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碰见柔情似水者董启章

2007-05-03 20:40:05 　　来自: 袁叁 (风雨一炉，满地江湖)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的评论   

　　三年前在西北，在《书城》上读到董启章的小说，时值西北干燥少雨，烈日当空，远山的荒凉一览无余。而董启章写两个面目模糊的年轻人，在台北或者香港那样的南方城市相遇；与此同时，北岛在美国写他家的游泳池，我顿时觉得天色开始暗下来，无比怀念西南边境的故乡，茂密的丛林和天然妩媚的女孩们，还有高中时候我爱过的女孩。
　　
　　由此，作家董启章开始以故土相知的感激伴随着我肆无忌惮的青春。在他故事里，我开始惊奇的发现平淡而略显颓废的城市生活中，蕴含着丰富的诗意和莫名的力量。当人物出现于游泳池/咖啡店或者健身房，面对陌生，心灵的寻找和迟疑便开始，你会发现一个稍纵即逝的人生触机，不管这个触机是爱也好，是抚慰也好，悲伤也好，它出现于你同样稍纵即逝的感触中。这种感触逐渐演变为日后回忆的所有风景，而董启章在其中，多次准确地捕捉着这种心灵不可见的痕迹，叙述由此展开，直至不可收拾。
　　
　　这是完全想象力和情感的蔓延，人生的感触和观察尾随于叙述所到之处，柔绕于生活缝隙之间，将平常的生活撑出来，成为诗意和理由之船。
　　
　　然而在过去一年后，我读到库切的著作，在没有边际的叙述和自我辨析中，库切本身始终困顿、游移于不可逃脱的心灵突围。他叙述他的青春犹如在逃避一场无望的灾难。一个活生生的青春，在他那里充满着迟疑、不确定，永远无法看到笑容。库切通过自我辨析和文学的解释，将自己的青春写成另外一个人，一个他不敢确定的人。
　　
　　至此我恍然发觉我读过的董启章，那些细小的故事，都被堵在或者困顿在绝望中。他和库切如此，在平面的生活之中，给生命和诗意寻找理由，寻求孤独的沟通；然而这一切都会石沉大海：当库切在伦敦的大街上直视路人的眼睛，当董启章在游泳馆和赤身裸体的人察肩而过，这两人得到同样的结果：无人愿意参与别人的生命。由此，生活的热情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人们对那些像蝴蝶一样缓慢展开的美丽视而不见，自我寻找众多的理由永远无法验证；人是隔绝的，没有人真正懂得珍惜。
　　
　　我由此开始接触小说，我触摸到他们的轨道，同时深陷于他们的困顿中。在《名字的玫瑰》中，人近其所能的用语言、方向去固存世界，然而这种摸索在面向更广阔的前景时，显得无奈而柔弱。这样的董启章显得忧伤无比：当交流和肆无忌惮的可能消失，人沉入深海一样的空景，语言的能力便茁壮生长，喧嚣被语言和叙述的声音掩盖，如同一个沉睡的人，清醒于透明的夜中，逃避而敏感。
　　
　　有时候这样的想法让我想起天才的戈达尔，或者特吕佛的《四百击》，他们关于青春的回忆和叙述是简单而透彻的，当特吕佛的安托万在街头奔跑，或者戈达尔的卡门在音乐中醉生梦死，他们都是释放生的力量，以生命本身所具备的本能奔跑于各自的世界。然而，当这一切逐渐老去，年轻过去，安托万最终会接触到生命无可突围的绝望之境。即使更为彻底的卡拉克斯，也无法终生固守《新桥恋人》里自己毫无保留的坚守的人性希望，在《迷惑中》，无奈的人性景象开始嘲弄他年轻时候的激情和顽强，即使他让恋人的嘴唇报复性的停留在镜头长达几分钟之久，也无法挽救人与人交流的失败。
　　
　　这样的想法令人难过，特别是当我想到绝大部分的作家，很多时候都处于内在的悲观之中，有时候可以这样认为：写作及其探索行为，建立于不断拓展的悲观中。也因此，他们创造了小说里的各种意识之像，承载多重和无解的答案。
　　
　　和香港众多的老一辈的作家不同，董启章的小说深刻的，是现代人类的意识创伤。他的前辈们集萃的是香港密集的市井人文，并以一种天然的顽强生长于都市的生存中。而董启章他们，思路及触觉开始扩散，他要讲述的，不仅是生活，而是存在。这个艰难的探索境遇，是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必然到达的路途：他们目睹和熟悉英文人文很多年，同时有着足够的中国传统人文，与此同时，不断接受着日本美学和人文语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面向的，不是一个岛屿和粤语的人文，而是各种人文特点综合而成的迷惘。
　　
　　所以丝毫不奇怪可以在董启章的作品中看到村上春树迷失中的顽强，也可看到王尔德那样的艺术偏执。我们可以在其中缓慢的剥开生活的肌理，然而在结尾，他必定会自我否定和消解解剖出来的结果。这是一种怎样的怀疑和忧郁？娱乐和商业精神氛围掩盖一切的今天，个人身份特征通过分工得以更明确的辨认，讯息的交流无所不能，然而据此而来的是，这种通过分工确认的身份，是否真正区别着“个体无限的差异”？生活空间逐渐松活起来，个人在对社会分工追逐的同时，内心里的自我辨认却丧失，这就是迷惘。
　　
　　现在这种迷惘正从西方或者更发达的社会向我们蔓延过来，当我们越来越方便的了解着世界，意味着我们认识自己所必需经历的认知范畴扩大，内在的普遍共知的传统认知不再那么有力，迷惘的边界由此加大，迷失和困境就更加容易在生活中出现。
　　
　　年轻的董启章经历过也正在经历着这种境遇。娱乐和商业最大限度的拓展了生活的外延，却让内心的辨认变得更加艰难，人与之间对比带来的伤害正无处不在，每个人都容易迷失，孤独的境遇便在所难免，而沟通则一直如此：从来没有更有效、更有质量的方式来达成，我们只能正视冷漠的存在，以及更高的关注自我的生命质量。
　　
　　在不算漫长的阅读生命中，乡愁曾以那么有力而清晰方向感支撑着内在价值的实现。赫尔德林等那一批精神流亡的思考者，其深刻的解释都来源于乡愁的包围，他们有一个永恒的乡愁所在，通过乡愁，他们和这个世界建立信任关系，也就是建立起个人的信念。而在今天，这种单向的乡正慢慢模糊，年轻人地域和心理漂泊感难以消除，同时由于历史环境的消失，纵深的漂泊感也难以建立，这种横面的没有纵深的无望，正深深的困扰着我们。
　　
　　所以我们在董启章那里，似乎看到日本青年的困境，也可以看到西方青年的无奈，他所描述的普遍存在的意识创伤，加深了我们对此世的孤独态度：逃到哪里去都一样，何不退缩到自己的的世界中？然而，在此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无论是处于怎样的困境中，个人力所能及的达成交流和给别人带去抚慰，可以让生活的虚妄和无奈得以暂时消除。《圣经》建立的影响如此之大，不仅仅是它以善让人警醒，它也是人类最有效的沟通场所，以及无望中的巨大抚慰。由此，作为父亲的董启章，以一种孤独但自省的态度在探索中，面对茫茫的深海空景，也在努力前行。
　　
　　2007年1月于方圆客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