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地虚假——读《鸟》 (评论: 鸟)

2007-06-25 17:53:27 　　来自: 左派青年李小建 (桂林)

鸟的评论

　　
　　
　　
　　我对国内某些小说家是有信心的，比如苏童，比如鬼子，比如北村。
　　无庸置疑，北村的《周渔的喊叫》是一部好小说，难得一见的好小说。然而，读完北村的《鸟》之后，我不得不对作者的虚构能力和写作取向保留怀疑态度。
　　说实话，读完《鸟》之后，我没有惊异，也没觉得荒诞，只觉得虚假，彻头彻尾的假。当然，小说都存在虚构，但虚构和虚假不是一回事。这部鸟，无论是在人物性格塑造，情节演变还是主题表达上都让人感觉作者是在荒唐杜撰，无耻地杜撰，不知所谓地杜撰。
　　小说讲述的是一个来自闽西农村的康生和张敏的爱情婚姻故事。在大学里，康生以其孤僻、敏感、脆弱的个性以及诗人身份深深吸引了“校花”张敏。才子佳人之间的结合成了合乎情理的事。婚后的康生整天的工作就是写诗和听音乐，从不去工作。家庭的责任于是就转到张敏一个女人身上。而康生“是永远不会动的”。在张敏眼里，康生完完全全像个孩子，至多是他的弟弟。而这位诗人康生，除了写诗，就没有什么生活能力，每天动不动就痛哭流涕，“为一丛菊花忧伤半天“，像一个精神贵族般保持着冰清玉洁的本性，却四体不勤，连去粮店买米对他来说都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受罪。在朋友苏林的帮助下找到一个个工作却一个个丢失。
　　所有的爱情小说都不能缺少第三者和外遇。张敏在康生面前生活，就像一个等候审判的人，每天都活得小心翼翼。生活的压力和感情的郁结得到了苏林，也就是她的大学同学，一直深爱着她的男人的帮助和宽慰。在一次醉酒之后，两人发生了性关系。张敏迫于内心对康生的歉疚而向他坦述了一切。自此之后，康生变的更加萎靡不振。不久后，康生在小芳的引诱之下也发生了性关系。无论是处于报复还是什么，这都足以证明作者笨拙的虚构和叙事能力。而这件事成了康生去死的唯一理由，在他看来，奸淫是不可容忍的罪恶，需要用死来救赎。中国小说家似乎都有这个本事，在故事无法叙述下去时就让主角去死。死成了唯一解决困境的办法。
　　北村似乎是有基督情结的，无论是从《施洗的河》还是《鸟》来看。在他眼里，爱是真理，是信仰，是复活，是永生。在《周渔的喊叫》中，北村对“爱“这一主题的探索和挖掘是细腻的，深刻的，也是令人钦佩的。但在我看来，北村的小说不是在尘世的芸芸众生中“深入人物的内心和灵魂，探究人在世界中的终极价值、生存困境和精神超越”，不是在具体的生活中深刻观察，发掘人性，而是先树立一个理想的典型，一个他所能想象的符合他的“理念”，一个完美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人物，再将杜撰好的故事填补到人物身上，不管这个人物在读者看来是多么生硬，多么牵强，多么矫情。这都不是北村所关心的，他所关心的是他臆想的人物能不能传达出他所要传达的主题，能不能阐释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
　　我现在就来分析一下《鸟》这部小说有多么虚假，有多么矫情。一个人矫情了基本上可以去死了，作品也不能例外。我无能如何也不能相信，从一个闽西穷山沟里走出来的农村娃没有一点生活能力。看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一古谚在北村这里是失效的。也许出生环境导致他口吃、自闭，但连饭都不会做的农村娃，恐怕就难以令人信服了。内心的孤僻和敏感也许能造就一个人横溢的才华。但在生活中，康生完全依赖张敏,有洁癖，眼中容不得半点瑕疵，口中不吐污言秽语。没事就以泪洗面，哭得不能自持。因为一丛菊花而忧伤得不吃不喝。这是什么人啊？见花落而黯然，见月缺而神伤，活脱脱一个男林黛玉啊。康生在婚后，对一切撒手不管，将家庭的责任推到自己妻子的身上。自己除了整天写诗、听音乐，以泪洗面外，还能心无愧疚地以一种道德审判官的面目出现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无疑，康生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男人有幻想而不知实行，知推托而不知担当。我不能想像他怎么能对自己妻子的辛劳熟视无睹而心安理得地沉吟风月。当他在大谈美、超脱时，他怎么就不会明白对他的妻子来说是一种残酷，是一种罪恶。一个男人不知生活的艰辛和责任的担当，北村说给谁去听啊。更虚假地还在后面。一个如此“清洁”的男人会在小芳的引诱下完全失去理智，然后在事后矫情地喊出“你还我的贞节，你还我的贞节”。在北村的笔下，因为“不可奸淫”这十诫中的一条就足以让一个人去死。更难以置信地是康生能两次从六楼跳下来而只受一点轻伤，不然北村就无法安排他的第三次自杀。第一次像蝙蝠，第二次像蝴蝶，第三次像鸟一样飞走了。想想吧，六楼，三次自杀，这种事，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荒唐头顶，北村就能想的出来。再说另一个人，苏林，一个在商海沉浮多年的商人会在一朝散尽钱财，含恨而去，这种事也只会发生在北村的小说里。虚假的人物以及故事情节，让北村试图传达的基督情绪和宗教道德教化显得如此孱弱，缺乏说服力。像一个笨拙的说话者，试图自圆其说却无法弥补破绽百出，只能说些不知所云的话来自我掩饰。
　　北村对“诗人之死”似乎是充满兴趣的。然而遗憾的是，作为一个小说家，他与那些愚昧的媒体和大众的偏见保持着强烈的一致。很明显，北村将两个已死的诗人的故事移植到康生身上。一个是顾城，一个是海子。他试图将顾城孩子般的纯洁无助与海子身上圣徒般的气质和矛盾的心理全部堆砌在一个康生身上。无疑，这种堆砌是失败的，诗人从不重复别人，他们是独特的，唯一的。有意味的是，康生死后，“殡仪馆和公安局的人都来了，他们从死者的身上只搜出了三样东西：贰角七分钱，一个吃了一半的橘子，一本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明眼人都看的出来，是对海子死后身边的遗物一种生吞活剥的抄袭。这种无耻的捏造和笨拙的虚构让人难以忍受。
　　我始终不明白，在没有宗教背景下，康生的原罪感从何而来。他神经质般对自己也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的道德优越感从何而来。一个自命天才的诗人不知宽容为何物，只会狭隘地自顾自怜，自怨自艾。北村试图将康生塑造成一个圣徒般的，有着道德洁癖的诗人。一个活在真空中拥有无比崇高美德追求的人，一个一心向着上帝并渴求得到救赎的男人。这种男人神会喜欢的，可读者不喜欢，也不能接受。北村永远在忽略矛盾，无视矛盾，只呈现苦情，这种苦情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北村将人物的性格、情感无限夸大。在小说的写作中，北村成了无所不能的上帝，需要什么就捏造什么，以此来贴近自己所试图要表达的主题：爱是真理，爱是一切。这种削足适履的写法让读者所接受到的与他所传达的恰恰背道而驰。他试图写出一个诗人的矛盾心理，可不负责任的臆想造就了一个如同病人的诗人，用泪水来净化自身，用忧伤来迷惑大众，无论这个人物多么匪夷所思，不合逻辑。在北村看重的只是拿诗人来向上帝献祭，向大众献媚的反响。以此来抵达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以此来张显和标榜自己灵魂的深邃以及思索的超越。如他所愿，2003年的北村风光无限。
　　从某种角度来说，北村无论对宗教、爱还是诗人内心的理解都是浮浅的，流于表面的。他试图当一个传教士或道德审判官，但我知道，他还不够格。混乱的表达让北村离真正的小说大家还有千里之遥。而“中国小说界接近艾•辛格的作家”也成了一条虚假广告词。
　　所以，很遗憾地说，北村的《鸟》是一部失败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