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和下岬村 (评论: 私人生活的变革)

2007-03-11 19:21:29 　　来自: 独眼 (北京)

私人生活的变革的评论

　　私人生活的变革 2007-3-8
　　独眼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由于工作原因，我经常去农村，却仅限于蜻蜓点水似的旅行。在几年前，我读到了阎云翔教授这本论文中的一章——“私人空间与隐私权”，那时，《私人生活的变革》刚刚发表不久，还来不及被翻译成中文。文中，他谈到了下岬村几十年来居住空间的变化，从全家一起挤在通炕上到划分出清晰的客厅、分出一间间卧室，个人生活变得越来越私密，房间布置的变化使得家庭中的甚至家庭外的人际关系也相映地发生了变化。他所描述的现象是我应当看到却未曾深想的。我在某些村子进行调查时，某些人家请我上炕坐；另一些人会把我请进客厅，坐在茶几旁的沙发上，再小心地关上卧室的门。我从没想过除了热情的程度和经济原因之外，其中还蕴涵着其他的意义，而空间的变化和人的需求正是我当时应该关注的。此后，我一直期待着能看到他的论文全文。
　　
　　研究中国农村的学者不少，论文多如牛毛。长期以来，“家庭”是中国社会研究的最小单位，个人只是构成“家”的面目模糊的基石，对于个人的研究多是为了证明“家”及其上的“国”所代表的集体是极端重要和不可超越的。
　　
　　阎云翔却选择了个人及其情感生活作为他研究的重点。12年里，他只研究以下岬村这一个小自然村中的一千多人。1949年以来，从择偶、示爱、建立夫妻小家庭，到其后的修建房屋、分割财产、赡养老人、生育子女，他们的道德准则、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作为“公”的国家、集体、大家庭伦理秩序的主导地位逐渐下降，为“私”的个人却不断兴起和发展，个人生活和小家庭成为生活重心。以前，家庭和睦是长幼有序、关系稳定，现在意味着注重交流的夫妻间的亲密。而小家庭生活、男性外出务工、户口制度导致的离婚障碍使得妇女的地位变得更高，家庭内部原有的家长权威受到挑战，产生了新的权力关系。一系列转变影响着几代人之间的家族关系和日常生活，令下岬村人既体会到小家的自在，又陷入了无奈的道德困境，尤其表现在从父母处接受高额彩礼、嫁妆作为经济基础，同时尽可能回避赡养老人上。
　　
　　下岬村，普通又很特殊。1971年，阎云翔17岁，从山东老家一路北上，偶然来到这个距离哈尔滨50公里的小村子。他饥饿、恐惧、委屈，出身不好，自认为是非法的。村民们讨论、争吵，还是克服了心理上、经济上的困难收留了他，直到7年之后他考上北京大学。这期间，他跟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是为了体验，而完全是为了生活，他们给予他质朴的为人的信任与尊重。1989 年，阎云翔作为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的人类学者回到中国，选取他要研究的农村原型，在十几个村子里，只有下岬村是他“有感觉”的。11年过去了，这里的人还记得他，他们议论他，评价他，最终认为他“没变”，仍亲热地把他当一分子。也因此，文中的村民，不是冷冰冰的被调查者，是阎云翔的朋友、邻居，熟悉的人，鲜活，会谈论从社会到隐私的所有话题，会夸张、说谎，最终又说出尴尬的真心话，他们在几十年中思想感情和个人生活的变化被描述得清晰可信。阎云翔在文中一直竭力保持冷静、客观的研究笔调，看得出来，即便在揭示最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他都怀有对村民最大的尊重和理解，毕竟带有历史渊源的感情是回避不了的。
　　
　　虽然作者在前言中说“我并没有打算将这个村子作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来研究”，可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正是驱使下岬村民的私人生活变革的原动力。他们的生活境况和所面对的问题是具有代表性的。无论城市和农村，这五十多年来，历史在发展，中国传统的大家庭和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个人变得极为重要，怎么妥善处理这样过大化的“个人”却未见良策。以“个人”来讲，看看阎云翔的经历就能发现当代中国人面临的剧烈变动，30多年前被屡次关进收容所的盲流在2005年获得了美国列文森图书奖，这一奖项一年只颁发给两位亚洲研究专著的作者。面对巨变，许多人明知“应该如此”却已无暇顾及。
　　
　　2004年，早已完成论文的阎云翔第八次回到下岬村，书中描述的种种社会变化趋势都有所发展，可悲的是，“个人在公共领域里表现得更加自私”。在这一点上，下岬村始终是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