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法与写法（关于《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2006-12-14 14:57:37 　　来自: 齊
中国思想史（全三册）的评论   

　　
　　1a
　　
　　安克思密特曾经批评说，当代历史哲学关注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历史研究，而较少涉及历史的叙事性写作。在他看来，大致可以说，分析的历史哲学乃是关于历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则是关于历史写作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在1960年代左右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怀特的工作，尤其是他在《元史学》中所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历史哲学实现叙事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彭刚：《叙事、虚构与历史——海登·怀特与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转型》，载《历史研究》2006年4期
　　
　　1b
　　
　　葛著开篇，六七万言的导论，专门讨论、且题目就叫“思想史的写法”。读着读着，我不禁想起科学史家 Thomas Kuhn 来。Kuhn 研究亚里斯多德，对亚氏及其学派在物理学上的错误，起初感到甚为困惑：“涉及物理学以外的问题，亚氏的观察敏锐而且广博。在生物学或政治行为领域中，他对现象的解释也经常很深刻透彻。他那特有的才能为什么一用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发表那末多显然的谬论呢？”“亚里斯多德当然会犯错误，但是怎能想象他会错得那末离谱呢？又怎能想象会有那末多后继者那末长久地执迷不悟呢？”后来 Kuhn 终於领悟了：“可以从一开始就采取另一种方式阅读那些我一直与之纠缠不休的原著。”“领会了这种新读法，牵强附会的隐喻就成了自然主义的纪录，许多明显的谬论也不见了。”… Kuhn 总结说：从此以后，“寻求一种最好的或最易于理解的阅读方式，就成了我的历史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必要的张力》页三、四）
　　
　　一个是连篇累牍地讨论写法，一个是煞费苦心地研究读法，两者的区别实在要紧。不是说“文化断裂”吗？我看断裂就发生在这里。Kuhn 先生刚死不久，葛先生可谓同时而稍后，故断裂是空间性的。时间性的断裂，请以王国维为例。王国维早年苦读哲学，薄薄一本《静安文集》，多系读书心得，自序所讲，也全是读书经历：十六岁以岁朝钱购《汉书》，乃平生读书之始；后读康德，“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遇叔本华，一岁而“前后读两过”；更返读康德，一而再，再而三，至“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全消。读，当然并非不写，但“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也只为“存此两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譬诸仁义，读是由仁义行，写是行仁义；譬诸所为，读是为己，写是为人：“初不在为人，而卒所以能为人也”，初不在为写，而卒所以能写之不容已也。同样，陈寅恪也是把“读”看得很重很重，他屡言不“读”三代两汉之书，意即不专治上古史（岂有陈寅恪而不读十三经之事？）。读即研究，“写”不与焉，但闻研读，不闻研写。陈先生九岁时已习诵吴梅村《圆圆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柳如是别传》中册，页七五一）
　　
　　陈克艰：《“思想的无端骄傲”──学习〈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笔记》，载《学术界》2000年1期
　　
　　宋平子读过葛著思想史之《导论》，正文两巨册未尝寓目，固已受师友先见，以为不过尔尔，评分给二星而已。陈克艰《学习笔记》读法写法、为己为人之辨，实从传统学术立场出发，触及要害。然以写法为标榜，亦有所自，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历史哲学之语言学转向是已。至于名实能否相符，及舍己从人之必要性，则别为一问题也。
　　
　　2a
　　
　　…各专门史的区分却较前更受关注，有的还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某某史”这类论题的持续探讨，其实就是一种希望进一步划出或划清学科“边界”的努力。（与社会史画地为牢的正名意识相反，）…思想史这一近年也处于上升地位的专门史，则表现出相对宽广的包容倾向，其一个特点是许多人往往将思想与文化连起来表述为“思想文化史”；惟就一般意义言，“文化”似较“思想”宽泛许多，前些年西方所谓“新文化史”更与通常所说的思想史大不相同。另外，为思想史划分界限的正名论著至今少见，即使像葛兆光先生这样“专业意识”较强的通人（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却远不止思想史），也多在思考“思想史的写法”及“什么可以作为思想史的史料”一类问题，其基本立意是希望思想史更开放而非更封闭。3-4
　　
　　2b
　　
　　“无所不通”的高远境界或不适应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且既存知识的范围也太广泛，非“生而知之”者大概只能有所专而后可言精。若不计“治学精神”而仅就“治史方法”言，治史者固不妨有其专攻，倘能不忘还有其他看问题的视角可供选择，境界亦自不同。尤其要避免刘勰所谓“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文心雕龙·知音》）之见，切勿因学科的划分限制了对史料的采用：思想史自当以经典文献为基本素材，离此便难说是思想史；然而历代精英的表述不必皆是经典性的“思想表述”，社会视角也未必要求什么特定的“社会”史料——上面引述的内容（宋平子按：引述从略，读者可自寻绎。）率皆出自精英之口，同样告诉我们不少有关“社会”的消息。（原注：正如夏悌埃所说，“对社会领域的表述本身就是社会现实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社会”的因素。）
　　
　　简言之，精英表述未必皆经典，也未必非“社会”。不论是侧重原典深入体味还是开放视野广寻他证，关键要看是否在有据的基础上立言，有无自己的研究心得。说到底，今日能见的史料都不过是往昔思想脉络的片段遗存，在此意义上厚重的文本和只言片语基本同质。据说老子曾对孔子说，“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治史者在深究前人遗“言”之时，倘能尽量再现立言者之“人与骨”及其周围环境，则其理解必更近一层。12-14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
　　
　　宋平子今读是序，乃知其非泛泛而论，盖亦有的而放矢。18/12
　　
　　3a
　　
　　余于此用心既久，在解梁时，比辑秦制，凡数万言，始恍然于秦之为秦，然后知法家之说为空言，而秦制其行事也；孔孟之说为空言，而周制其行事也；周、秦之政殊，而儒、法之论异。既见乎秦制之所以异于周，遂于今学之所以异于古者，亦了然也。乃见周也、秦也、春秋一王大法也，截然而为三。4
　　
　　蒙文通：《治学杂语》，《蒙文通学记》
　　
　　3b
　　
　　司马迁曾引孔子之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此语过去常被引用，然多未论及“空言”及“行事”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蒙先生则以战国秦汉间思想和制度的具体实例落实了“空言”与“行事”的指谓，并揭示和说明了两者的互动互补关系。……这里正有方法论的启示：只有对往昔之人、事以实证方式“因事证明”，然后可解悟立言者之“微旨”。257
　　
　　罗志田：《事不孤起，必有其邻：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蒙文通学记》
　　
　　罗氏此文阐发拓展思想史研究之途径，较其此前所论更深入一层，宋平子17/3再记。
　　
　　4a
　　
　　Richard Fox and Jackson Lears in their new book suggest that those who study intellectual history have made this change only in the last decade, and not easily, moving from "arranging the 'great ideas' in proud possesion across the centuries" to "considering how all ideas were produced, communicated and received".
　　
　　The Power of Culture: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2 (转引自 Learning from Things)
　　
　　4b
　　
　　葛先生把冯友兰、侯外庐书的写法（根据人物有名程度作章节安排）叫做“明确的范式”，这是“现代话语系统”在小事情上用大字眼的毛病的典型表现。科学上（一般地说，学术上）的“范式”不是那么浅表的东西，不是你想突破就能突破的。牛顿物理学是一种范式，量子力学突破了它；量子力学是一种范式，老是想突破它的妄人为数不少，至今未能突破。真是范式，再怎么“写”也够不着它，用最新数学语言“重写”的相对论，起爱因斯坦於地下，他也看不懂，但相对论“范式”并未被突破。这个创新的时代，老是有人一不小心就搞出一个“新体系”来，其实不过是改变一下体例而已。葛先生换了一种堆积材料、划分材料的方法，换了一种“写法”，就自视为突破旧范式，创造新范式，还不是同病吗？
　　
　　史学上有没有范式呢？有。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治学方法”，曾“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異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金明馆丛稿二编》页二一九）此释证、补证、参证三目，就起着“示来者以轨则”的“范式”作用。布罗代尔的“范式”，可能另有一功，非此三目所能概括，需要研究、总结，但可以肯定，它也决不是葛先生模仿式的“写法”所能尽的。
　　
　　陈克艰：《“思想的无端骄傲”》
　　
　　按葛著虽反对“根据人物有名程度作章节安排”（略同于 "arranging the 'great ideas' in proud possesion across the centuries"），实际上于近年思想史研究注重观念如何产生及传播之新动向（"considering how all ideas were produced, communicated and received"）仍措意不足，就结构而言破多立少，此其所以受诟病也。宋平子4/3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