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2006-11-16 18:56:42 　　来自: 煜然 (也叫两块钱)
走向共和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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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整整一个多月没有看过一部完整的电影了，主要是因为59集的《走向共和》实在是把我折腾得不行。不过好在眼下一切即将尘埃落定，我也终于可以平静地对此说上两句。
　　
　　回归真实　治史之本
　　　　可以说，看过《走向共和》的人，恐怕是很少有不尊敬李鸿章的，甚至还有不少尊敬慈禧太后和袁世凯的，此外，大概还没有几个是会认同康有为、翁同龢的。这显然是作者态度的一种自然流露所对于他们施加的影响。所以，对于走向共和的争议首先在于这样的描绘历史是否真实。
　　　　对于历史的讲究，锱铢必究始终是要的。所谓历史剧终归不可能是完全脱离真实的，何况两位作者一个是曹禺文学奖得主，另一个也是近代史学的专家，料想是不会太过不严谨的。不过既然是戏，总有一些艺术化的地方，曾经有人考证过其中一些细节并非史实，这也没有什么可以意外的。所以在《走向共和》屡受争议之时，编剧盛和煜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把她当电视剧看就行了。”这并非完全是作者的搪塞，毕竟承载一份对于历史观的责任，这本就不是一部电视剧所消受得起的。
　　　　然而，既然作者都认为这只是一部电视剧，猜想他的意思便是说让老百姓茶余饭后乐一了，就算大家当作是《戏说乾隆》，我也无所谓。但是这种一石激起千层浪，乃至遭到央视封杀，却是“戏说”诸片所从未享受到的待遇，此中原因究竟何在？
　　　　想来，虽然这些电视剧都是对于往事的新解，但所谓“戏说”，从来只讲述皇帝等人的情爱故事，并未涉及意识形态的根本，而《走向共和》虽然也可以看作是戏说，却触及了历史观乃至政治观的问题，在这方面，权威似乎是不容挑战的。
　　　　然而，停播之后观众的抗议从未歇息。BT上的下载说明便是——作为中国人，一定要看一看这《走向共和》，显然不少人对于剧中的一些史实和观点是深信不疑的，而对于传统历史观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有人会针锋相对地说停播是因为此片影响到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譬如那些终身钻研于一种理论体系的学者。
　　　　笔者认为，就事论事地说，对于晚清历史，究竟哪一种观点比较正确，其实已经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更重要的事情在于，为什么《走向共和》乍一推出，就有人愿意彻底地去相信她。
　　　　首先，这显然是因为传统的历史观是有其缺陷的。比如说，把马克思划分的四个历史发展阶段生搬硬套在历史发展进程截然不同的中国。再比如认为凡是农民起义都是进步的，推动历史进程的。这样的历史观显然是出于我国目前政治局势的需求，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意识形态标准。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历史事件简单地划分为非此即彼的两个概念——正确的错误的，进步的保守的，革命的反革命的，这种为了政治而学术的理论，有其内在缺陷实在是理所应当。
　　　　但是，我们还可以退一步讲，假如这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历史观是完全正确的，那么《走向共和》一剧的诞生，是否还是会导致同样的争议呢？
　　　　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常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可以成为真理，但是如果一句话真的被重复了一千遍，我们还会把她当作真理吗？笔者猜想，绝大部分人会认为，真理是没有必要重复一千遍的，而需要重复一千遍的话，多半不是真的。当有一个新鲜的声音出现的时候，即便她并不是那么准确，许多人却是宁愿去相信她的。
　　　　说到这个地步，这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了，更像是在搞心理学。《走向共和》被推出来，为什么会有争议，因为很多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观点，所以才会闹得沸沸扬扬。
　　　　由此可见，我们国家的当权者总有一种家长的观念。比方说西方各国讲民主就说要统一全民的观点，作为各项决策的依据，我们偏偏要加上一个“正确的观点”。可是政治上的决策多是前瞻性的，执政者同样是人，又如何判断布衣们粗浅的看法正确与否呢？同样的，我们的家长总是害怕我们学坏，只告诉我们一个所谓正确的历史观。如果一辈子只听说这么一种论断那也就罢了，但万一不慎听说了一种“歪门邪说”，那又如何是好呢？
　　　　所以遮着掩着总不是个办法。如果我们的历史观始终是多元的，始终是允许所有人各抒己见的，那么听的人也会自觉地产生一种免疫功能，也会逐渐形成自己判定的标准。在那样的大背景之下，即便是哪天冒出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法来，也不可能搅合得满城风雨如临大敌。
　　　　所以说，百花争春总归是要比一支独秀来得好看，不过还有一种方法也许是更好的。中国治史者擅长的乃是春秋笔法，寓观点于陈述之中，纵是《走向共和》也是有这样的倾向。话说回来，历史本身确实是客观的，但从人嘴里说出来总难免是主观的。不过笔者仍是觉得，如果可以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多一点客观地陈述，少一些主观的判断，以逼真地还原历史的真相为己任，而把一切评价的工作留给每一个读者，也许是于读者也于这个国家最有利的一种历史写作方法。
　　
　　阴阳相济　是为中庸
　　　　梁启超曾经说：“政治思想之内容，从所表现的对象观察，可分为两类。一曰纯理，一曰应用。”两者有着各自的发展脉络，自然也不免有些连锁的关系。从今日来看，一般人了解的纯理发展显然要远胜于应用——这当中或许亦有传统历史观的作用——然而，笔者认为，相比纯理，其实对于中国历史的考察更应着重于其应用。其原因在于，政治圈里的“潜规则”从来是没有人会写进书里的，但是这些又在很多时候决定许多历史事件的成败。
　　　　黄仁宇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抵来说既不可能大公无私，也不会太过贪得无厌。所谓知识分子，总是受过儒家思想熏陶，自然会有一些济世的情结，但他们却又是生活在俗物之中，官场的种种暗流必然懂得一些，同时在制度上又没有有力的制度加以约束，所以即便不是贪赃枉法，结党营私、上下其手这样的事情总归是有的。
　　　　而《走向共和》一剧，对于我们考察中国政治之实际操作，是颇有价值的。
　　　　别人参奏由丁汝昌担任水师提督纯属李鸿章任人唯亲，丁汝昌惶恐不安，流露出辞职之意。见此，李鸿章对他感慨道：“不让我任人唯亲，难道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老子搞的就是这一套！”显然，事关北洋水师能否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李鸿章宁愿相信一个能力平平但绝对忠心于自己的人。
　　　　由此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张之洞和李鸿章分居南北洋，为何前者在各方面的地位始终不能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分庭抗礼呢？作者借着摄政王载沣的嘴说了出来——恰恰就在于善作道德文章的张香帅确实不如李鸿章深谙官场里公私相济的道理。
　　　　同样的，袁世凯极力鼓吹君主立宪，但是又提出12年准备立宪期，以保慈禧在世之时仍享有独裁统治的权利。同时，他又立主改办新学，行新官制等，于私确实是想安插自己的人在朝廷的各个要害部门，但也不能否认，于公确实有利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与之相反的是，那些被羁绊在“纯理”政治理想的人，如翁同龢，虽然清廉若圣贤，但在政治实践中，却是最难堪大用，最不能为国家与国民谋幸福的人。另一个例子可以参考《万历十五年》中的海瑞。
　　　　不过，孙中山或许是个特例。在革命的理想之下，他竟至如此坚持不懈，何等天真却又何等执著。当民国与清廷南北和谈的时候，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始终认为孙文要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自己只是一个噱头，但于孙文觉得只要能结束封建统治，自己当不当大总统确实没有什么可以计较的。这可能就是孙文超脱于俗物的一面。
　　　　但是，孙文一生都在革命，即便民国成立之后，仍是如此。这便说明，他的革命并为成功，即便在一些范围内成功了，也很不彻底。也许这就是中国的理想主义者无法超脱的一种宿命。
　　　　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奉行中庸之道。何为中庸？笔者认为，在这官场之中，能将公私熔于一炉，这乃是“政治家的中庸”，似乎也是在中国唯一行得通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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