医院探望纯仁后的楼梯口，每当触及心灵最柔软的部分、最悲伤的所在，记忆的悲楚就如同脚踵上的旧伤突然发作——不管你是风光或者落拓，傲慢还是市侩。
　　
　　 少女之死只是一个象征，象征着金永浩“质朴的自我价值感”丧失。光州事件中所有的镇压行为一如古往今来的流血镇压一样，公权力裹挟着个体，胁迫他们对着同样的个体施暴。金永浩的个人悲剧，其实就是公权力对个体的戕害，不管你是持枪的还是被枪击的，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1987年当警察的金永浩拷打异议人士崔明植，一耳光，接着又是一耳光，持续不断地扇着崔明植的耳光，一边问道：“不好受吧。”崔明植先是倔强、愤怒逐渐胆怯、害怕乃至躲闪逃避，却没有反抗。扇耳光所带来的心理痛苦要远大于肉体，是一种对人尊严的剥夺和施暴；然而这也正暗示着金永浩自身的处境——被国家公权力剥夺尊严和良知，却无法报复反抗。就如同被教官踩得粉碎的薄荷糖，个体的这种无能体验的体验，正是舍勒所谓的“怨恨”的心理动因。正是由于国家公权力对金永浩的裹挟强迫，使得其个人在对施暴的同时也 “受伤害”。这是吊诡的事情，因为我们目力所及的强权体制内的施暴者往往更乐意滥用暴力来展现自身手中可掌握的国家公权力，就如同金永浩在拷打犯人时夸张卖力地滥用暴力。
　　
　　 但事实上并非个体在利用国家公权力，而是国家公权力在驱使个体。正是由于公权力强制驱使所导致的违背个体意愿，破坏道德价值，从而使得个体感觉“受伤害”和报复感。永浩是道德感很强烈的人，不仅仅表现在他会在夜总会警告那个未成年的陪酒女，金永浩的妻子提到他受不了狗，“因为狗是狗”。在警察局里他由于对拷打犯人残忍无情而被叫外号“疯狗”，他自己仿佛也欣然接受。但事实上，在金永浩心里自己现在的所为是卑贱而不道德的，自己只是国家公权力的一条狗，他厌恶狗实际上就是厌恶当下自己的心理影射。而在1992年的聚餐上金永浩踢宠物狗波比和1999年自杀前在前妻的屋门口逗弄讨好波比，则凸显了金永浩“和狗一样”与“比狗不如”的心理情境的对比。然而这种强烈的道德感却恰恰来自于那晚的误杀，强烈的负罪感导致了金永浩的心理亏欠；而被公权力裹挟的事实则让金永浩产生了报复感。这种报复感却被更强烈的无能意识所抑制，於是转化成怨恨。
　　
　　 “受伤害愈是被感受为‘命运’，报复感便愈是转化为怨恨”（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当金永浩的这种受伤害感被无能意识所笼罩，於是不得不感受为命运，因此也就更加缺乏改变这一切的动力，因此金永浩将怨气发泄到了现存的一切之中。金永浩离开爱人纯仁而和一个自己不爱的人结婚，不断地对犯人施暴，哪怕是经商发财的时候，他依然是怨愤的——他一边和女秘书在汽车里野合，冷落妻子，一边却跟踪自己的妻子，暴打妻子和通奸者。“……盈利欲是对得不到与……自我价值感相应的社会承认的过度补偿”。金永浩辞职经商却是出于对得不到相应的内心道德承认的补偿，然而金钱有了，地位也有了，可是金永浩依然愤懑。
　　
　　 我所在的社会中，有着许许多多的金永浩，他们或多或少经历过或正经历着被国家公权力“伤害”的事，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他们心怀怨恨，追求金钱。他们的妻子偷情，他们自己包养情人，他们对别人和对自己一样残酷，他们热衷攀比，攀比学历，攀比地位，攀比子女的成绩，攀比各种排场，攀比认识的朋友，攀比服装、名车和情人，在攀比中获得自身的价值。他们都是事实上的懦夫，他们无力改变一切，於是他们怨恨这个世界。
　　
　　 但更多的人缺乏金永浩的道德感，所以他们不会像金永浩那样被怨恨和道德感的张力所撕裂；他们是一种更粗糙的生命，没落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永远都存在於公权力高张的时代，每一次对人民的枪响之后，又将有多少金永浩会在群山的那个夜里哭泣呢。
　　
　　 峻切的嵇康惨遭横死，山涛、王戎和向秀纷纷投靠妥协，阮嗣宗被逼迫写劝进表，假若公权力对名士们的戕害被感受为一种宿命，那么生者的心中一定充满怨恨——不管是积极迎合的人还是无奈沉默的人。我们应该庆幸，在韩国公权力最终被套上宪政的缰绳，使得宿命的伤口可以渐渐淡去；但是那些依然公权力肆虐的国度呢？个体的怨恨会不会积聚起来而形成可怕的报复洪流，毁灭一切——就如同两晋的破灭，不也正是在阮嗣宗们“失路将如何”的哀叹中开始的么？
　　
　　 抛却王勃“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豪迈，面对人生的歧路，行经踏过，夕阳流叹，忍不住要像金永浩那样愤懑：“生命真的是美好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