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法官的良心 (评论: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

2007-06-05 19:14:51 　　来自: shouzhong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的评论

　　我对于法官的最早印象来自那部看了不下十次的印度电影《流浪者》。那个名叫拉贡纳特的法官，固执着“贼的儿子是贼”的偏见，把正在热恋中的拉兹判了“杀人未遂罪”；后来他才知道拉兹正是他的亲生儿子。我慢慢长大，懂得了“血统论”并非外国的特产，它也正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君不见，那些打着红钩画着红叉的布告上都不忘记写上一句“出身反动家庭”。我不懂，他犯他的事，跟他祖宗八代啥关系呢！……尽管后来法官们都换上了跟国际接轨的、派头十足的“工作服”，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依然好不到哪里去。他们不过是什么的“驯服工具”传声筒罢了！
　　彻底颠复我对法官看法的是最近读的一本书，王文正先生口述的回忆录《我所亲历的胡风案》。王先生非等闲之辈，他曾担任上海高院的审判庭长，主审过“四人帮”上海余党。他在1955年审理过“胡风专案”。所谓的“胡风案”是建国以后震惊中外的第一桩大冤案，当局采取卑劣的手法，在有关人员的往来信件中，寻章摘句，掐头除尾，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罗织罪名。该案牵扯到2100人，是二十世纪的“文字狱”。该案已彻底平反，中央承担了一切责任。这本书强烈震撼我的是法官们在当时的心路历程，使我意外和惊喜的是，在那样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即便在“戒备森严”的体制中心，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那人性的光辉虽然十分微弱，可是却像夜空的星星，执着地温暖着夜行者的心灵。
　　
　　从接手案件开始，公安机关内部私下里便议论纷纷，有的说，写了几封信，就定为“反革命”，又没有任何行动，这样是不是太重了：有的说，每封信应该是个整体，从中选出一节来，各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样是不是准确，会不会出错……当他们接触到“分子们”的案宗，更感到“看不懂”。他们都曾经热情讴歌过新中国、**和伟大领袖，读读这样的诗：“今天中国人民/在自己祖国的红旗下/在毛泽东的面前/像百鸟朝凤/像大海沸腾……”这像是“反革命”、“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特务”、“自首变节分子”写的吗？把他们搞臭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究竟是什么目的呢？当然，这里的天机是任何人都参不透的。王先生说，一次，有个医院院长问：“说他们是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可那时候参加革命是要掉脑袋的，谁愿意拿脑袋来开玩笑，来混进革命队伍？你说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王先生当然很“狼狈”，支吾了过去。百姓不是“愚氓”，高压之下，暖流仍在潜流……
　　
　　王先生和他的同事不是反潮流的英雄，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胆识和勇气，他们不是历史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没法一手挡住滚滚乌云。但是他们在他们职权容许的范围之内，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两个年轻的“胡风分子”被怀疑为“军统特务”，因为在名册上有他们的名字。证据“充分”，本可以定罪；但是王先生说为了尽可能不冤枉一个好人，必须搞清事实真相。他西行重庆，七次和在押的狡猾的军统特务斗智斗勇，终于明白，那是特务们吃“空军饷”搞的名堂。在当时，“反革命”加“特务”，那可是杀头之罪呀；王先生硬是把两位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绞刑架”上拉了回来！读到这里，我对法官们的主持正义充满敬意。我想，自己原先对法官的某种成见不也是一种“血统论”的“残渣余孽”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哪！
　　
　　王先生思索道：全国上下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却从未发过一个正式文件，给一定的政策界限；只能以《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来指导工作；而这些按语多半是文学性的不无夸张的语汇。王先生感叹说，可见当时的法制观点是多么薄弱！“薄弱”是一句客气话，当一个公民无缘无故半夜三更从热被窝里拉出来，送进监狱，后来再补给你一顶“帽子”，或劳教或劳改，甚至枪毙，再向你的亲人收二角钱的“子弹费”，你说这是个怎样的社会呢？王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是：
　　
　　 “对于我来说，从当年‘胡风专案’的一名审判员，到今天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的审判员，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我们的党和共和国在自身的发展中成熟了，更加理智了。
　　
　　但愿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
　　
　　是的，1919年，我们从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民主征程，历尽坎坷，无数革命先烈为此血流成河，使我们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但是历史洪流滚滚向前，我们像王老先生一样呼吁：“愿悲剧不再重演”，我们也对着王老先生保证：决不让悲剧重演！
　　
　　
　　
　　（6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