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人曰

2007-06-08 01:02:48 　　来自: 慢胡
中国人史纲(上下)的评论   

　　首先的感觉是，从文字上看柏杨先生是一个重视论辩气势大于事理的人。他很喜欢的一个用语模型是“A很暴虐/勇敢/etc……而A的后代B比A更加暴虐/勇敢”。这种句式在他对两个同时出现、具有相同性质的事物进行讲述时，出现的概率几乎是100%；而即令按照最理论的概率法则其概率也只能是50%。这种富有感性的性格对他行文的风貌有很大的影响。在书本第一章，柏杨先生对中国这个中华民族上演悲喜剧的大舞台饱含深情的泼墨式描绘，读之令人动容。
　　从小看柏杨先生翻译的《资治通鉴》白话文版长大，对他行文的一些习惯，或者说标准已经有一些了解。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史家（如果算的话），他以毕生精力在做的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为中国历史建立一个更加标准化、现代化的表达系统。例如对帝国、王国的界定，在历史人物名号后加上先生女士等。且不论这个做法的被接受程度和有效性，这种为史实的千头万绪的分拣，总是一个信息管理上的积极措施。观念上面，柏杨跳出了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史观，然而却或多或少落入了人道主义史观的另一个圈子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局限。
　　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冲击是发现中国人有相当长的时间都生活在不同程度的人道灾难之中。盖中国式的统治方式一直是对社会做最好打算，即在君主英明，官员清正的前提下的运作。皇帝官员稍有越轨，则国家机器形同虚设，需要建立另一套事实上的甚至是不成文的系统，这种临时系统必然以利益为筹码，以权力为比分，使庞大帝国没有回旋余地的跌入低谷。而西方式的政治，像波普尔所述，事实上以“避险”为终极目标，因此以法律议会等形式保持整个国家最低但有效的效能运转。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在农业时代昂首前趋而在商业时代被列强制压的命运。
　　又，人曰二分法是西方之物，中国人不事之。然而读罢此书发现中国有一个最恶的二分法，即君子/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