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人”——《上学记》读后3

2006-11-25 23:10:16 　　来自: 西溪一隅 (杭州)

上学记的评论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李贺《南园》
　　
　　文人骚客自古即是诗歌或是史传传诵的对象，但也是最无德的一群人，有人统计中国文人共同的卑鄙行为——相互攻讦、向上告密、陷害、捕风捉影、落井下石、作伪证、搞逼供信……直到根本莫须有构人以罪等等，好像这种种都是在政治运动中搞出来的玩意，也难怪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一再提及“政治是肮脏的，黑暗的，与其一生不与政治结缘”。当然，这里也有一个问题，何先生也参加历次的学生运动，例如一二•九，但是他不把他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作为一种道德的义务，国家的责任，无论如何，对于政治下个概念是个危险也是盲目且费力不讨好的时期，所以，很多时候我猜想何先生也希望可以以义务或者责任来缓解过于政治化的社会的压力，不喜欢政治想必也是何先生淡薄如水的一种写照。说道这里，好像，费话太多，不在啰嗦了，现在谈谈我在先生书中读到的文人形象。
　　（一） 吴晗。
　　吴晗（1909年—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吳春晗，字伯辰，笔名语轩、酉生等，浙江义乌人，是中國近代的历史学家。吳晗先加入民盟，再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海瑞罢官》這篇文章而被當權者批鬥，最後落得在獄中自殺，家破人亡。
　　生平
　　1929年考入上海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預科。
　　1930年於燕京大学圖書館中日文編考部任職館員。
　　1931年因寫成《胡應麟年譜》，同年被薦至清華大學史學系當工讀生，專治明史，頗受顾颉刚、胡適、傅斯年等提攜。1934年畢業，並留校任校，專講明史。
　　1937年起先後任教於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後重回清華大學執教，曾任清大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全國青聯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1954年起主持改繪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標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明十三陵中定陵的發掘等工作，後主編《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等系列。
　　1959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泽东针对干部中不敢讲真话的问题，提倡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吴晗遂于6月间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之后，他又相继写出《论海瑞》、《海瑞罢官》等文章和剧本。
　　1961年开始，他跟鄧拓、廖沬沙合寫《三家村札記》，共用吳南星筆名，寫到1964年7月總共六十五篇。
　　1962年，江青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初，江青到上海秘密策划炮制批判文章。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由江青、张春桥等共同策划，姚文元执笔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单干风”、“翻案风”联系在一起。
　　1966年4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报刊先后发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等文章，进而把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同庐山会议上撤消了彭德怀职务一事联系在一起，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由毛泽东指示、各方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掀開了序幕。吴晗在文化大革命被认为反毛泽东路线，遭到批斗。
　　1969年在狱中自杀，妻子袁震被折磨死，養女吳小彥神經錯亂在精神病院自殺。
　　 主要著作
　　历史剧《海瑞罢官》
　　《朱元璋传》
　　《明史简述》
　　《读史札记》
　　《胡应麟年谱》
　　《历史的镜子》
　　《历史与人物》
　　《江浙藏书家史略》
　　《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
　　《投枪集》
　　《灯下集》
　　《春天集》
　　《学习集》
　　《山蔭道上》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对吴晗的评价多为正面结论, 但章诒和所著《往事并不如烟》(香港所发行的未删节版本)中, 披露说在文化大革命之前, 吴晗曾同康生一样, 利用其职权, 强行从中国大陆文物收藏家手中廉价收购珍贵文物. 中国大陆史学界有观点认为, 1950年代吴晗极力主张挖掘明成祖长陵 (后改为挖掘定陵), 也是为了满足他对明史及明朝皇帝进行研究的个人学术欲望.
　　
　　以上是我在wiki检索到的关于吴晗的基本资料，据我在此之前所掌握的基本资料而言，也就知道吴晗曾任北京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并因《海瑞罢官》而遭遇人数的不幸。基本出于年轻的时候的理解，他是应属于中国传统的“立德、立言”的有独立操守的人，但是看了何的回忆录，发现他居然和自己或者官方所极力塑造的形象并不一致，这也难怪，在读过一些书以后，总会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见解，譬如“封建”，那是在读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古代史》所深受震撼的，嗯，有点颠覆我的历史观。或许他是一个功利或者带有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大情节的人，嗯，有点像何所提到的陈良璧，但是不幸的是他卷入了政治的泥潭，或许这是他的不幸，或许也是他的幸运，毕竟，在清华立像，也是一项幸事，和他同时代或者比早期的远比他有名望或有成绩的大有人在，呵呵，或如老子云：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
　　
　　（二）冯友兰
　　冯友兰（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
　　生平
　　1918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9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8年-1952年任国立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29年-1952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0年-1946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
　　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参加梁效大批判组，为写作班子的顾问，对孔子和尊孔思想进行批判。
　　作品
　　生平著作可归结为“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三套哲学史著作。六书是“贞元六书”包括《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分别完成于1931、1934年，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中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为后世学者所共同接受。堪称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
　　《中国哲学简史》是由1948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上课教材编写而成。此书译为十多国语言，销售数百万册。是西方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也是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
　　《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完成于1990年，乃是冯友兰用生命写成的哲学大作。在84到95高龄等11年间，以准盲人、准聋子的身体状态，在每年住院数次的情况下，口述由弟子笔录而成。
　　《贞元六书》是一套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新理学》为其总纲，后五册是分属各章节，主要讲纯碎哲学。《新世训》是社会观，是新理学观点在社会问题中的应用。《新事论》是生活方法论与道德修养论。《新原人》是人生哲学，以觉解的程度将人生分为四个境界。《新原道》是哲学史观，分析中国哲学之发展。《新知言》是方法论，总结中西哲学史的经验。
　　生平著作收录在《三松堂全集》共十五册。
　　名言
　　“至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座右铭
　　“辅旧邦阐新命,极高明道中庸”
　　“周虽新邦，其命维新”，看到冯先生的座右铭，我突然想到这句话，改良之道岂不就是中庸之道？但是以冯先生的半生遭遇，似乎其并没有看透此道，或者在晚年，在运动结束后的很久，他才体会到。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也提及了这种中国哲学史中的曾经泰斗，我也是在读研之后才知道他的（多亏了我的一个老师的教诲）。在书中，发现何先生很早就发现了冯先生的一个特性，好像就是跟着政治走，当然何先生在书中也表达了对他的这种的趋向的无奈的理解，嗯，可能是传统的积习影响太深抑。看到冯，我不由想到了郭沫若，两人的遭遇确有很多相同之处，特别是建国后的“谄事”江青，当然，也不能太苛求他们，人无完人，换位思考，如果是你，在强大的政治机器下，你还会强调所谓的自由、独立吗？
　　 （三）何炳棣
　　何炳棣（1917- ）浙江金华人，旅美华裔史学家，为才气、傲气、霸气兼备的一代学者。其堂兄何炳松，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
　　生平
　　少年时曾念过山东大学、清华大学，对日抗战时就读西南联大，并通过教育部公费留学西洋史学门考试，赴美留学。并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并曾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
　　何炳棣取得博士学位后，师从其清华老师、国民党大老蒋廷黻的指示「先学习西洋史，再以西洋史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史」，放弃原英国史的既有成果，一头栽入中国经济与人口史的研究，年老后则将心力投注在先秦思想史，学术成就斐然。
　　何炳棣在美国人文社科学界地位甚高，曾在1974年出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为首任亚裔会长，自被国际视为大师级学者。（按：专攻印度史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讲座教授兼该校贾克逊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雅南（Anand A.Yang），于2006年四月初出任亚洲学会会长，他虽是学会六十五年会史上的第二位华裔会长，但期间已有过一位印度裔学者和两位日裔学者做过会长，杨雅南是第五位亚裔会长。）
　　何炳棣坚信治学不可被似有创意而数据不足的社会科学理论所迷惑，必须从大量多种史料的考订、诠释、控制入手，并指出坚实的史料根据乃为史家养命之源。另外何氏亦不赞同青年史家在入门阶段即进入思想史的工作，何氏指出：「如果自青年即专攻思想史，一生对史料的类型及范畴可能都缺乏至少必要的了解，以致长期的研究写作都空悬于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之上而不能着地。」
　　何炳棣虽然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学界赫赫有名，但为人孤芳自赏，有稜有角，给人一种距离感，甚至何氏亦自承「终身脾气急躁」、「往往与中外学人不能和谐共处」，但亦反映出何氏有足够的自信心与安全感。
　　何炳棣近年写有《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回忆录，里面不少附件，非但记录何氏的一生，更有许多中国现代史的珍贵材料。
　　著作
　　《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东方的摇篮》、《明清社会史论》、《读史阅世六十年》、〈论中国历史遗产〉、〈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体论从张载的《西铭》谈起〉等等。
　　何炳棣，之所以提起这个人，是因为我发现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似乎此人并不是个厚道的角色，书中的两处提及到该人，似乎都透漏出先生的淡淡的鄙夷之情。正是如此，我才好奇，查阅资料，也才知道何炳棣先生居然也是史学巨擘（我孤陋寡闻了）。从我检索的资料简单看之，何炳棣先生也是少年得志之才，但是如果真如《上学记》所言，也是在此验证学术素养与人品素养并不一定等同的经验，当然，或者也是当初他太年轻气盛。
　　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口述历史，正如唐德刚记录了胡适，让我们了解了一段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或许也是猎奇的心理使然。但是这种口述史也是一种显明且生动的历史记录，让我们可以了解标准文本之外的历史现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果如斯言，今天存在勾心斗角，昨天肯定也存在，尤其是在具有久远的历史传承的国度。但是，我们的历史总是太单纯，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造神，很多历史上或有功德或有下三滥手段的历史人物，在教科书中往往被塑造出完人，嗯，至少我这样觉得，但希望我的后人不会有如此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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