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病人背后的人，以及所有人的背后

2007-02-01 21:57:05 　　来自: 暂停 (广州)

康复的家庭的评论   

　　因为GZ的病，两年多来陆陆续续看了些与疾病、健康有关的书。大致分几类：1是针对她这种癌本身的，多为译书，2是泛泛论健康的保健类书，3是食疗、营养方面的书，4是中医的书，5是病人自述性质的书，有的是活下来的光辉案例，有的是人已去的挥手惜别。6、有助于面对疾病、调整心态的，一些宗教以及心理类书被我归入此类。
　　除了最初几本，多半是她买的。其中有几本，被我放在书架最不容易看到的那一层，如无必要，不想再去翻看。其中有一本宗教方面的，看了之后甚至有点害怕，那样的拥抱疾病与灾难，我只能说，我宁愿永远也不需要把握那种心态。第一次体会到，极端的顺服对人性来讲，不是也含有暴力的成分吗？
　　对一个病人来说，可看、该看的还真不少。有的书相见恨晚，令人扼腕，有的书令人出于同情而放弃做智力上的批评，有的书在基本知识点上相互矛盾令人迷惑，觉察出科学的露怯。而我却一直没读到真正贴心的书，没有一本写给病人身边的人的书，或许这个群体太小了吧，又或者与病人相比，作者和普通读者都很自然地更关注更具命运感的病患本人，这也是出版界无从非议的商业规律吧。
　　直到遇到大江健三郎为止。接触他的小说要早得多，虽然知道他的创作都是半自传性质，源自他和妻子与天生有智障残疾的儿子大江光一同并仍在努力度过的日子，但毕竟小说本身有文体的要求，坦率讲，当一个人觉得自身的经历与小说无异的时候，是很难再从虚构性的作品中获得激励的。于是保持着一份模糊感受到的心灵支持，直到翻开《康复的家庭》。
　　我觉得，这是一本写给护理人的书，写给与病人一同生活者的书。而这本随笔集，最初的确是发表在一份日本医疗团体的刊物上的。不知温和而坚韧的小个子的大江先生，知道有中国读者这样读他，会做何感想？以他的书在日本激起的反响，我料想他不会觉得意外吧，或许应该惊讶的倒是，怎么才有中国读者这样读呢，要知道，中国的病人人数（也就是与病人共同生活者的人数）要远远多过日本啊。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太深刻的见解，我只是看到大江先生说，“我每次去取药总要浪费半天的时间，但发现如果在医院里看书，其实和在书房里没什么两样，于是便还主动要求去取药”，就觉得很体贴了。
　　对着大江先生的书，照样子写一本类似性质的东西，亦非难事吧，只是体会不到这种必要，缺乏动力，不需自我鼓励，也无力承担鼓励别人的任务。这个社会的氛围更需要坚持骂人的、坚持逗人的，如果忽然冒出来一个坚持鼓励人的，呵呵，命运想必将迅速转化，会迅速被骂人的揭黑、被逗人的解构，转眼变成一个需要被鼓励的人了。
　　偶尔进入记录生活段子的博客，这类博客颇多颇热，想到平凡的日子里无数嘻嘻哈哈的情节都被我们扔进垃圾桶里，坐在电脑前，不知道为什么要记录这些？古人随身带着纸条记下偶得的诗句，今人随时用手机记录段子。
　　要说中国写给与病人共生者的书也有一本：周国平的《妞妞日记》，很多人被感动得稀里哗啦，尤其是女读者。患眼底癌的妞妞经手术或可健康，但即使健康也要承受失去双眼的终生黑暗。作为父亲的周，选择了不手术，他觉得女儿作为一个盲人需要面对太沉重的生活。一个父亲面临这种抉择的情景是无法模拟的，旁观者甚至无法带入讨论，这是应该被体谅到的。
　　大江光的主治医生森安先生在当天的日记里不动声色的只记下一句：“年轻的作家经过犹豫和迟疑之后，终于下决心同意儿子动手术。”这是大江健三郎面对初生病儿打击的最初反应情景。就心理学的规律而言，类似情形下的人通常要经历冲击期-否认期-混乱期-解决期-接受期。大江随后写到：“不动手术，光就无法生存……我经常想，仅仅是这个事实，如果存在超越人类的东西，我在它面前就无法抬起头来。但是，犹豫不决后的断然决定甚至使我产生了自己再生的感觉。”
　　没有宗教信仰的大江形而上的部分力量源泉来自存在主义哲学，这一派的脉络可以从萨特上溯到尼采。1980年代在中国重新掀起尼采热的，正是周国平的翻译和解读文章。同一个尼采。而即便是同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同一个萨特（甚至包括萨特本人的言与行），可议之处也颇多呢。是什么在决定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外界影响？
　　一位与GZ同样信教的朋友，面对她患病且复发的事实，竟然惊慌到让GZ忏悔，“你得病一定不是没有缘故的”，这实在是感同身受的恐惧啊。可见，即便是同一个宗教，亦会被人们选择接受不同的讯息。
　　或许正是从这许许多多对同一个的不同接受的那一刻开始，人们分道扬镳。有人得诺贝尔奖，有人离婚结婚忙，有人坚持原创性的努力，有人沦为二流学者与杂志专栏作家。
　　去年有个不通世故的孩子站出来批周国平，这是被媒体轻易忽略掉的他最具深度的行为。这个叫子尤的孩子只是站在一个病人的立场上，站在残缺者的立场上面对健康社会，得到的反馈是：炒作。想想此前余杰让余秋雨忏悔的风波，就知道这类事情只能是这样的结果。但健康人必须认识到子尤与余杰的不同，仅仅是因为余杰现在活着，而子尤已经离开的基本事实，这是起码的厚道（不说人道，因为这个词也已经被用得浮肿了）。当然，孩子尤其难以避免被媒体肤浅而迅速地包装，并更加迅速地被遗忘。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孩子有多深刻，该思考的是成年人。只要可以拒绝反省，这个成人社会可以慷慨地馈赠无数名号，比如子尤的天才少年，巴金的实话老人。
　　站在病患家属的角度，大江先生说，“不能不承认，不少福利设施只是作为拒绝残疾人的社会的一种补充形式”。当大江光在母亲与老师的启发下，竟能够作曲、用音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为人的人性光辉时，难怪小泽征尔也涌出泪珠。因为爱而产生的大江光的音乐，帮助了更多的人从身体与精神的疾病中康复。
　　这样的智障孩子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很常见吧。曾和一个朋友谈及小学经历，我们禁不住叫出来，难道每所小学的教导主任都有一个傻儿子！我记得教导主任带着傻儿子每天傍晚绕着操场溜圈的情景，他满是皱纹的脸，在我记忆中没有出现过笑容，使我人生第一次对抽象的“沧桑”拥有了具象的语感。
　　从学校回到家，邻居有一个傻儿子。院子里半大孩子的一项乐趣，就是没缘没故找茬儿打这个智障人，脚踢或是扔石头。当时他比我们高很多，应该已经是个青年了，打得他嚎叫连天，他的母亲有时会跑出来哭诉“我的傻儿啊——”，就这么一句拖着长音，没有多余的词。而这个智障青年，当发现比我们更小一点的孩子没有大人照看时，竟会跑过去挥起大手就打。没有人有兴趣去考察是谁先打谁的。
　　没想到的是，自己活到这会儿了竟会想起这个青年，那些当年的邻居们，不知谁还能记起他。或许这就是对于一本关于康复的好书的回报吧，清理出恶的积累。作为儿童的我，对于人性之恶初次的震惊、难受与不解。
　　大江说，他的写作是驱除自我内心恶魔的一种方法。面对沉默的光，他是共生状态唯一可能的文字发言人。沉默是一种空间。“我年轻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会是这样与光共同生活……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评价这种人生遭遇的得失呢？我想，只能认为人生就是如此。能说这是幸运吗？但的确不能说（或者绝不打算这么说）这是厄运。不过，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绝不能单纯地肯定就是前者。因为困难还在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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