殒命女色或受辱自戕：英雄也许末路

2007-05-15 22:08:35 　　来自: 论语1972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的评论   

　　英雄豪杰往往马背征伐，以诈力而得天下，对于仁义节操自然比较轻视。时运顺当，自然可以予取予求，随心所欲，但一旦大难来临，或处于历史关键，大多不能平允把握。所谓“时穷节乃见”，熟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份子尚且难以应对得体，军人处事就更难找准节拍。
　　
　　想到了民国新桂系三巨头的结局，才忽然生出以上感慨。想当年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都是一时俊杰，从年轻的低级军官一跃为统一广西的赫赫英雄，内政清明、军纪严格，北伐内战、抗日戡乱，无论对于北洋军阀、国民党中央军、日本侵略军还是人民解放军，都是令对手敬畏的强敌。新桂系成功当有三大法宝：廉洁、团结和忠诚。这保证了广西民众对他们的效忠，也保证了实力不因内斗而消耗，更保证了敌人无法用间谍和变节分子瓦解其军力。
　　
　　但是1946年以来，桂系巨头们的行为就开始背离了军人应该遵循的某些原则，甚至可以说这一年开始他们的所作所为注定了他们在1960年代末期的最终命运。所谓“军队国家化”当是宪政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李宗仁倚仗桂系在广西和安徽经营多年的实力，开始窥测公器，用金钱操纵选举，最终成为行宪以来首任民选副总统；而白崇禧重兵在手却不听中央调度，明知“守江必受淮”，却因为华南是其老巢而将手下精兵全部驻扎于湖广一线；黄绍竑在1930年代就将兴趣从军事转向政治，一边和周恩来在浙西私通款曲，一边又热心于“第三党”，意图合纵连横，在政坛开辟新的版图。
　　
　　1948年底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惨败直接导致蒋公的政治崩溃，加之国民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已基本破产，中央政权由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当属顺理成章。在这关键时刻，李宗仁应该对外利用黄绍竑的关系团结民主人士，与中共中央平等和谈，对内整合建制仍然完整的桂系军队，谋求何应钦支持，部署从陕西、四川、湖北到上海的国军防线，严阵以待。但他在此时偏偏以白崇禧军队做资本，逼迫已经下野的蒋公交出事实上已经不掌握的财政权和行政权，并游说其出洋，又视陕西的胡宗南、四川的宋溪濂和上海的汤恩伯等硕果仅存的蒋氏嫡系将军为“悍将”，对之诸多猜忌，而对和北平的谈判却心存幻想，妄想凭几个社会贤达的调停就可以和对手“划江而治”。在这种利令智昏的战略安排下，人民解放军一夕之间势如破竹渡江南下也当属顺理成章。
　　
　　于是团结了20年的桂系三巨头终于分裂了。白崇禧下定决心在湖广抗击敌军，凭30万粮饷枪弹严重不足的军队对撼林彪的百万雄师达半年之久，撤退转进时仍旧军纪严明、秋毫不犯，可称虽败犹荣；作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的黄绍竑此时完全转向，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靠拢；而李宗仁依然进退失据、行事悖乱，南京被攻陷时不去广州共赴时艰却去桂林以观后路，广州还未失守就抛弃袍泽故旧，远遁美国“割治旧疾”去了，难怪连蒋公听说后都要为之“不胜骇异”。
　　
　　之后三人的命运可谓天各一方、祸福自取，很难说究竟谁的选择更为正确。白健公在台湾的失势并不能视为蒋公的报复，当时除陈诚以外，几乎所有的元勋耆宿都被闲置斥退，何应钦和陈立夫都未能例外，遑论和蒋氏明争暗斗20年的健公。自1962年夫人逝世后，健公逐渐意志消沉、沉迷女色，整日和女护士为伴，终于1966年赤身暴毙于寓所，为日后的小说家言留下了无数想象空间。
　　
　　黄季宽也死于同年，却是刎颈自尽。其实1957年被定为右派时季宽已自杀未遂两次，这次的成功再次表明了此老的刚直性格。其实就“文革”中的待遇而言，中共高级干部所受的惨酷远过于民主人士，其政治落差之大也远过于民主人士。即使在民主人士中，季宽所受的屈辱也不值一提，但他偏偏自杀了，而这种决心可能起源于9年之前。或许他的心思早就被后悔吞噬，所以酝酿了9年的死亡才会如此义无返顾。
　　
　　李德公的归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的谜团。作为国民政府的前代总统，投奔敌人营垒所要付出的勇气应该是惊人的。程思远的《李宗仁先生晚年》叙述了整个回归过程，却从未剖析德公的心路历程。唐德刚认为德公知道夫人罹患绝症后才下决心回国，这似乎可以解释周恩来对此经营了12年的统战工作为何到1965年才有结果。德公的作为证实了这种猜测：回国后一直置酒高会、游山玩水，相伴40年的夫人逝世才4个月，德公就看中了年轻温柔的胡小姐，随之续弦。对老年男子而言，女色可能真成了伐性之斧，和健公一样，德公于1969年逝世也当属顺理成章。
　　
　　桂系三巨头，诚然一世之雄也。曾经内修耕织、外斗诸侯，纵横天下20余年，老来却要么意志消极、殒命女色，要么噬脐莫及、受辱自戕，要么酒色自娱、屈身投敌，历史的力量在人性中不时诡异而残酷地显现。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三位大英雄的曲折经历当令后世的豪杰武夫反复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