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应该是救世主

2006-12-08 00:33:21 　　来自: 秦大格
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评论   

　　一棵树在雨中行走
　　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走过我们的身边
　　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
　　就像果园里的黑鹂
　　
　　雨停歇。树停下脚步
　　它在晴朗的夜晚挺拔的静闪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息
　　当雪花在空中绽开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树和天空》
　　 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
　　
　　 这首诗是1962年特朗斯特罗姆诗集《半完成的天空》中的第二首。而稍对中国当前现代汉语诗歌有所了解的读者就会感觉到，这怎么看也更像是一首“我们”的诗。可能这句话这样说会更贴切一些：这是一首“我们”要写作的诗，一首我们心目中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样本。“一首具有古典东方色彩的唯美的现代主义诗歌。”这是中国诗人的努力方向，一个膜拜的理想。而现在的中国诗人，还很少能染指特朗斯特罗姆的高度。
　　 意象在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西方诗歌界高呼“驱逐意象”的声音中，他的诗作为一个异类出现，极端重视意象世界的构成。他的诗，善于在日常生活事物中撷取丰富而新颖的意象，经过提炼和巧妙的构想，或直接进入诗篇，或构成引人联想的隐喻，用外在意象的繁复表达内在情感世界的沉思，使他的诗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产生幽深的神秘感和极大的冲击力。他说自己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建立诗的“基础”。“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我听见我们扔出石头/跌落，玻璃般透明的穿行岁月。”（《石头》）石头作为意象的核心，“我们扔出”“玻璃般的透明的穿行岁月”，我不点破其中的意象所致，剔透的隐喻与诗意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蔓延。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被称为是象征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现代性诗篇，并不都是我们不经思索和揣摩就可以接受的。“他的诗歌是智性的，而不是语感的。”他有自己的思维与造像的系统。意象联系与语言运行，有非常大的空间和跳跃性，留给读者更多的空白。这些空间、跳跃和空白，可能会成为接受中的障碍。如果不拒绝这种陌生，我们就会走进他的诗歌世界，领略到他在艺术探索中所具有的先锋姿态与冒险品格。他的诗带给我们的是神秘的陌生，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艺术美过程中透明的冲动和追求。“林中的蚂蚁静静的看守，盯视着/虚无。但听见的是黑暗树叶/滴落的水珠，夏日深谷/夜晚的喧嚣”《昼变》。我认为在当今中国诗人中在这点上做得最好的是肖开愚，他在他的《女友》中写道：
　　
　　“清洁工愤怒的挥动扫帚清扫街道
　　女邻居敲开门来搭讪，但是我们
　　沉湎往事犹如两株植物
　　两株植物在明信片上，在
　　一片收割后的田野中，亲密理智的
　　等候暮色降临。而恐怖
　　逝去，带走性。
　　
　　 为什么中国诗人崇拜的是一个欧洲小国家的诗人？的确叶芝，波德莱尔，里贝克等人的拥趸在国内也大有人在，但像特朗斯特罗姆这般，受两个对立流派的诗人同样拥护的“诗人中的诗人却只此一人”。1999年为时一年的“盘峰论争”之后，中国诗坛一分为二，分作“知识分子写作”团体与“民间写作”团体。众所周知，诗人之间的论证是激烈尖锐而无孔不入的，对方诗人的崇拜者更是成为此方的首要攻击对象，争取在师承上就打到对方。而在这样的笔战中，特朗斯特罗姆却独立于双方阵营之外，又渗透于所有人的诗歌之中，以所有人的师承存在。
　　 为什么特朗斯特罗姆被所有中国诗人所接受并且模仿？从他的诗歌特点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首先是对意象的崇拜，东方式的诗意与留白。特朗斯特罗姆说，他的诗歌放弃雄辩。而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特点，“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普遍特点就是它们的不雄辩。通过精炼的、点到为止的意象、蒙太奇似的组合，传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是古典诗歌的强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强调意象与意境，这对汉语来说是传统，而对西方来说，他则是现代派。植根于拉丁语系的西方（欧洲）主流语言，擅长的是思辨与雄辩，对于他们来讲，意象的树立与跳跃留白及陌生化是现代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布莱希特视京剧为东方式的西方现代派戏剧，而爱森斯坦则把俳句的组合方式运用于蒙太奇，各种元素的组合如何创造出一种新的不同于任何一种元素的迥异的情境。
　　 仔细分析会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诗人不直接把传统作为一种经典来接受，而非要绕道于一个瑞典诗人呢？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另一个特点回答了这个问题：现代性。其实之前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西方所谓的现代性有很大一部分因素是作为东方的传统性所存在的。那为什么非要绕道而不是回归呢？其实这个问题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思考。因为这样的话，方向就不是“走向世界”了。“回归传统有什么不好，如果那是一个伟大的诗歌传统的话？”特朗斯特罗姆先生曾经这样问过中国的诗人。他不知道，这实际上是中国诗人得一个诗歌策略。如果没有了“现代主义”的印记，那么“走向世界”在国际诗坛成功也就没可能了。在高行健的“汉奸策略”及北岛冲击诺贝尔未果后，中国的诗人与作家们仍然极力的向世界靠拢，努力迎合“国际诗歌界”与“国际读者群”，这样一个范围含糊的群体，以“证明中华民族”的口号努力着。
　　特朗斯特罗姆所在的瑞典是一个高度福利的社会，他的诗歌中洋溢着置身于福利国家与民主社会的幸福感。与此种幸福感相钩连的就是作为一个诗的盛世，唐朝同样是以一个物质背景极其发达的历史环境出现的。中国的唐朝与瑞典的现在，物质给人们带来的是什么？是话语权。虽然瑞典并不是欧洲的主流话语国家，但他是作为欧美强势话语群体中的个体出现，代表的是霸权话语的文化心态。处在一个后殖民语境下，中国诗人与作家的创作的起始点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在诗歌界，五四之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学术界的西化带来的问题就是创作与评论发展的滞后性，我们全盘学习西方的创作与评论方法，这就使我们的理论与创作永远是后知的，作为对舶来品的吸收与利用我们永远是落在后面的。我当然不是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伟大作用，我想说的是，现在看来，在后殖民的语境下，作为一个弱势的话语权持有者，我们的创作是被动的，制定创作评判标准的是掌有文化霸权的西方主流话语国家。并且，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也使我们国内的大众环境难以认识到传统的作用，因为主流思想正在快速的朝向背传统化发展。
　　 现在的诗歌创作面临着这样的困境，现代汉诗体现了双重的不足：它一方面比不上中国古典诗，一方面又比不上欧美诗。失了根的现代汉诗注定只能模仿西方的原本，变成一个不中不西的膺品。哈佛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蒂芬•欧文（Stephen Owen）由这一现象得到的结论是：“身为国际读者中的欧美成员，我们阅读的是由阅读我们自己的诗歌遗产之译本所衍生出来的中文诗之译本。”因此，他不禁要问：“这到底是中国文学，还是以中文作为起点的文学？”这个结论让中国的诗人们很尴尬。
　　 十九世纪后，中国的社会及文化的发展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革命，革命带来了变革，带来了崭新的事物。但如果打个不很恰当的比方，革命往往就像是使把腐烂的胳膊砍掉然后再接上别人的胳膊或假肢，就算是型号差不多没长了或是短了，微小的细胞之间也会发生排斥，最后导致躯干的大问题的发生。历史证明事物的发展是遵循规律的，诸多经过人为转向的畸形变革的社会在最后都又回到了历史的演进之中，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往往在潜移默化的遵照特定的演化规律进行着。中国的被殖民经历注定决定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是断裂的，在进化链上被强行加入外来因素并被牵着鼻子转向。中国的文学与诗歌发展也是这样，在成长上之于传统是畸形的。在今天，重视经济科学的发展之后，我们因该重新对传统的、“自己的”东西重视起来，言必称西方的时候因该渐渐地过去了。在现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应该在“面向世界”的基础上加入传统召回民族的个性，有个性民族才有存在的生命力。传统的加入虽然是一种比较被动与妥协的方式，但在现在这种环境下，比起全盘的继承传统与全盘的接受西方的思想要来得更实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