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9-02 15:33:18
来自: 微光
(回归冷静和理性。)
La Stella che non c'è / 消逝的星星的评论
注：下面的文字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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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星星》是阿梅里奥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一家即将倒闭的意大利钢铁厂将一台高炉设备卖给中国企业。机修工文森佐（Vincenzo ）担心设备中一个阀门可能存在事故隐患。他找到中国贸易代表团，一出场对机器的解释似乎是振振有词，但他的自信并没有赢得中国式的官僚主义的信任。而后，他只身一人携带可以替换的阀门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发现采购团只是一个中介公司，而高炉的真正买家已经不知在何方。他随即找到曾经做过中方贸易代表团翻译的中国人刘华一路追踪设备的下落，从武汉、重庆直到宁夏和包头，最终找到这台设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掀起的现代化运动至今将近三十年，其经济规模的膨胀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文化观念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大国的嬗变，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素材。今天的西方人如何感知和体察中国，是这部影片的寓意所在。围绕这一主题，影片有两个立意。
第一，如同阿梅里奥自己所认为，这是堂吉柯德的现代版。文森佐只身来到中国，漂入茫茫人海。在中国的八十天拍摄成为一场穿越“地球”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险。在各种交通工具的旅程中见证摩天大楼的豪华、沉重而巨大的工矿区、混杂的车站、喧闹的轮船、破旧的卡车，从世界级别的大都市，逐步过渡到贫困落后的内地，刺耳的机器轰鸣，破败的乡村，疲倦的表情，灰色的人群，一路惊奇，精疲力尽。显然，中国的发展需要替换的是更多的社会阀门而不仅仅是一个金属阀门。他的最初使命逐渐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变得模糊而孤独。最后，在黄河的渡船上，他为自己的经历而感伤，在小火车站的站台上体验到一阵因为拯救别人而得到默认的温情。天空湛蓝，牧场青青。意大利首席男星塞尔吉奥•卡斯特利托的表演告诉我们，最后他所扮演的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是他本人在身临其境时，面临贫困和现代之间的社会反差而激发出来的表情的不由自主所泄漏出来的一个西方人的内心感受的复杂性。
无疑，这场奥德赛式的旅行凸现出一种西西弗式精神。在武汉被工厂门卫搜身、关禁闭，通过翻译解释被放出来以后，首先考虑的是阀门的完整；在火热的山城重庆，他栖身在拥挤简陋的家庭旅馆；在西北宁夏的荒漠般的工地上，他忍受着工地翻斗车的来回往返；在包头的工厂大门，他坐在地上重新检验阀门的可靠性。种种行为表明主人公的性格、命运和吃苦精神。也许带有几分天真，带着一个阀门来到一个类似宇宙穿梭飞船的“世界工厂”。勇气来自何方，这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意大利人性格当中的“一根筋”精神，更源于文森佐按照他的想像，相信这个简单的阀门可以拯救工厂乃至拯救中国。《消逝的星星》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情感西部片”。正如主人公名字Vincenzo Buonavolontà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好意”。然而，这种好意所暗示的是西方艺术家对中国未来的一种道德忧虑。
导演阿梅利奥承认，主角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性格逻辑使他开始反思中国的未来。他认为，主人公文森佐的价值观因为陈旧而在今天不合时宜，这不仅仅在意大利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作为一种题解，影片借用中国翻译刘华用道德名词来解释中国国旗上面的五个星，由此隐喻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反差使得经济现代化运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腐蚀社会理想。影片所期望的是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智慧出发超越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世界影响所潜藏的巨大风险。影片似乎隐隐约约地期望中国如同文森佐一样在不断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走到终点。但从影片的处理来看，万里之外的阀门最后被随意地扔进废料堆。似乎，作者的这种理想是没有被保险的，作为意象的中国还是一个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寓意是借助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曲线来表达一种文化意义的同情和拯救。这主要是通过影片的女主人公刘华的命运来表现。文森佐一出场就使得刘华失业。作为一个未婚母亲和小语种专业出身的普通青年，生存始终是一个问题。文森佐的来到使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并有时不得不忍受文化误解的委屈。然而，正是文森佐的堂吉柯德精神使她受到感召，向他表达中国人正在寻找“消逝的星星”。几经磨难，最后在内蒙锡林浩特某小火车站的再次相聚，基本完成她对文森佐完全认同和理解的心理历程。
这无疑符合西方文化观念中一直比较习惯的中国女性化想像。这种文化想像的置换形成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对我们提出文化身份的定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提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是不够的，还要经得起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观的道德审视。虽然，我们不否认影片本身对中国社会场景的真实纪录所蕴藏的一种无可非议的人道关怀。这样一部以中国当下现实社会场景为叙事内涵的影片自然会激发我们对文化认同的反思。而从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来看，文化认同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叙述、历史和空间的流动的试探，在众多参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中，通过信息的发送、阐释、接受、反馈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重复，逐渐形成制度的建构。《消逝的星星》通过男女主人公相互交流的对话式结构不仅为叙事本身提供时空的支撑，也在文化挣扎、文化差异、文化翻译和文化交融的时空转换中寻找一种新的意义的可能性。
无疑，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还在继续扩大社会差异和社会分化，阿梅里奥的影片表明，新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表现的活力和空间，正如《消逝的星星》把镜头从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逐步摇移到中国内地的乡村小镇，这种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南北差异在意大利也不例外。在《小小偷的春天》中，从美丽而贫瘠的西西里岛来到意大利北方工业大都市非法谋生的罗塞塔一家正好是这种南北差距的社会牺牲品。正如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指出：“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异，以及出现的各种解释理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是围绕着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出现的争议的一部分。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如此落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资源匮乏，中心－边缘的依附性，政府决策失误，市场失败，亦或是‘文化因素’？”（[美]罗伯特•普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85页）社会学家还在进一步思考，而作为电影艺术家的阿梅里奥的影像创作通过审美形式同样表达了这种思考的逻辑。
转载摘录自陈卫星：《人道主义的展示与文化的历险》，载《博览群书》2007年3期，网络链接：http://academic.medi
10/10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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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tella che non c'è / 消逝的星星的评论
注：下面的文字不是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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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逝的星星》是阿梅里奥2006年威尼斯电影节的参赛影片。一家即将倒闭的意大利钢铁厂将一台高炉设备卖给中国企业。机修工文森佐（Vincenzo ）担心设备中一个阀门可能存在事故隐患。他找到中国贸易代表团，一出场对机器的解释似乎是振振有词，但他的自信并没有赢得中国式的官僚主义的信任。而后，他只身一人携带可以替换的阀门来到中国。在上海，他发现采购团只是一个中介公司，而高炉的真正买家已经不知在何方。他随即找到曾经做过中方贸易代表团翻译的中国人刘华一路追踪设备的下落，从武汉、重庆直到宁夏和包头，最终找到这台设备。
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掀起的现代化运动至今将近三十年，其经济规模的膨胀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不论是社会制度还是文化观念显然有别于西方的大国的嬗变，成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素材。今天的西方人如何感知和体察中国，是这部影片的寓意所在。围绕这一主题，影片有两个立意。
第一，如同阿梅里奥自己所认为，这是堂吉柯德的现代版。文森佐只身来到中国，漂入茫茫人海。在中国的八十天拍摄成为一场穿越“地球”而不是一个国家的历险。在各种交通工具的旅程中见证摩天大楼的豪华、沉重而巨大的工矿区、混杂的车站、喧闹的轮船、破旧的卡车，从世界级别的大都市，逐步过渡到贫困落后的内地，刺耳的机器轰鸣，破败的乡村，疲倦的表情，灰色的人群，一路惊奇，精疲力尽。显然，中国的发展需要替换的是更多的社会阀门而不仅仅是一个金属阀门。他的最初使命逐渐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变得模糊而孤独。最后，在黄河的渡船上，他为自己的经历而感伤，在小火车站的站台上体验到一阵因为拯救别人而得到默认的温情。天空湛蓝，牧场青青。意大利首席男星塞尔吉奥•卡斯特利托的表演告诉我们，最后他所扮演的不是角色，而是他本人，是他本人在身临其境时，面临贫困和现代之间的社会反差而激发出来的表情的不由自主所泄漏出来的一个西方人的内心感受的复杂性。
无疑，这场奥德赛式的旅行凸现出一种西西弗式精神。在武汉被工厂门卫搜身、关禁闭，通过翻译解释被放出来以后，首先考虑的是阀门的完整；在火热的山城重庆，他栖身在拥挤简陋的家庭旅馆；在西北宁夏的荒漠般的工地上，他忍受着工地翻斗车的来回往返；在包头的工厂大门，他坐在地上重新检验阀门的可靠性。种种行为表明主人公的性格、命运和吃苦精神。也许带有几分天真，带着一个阀门来到一个类似宇宙穿梭飞船的“世界工厂”。勇气来自何方，这不仅仅是人们常说的意大利人性格当中的“一根筋”精神，更源于文森佐按照他的想像，相信这个简单的阀门可以拯救工厂乃至拯救中国。《消逝的星星》被西方评论家称之为“情感西部片”。正如主人公名字Vincenzo Buonavolontà在意大利文中的意思是“好意”。然而，这种好意所暗示的是西方艺术家对中国未来的一种道德忧虑。
导演阿梅利奥承认，主角的一竿子插到底的性格逻辑使他开始反思中国的未来。他认为，主人公文森佐的价值观因为陈旧而在今天不合时宜，这不仅仅在意大利如此，中国也不例外。作为一种题解，影片借用中国翻译刘华用道德名词来解释中国国旗上面的五个星，由此隐喻中国整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反差使得经济现代化运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腐蚀社会理想。影片所期望的是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智慧出发超越现代性的一般规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世界影响所潜藏的巨大风险。影片似乎隐隐约约地期望中国如同文森佐一样在不断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走到终点。但从影片的处理来看，万里之外的阀门最后被随意地扔进废料堆。似乎，作者的这种理想是没有被保险的，作为意象的中国还是一个福柯所说的“异托邦”。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寓意是借助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曲线来表达一种文化意义的同情和拯救。这主要是通过影片的女主人公刘华的命运来表现。文森佐一出场就使得刘华失业。作为一个未婚母亲和小语种专业出身的普通青年，生存始终是一个问题。文森佐的来到使她感觉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并有时不得不忍受文化误解的委屈。然而，正是文森佐的堂吉柯德精神使她受到感召，向他表达中国人正在寻找“消逝的星星”。几经磨难，最后在内蒙锡林浩特某小火车站的再次相聚，基本完成她对文森佐完全认同和理解的心理历程。
这无疑符合西方文化观念中一直比较习惯的中国女性化想像。这种文化想像的置换形成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对我们提出文化身份的定义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提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市场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是不够的，还要经得起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观的道德审视。虽然，我们不否认影片本身对中国社会场景的真实纪录所蕴藏的一种无可非议的人道关怀。这样一部以中国当下现实社会场景为叙事内涵的影片自然会激发我们对文化认同的反思。而从中国一百多年以来的历史变迁来看，文化认同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线性的，而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叙述、历史和空间的流动的试探，在众多参与群体之间的交流中，通过信息的发送、阐释、接受、反馈过程，以及对这个过程的重复，逐渐形成制度的建构。《消逝的星星》通过男女主人公相互交流的对话式结构不仅为叙事本身提供时空的支撑，也在文化挣扎、文化差异、文化翻译和文化交融的时空转换中寻找一种新的意义的可能性。
无疑，最近三十年的经济全球化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也还在继续扩大社会差异和社会分化，阿梅里奥的影片表明，新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表现的活力和空间，正如《消逝的星星》把镜头从上海浦东的摩天大楼逐步摇移到中国内地的乡村小镇，这种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南北差异在意大利也不例外。在《小小偷的春天》中，从美丽而贫瘠的西西里岛来到意大利北方工业大都市非法谋生的罗塞塔一家正好是这种南北差距的社会牺牲品。正如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所指出：“意大利南北方的差异，以及出现的各种解释理论，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是围绕着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出现的争议的一部分。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如此落后，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是因为资源匮乏，中心－边缘的依附性，政府决策失误，市场失败，亦或是‘文化因素’？”（[美]罗伯特•普特南：《让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85页）社会学家还在进一步思考，而作为电影艺术家的阿梅里奥的影像创作通过审美形式同样表达了这种思考的逻辑。
转载摘录自陈卫星：《人道主义的展示与文化的历险》，载《博览群书》2007年3期，网络链接：http://academic.me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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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片国家/地区: 意大利, 法国, 瑞士, 新加坡
影名: La Stella che non c'è
导演: Gianni Amelio
语言: 普通话, 意大利语, 武汉话, 重庆话
上映日期: 2006-09-08
imdb编号: tt0448131
简体中文名: 消逝的星星
主演: Sergio Castellitto, Tai Ling
又名: The Missing Star, 消逝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