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的书

2006-08-28 17:11:48 　　来自: Prag
雨天的书的评论   

　　钱理群将周作人的散文称为“中年人的散文”，因为据周作人自己在其文章中引前人之语道，“少年爱绮丽，壮年爱豪放，中年爱简约，老年爱淡远”，而冲淡平和、简练淡远是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底色，故有此一说。但是这只是周作人的一面，我们读他的直指社会时弊和封建积习的时文、杂文，发现周作人也有血气方刚、金刚怒目的另一面。
　　
　　在《谈虎集·两个鬼》一文中周作人写道，“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e，可以说是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两个鬼”后遂成为人们解读周氏的思想精神、散文艺术、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等的关键词汇。从为文的角度讲，周作人以《谈虎集》和闲适小品分别作为这两者的代表，而若要选一本颇能代表闲适小品的集子，《雨天的书》即便不是最合适的选择，也不出最合适的选择之一。
　　
　　人是有维度地存在，立体地发展，如同一块由许多不同切面组成的晶体，只是在周作人的身上，这种多元维度体现得更为明显，并且投射进他的文章之中。止庵称《雨天的书》“最可显示周作人前期随笔的特色”即典型的闲适小品，写得“晶莹剔透”。可是在这本“晶莹剔透”的文集中还是收了不少道德性的文章，一如周作人的两篇自序反映出的那样：《自序一》实际上可视作一篇周氏美文，其中“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为愉快的一件事”，这是一种自然宽松、宁静至远的境界之体现，而时隔两年写作的《自序二》却道，“我原来乃是道德家”、“我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则指文集中《破脚骨》、《《十字街头的塔》一类的“里面都含着道德的色彩与光芒，虽然外面是说着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话”的文章。
　　
　　我读周作人的自编文集，发现许多相同的文章重复出现在不同的集子里，尽管有时候这些文章与集子中的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我想大概可以用《生活和艺术》中的话去解释，“生活之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周作人所追求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在禁欲和纵欲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的境界，或者换生动形象的说法，可以是他在《北京的茶食》中提及的“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周作人总是希望把两种或多种截然不同的甚至互为对立的元素调和起来，在紧绷的张力中寻找平衡，达到理性与情感的交融，自由和节制的统一。这种非绝对的多元化的倾向也体现在他文集内容的编选上。所以我们在《雨天的书》中读到不同类型的“雨天的随笔”。
　　
　　读了一段时间的周作人，发觉自己仍然不改初衷，依旧喜欢周氏“绅士鬼”的小品多过“流氓气”的刀笔，不知是否算是固步自封。他笔下的亡人故友、陈事故地中包含着深切的爱和深切的痛，但不似其兄是激烈张扬地指向极端而发出的超越人间的呐喊。周作人爱，周作人痛，可是他的爱和痛在我们看来总是像涂上了一层乳白色的隔离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周作人在水一方用文字向人表达，但是人与人之间隔着距离。他在《沉默》中说，“我觉得人之互相理解是至难——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如意的好梦，好到连自己觉到了的时候也还不肯立即承认，知道是梦了却还想在梦境中多流连一刻”。
　　
　　周作人和鲁迅一样，内心也是孤独寂苦，两兄弟排遣的方式不同——如果将他们把对生命的期望和爱投入笔端可以称作为一种排遣的话。所以大千世界、宇宙万象、古今之人、异邦故乡无不进入周作人的视野和笔下。人们总是习惯将周氏二兄弟并称比较，并且有意无意地将鲁迅视为参照系来对周作人进行评价观照，很少能把周作人放在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来看待。我也不能免俗。无论是妥协而徘徊，或者是战斗而绝望，我实在不知道周作人和鲁迅谁更为不幸——若是仅从人的角度而非政治和文学相杂的历史进程中而言的话。或者没有人说得清楚。
　　
　　《雨天的书》是一本更多地展现周作人个人性情的集子。在这里面，周作人更多的时候是以周作人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不是道德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儿童教育学家或者抄书家的面具身份出现。这是我喜欢这本集子的原因。周作人有时是夜雨时担心藏书的读书之人，有时是水师学堂中的顽皮学生，有时是爱女早夭的悲痛父亲，有时是对周身女孩怀有纯真之情的懵懂少年。篇章翻动，光影交错，时光荏苒，“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焰的余光所映照着”。在《雨天的书》之后周作人继续写着他的闲适小品，性情之作，比如《看云集》中的《草木鱼虫》系列就是继承了他一贯的冲淡风格。
　　
　　陈思和认为周作人在1920年代末“转向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小品文写作，真正形成周作人的散文风格和美学境界”，而从1921年前后至1928年则是他的散文从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发展时期，但是其中仍然有“一以贯之的主线”被保留到1930年代以后，而许多原本不属于周作人的东西则被淘汰，未收入具有总结性质的《知堂文集》中，比如五四时期大量撰写的以《人的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评论性文章，尽管对于人道主义周作人是一向坚持的。
　　
　　关于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周作人身上的“拉锯”，钱理群将其归于不同外国文化思潮之间的撞击：即“以俄国为代表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思潮”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思潮”之间的撞击。周作人对于“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坚持虽然加有修饰语的限制，但重点还是落在“人间”二字上，是一种普世的关怀。“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就是“十字街头的塔”。而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在1920年代前期在周作人看来也并非不可调和，因为“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
　　
　　但也是在《十字街头的塔》中，周作人写道，“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胸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我们知道周作人最终还是“关上楼窗”、“闭户读书”去了，连“自己的园地”也不要了，它是否存在过也是未可知的事情。不属于周作人的东西被淘汰，被淘汰是被选择的结果，是周作人自己的选择。尽管人生是多种可能性的并置，但个人最终要通过个体生命意志进行选择，从而完成对自我个体性的体现。虽然1920年至1930年间中国历史政治事件不断，但是我认为使周作人作出选择的不是或者不主要是这些外在的因素，而是内部的动力。选择是个体存在并延续的方式，周作人他不得不进行选择。但是选择又是“非此即彼”的，而这种泾渭分明的“非此即彼”于周作人的观念相抵触。他追求的是前面说到过的“微妙的平衡”，是亦彼亦此，彼此之间。周作人的一生便是为“彼”“此”所困。钱理群对他所进行描述的“尽管周作人一再表示对隐逸生活的钦羡，世人也有真把他当作‘隐士’的，实际上他是富有东方现世主义精神，一天也没有脱离过现实的‘奋斗’”、“他的内在精神是积极的，表现形态却是消极的‘闲适’：他也是在以出世的精神做着入世的事情”之语是对此很好的注解。我说我不知道周作人和鲁迅谁更为不幸的原因之一是在于，鲁迅他“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所以鲁迅是伟大的、荣光的、值得歌颂的。鲁迅是最后一个古典主义的英雄人物，是超人。而周作人他不敢，他畏惧，他犹疑。畏惧是由于面临选择和歧路，面临生命自由的可能性而对可能性的后果不可知。一方面想要去掌握和控制，一方面否定和怀疑掌握和控制的能力。畏惧从某种程度上说更体现了人生存状态的本质，更贴近残酷。周作人和鲁迅同样是多情敏感的，但是他们生活在黑暗的时代，所以他们生命都成为了悲剧。唯一不同的是，鲁迅的悲剧是尼采式的超人的悲剧，而周作人的悲剧是凡人的悲剧，你我的悲剧，或者说得更普遍，是人自身的悲剧。
　　
　　周作人最终是转到闲适小品，转到夜读抄书上面去了，这是他的选择。他拒绝掉自己一部分的真实，比如作为一个道德家的真实，向公众呈现出他愿意呈现的那部分真实。说拒绝其实并不准确，因为他仅仅是把这些因素隐藏起来，它们继续存在。
　　
　　舒芜将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总结为“清淡、腴润的统一”，大意是谓其态度上强调朴素和天然，表达感情上有所节制而在材料内容上十分丰富。陈思和在论及丰腴这个特色时说不外乎“知识的渊博”和“细节的丰富”。这些在《雨天的书》中都有所体现。倒是想补充一点，周作人的美文之所以给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潜式的感觉，不光是由于细节材料这些器物层面的丰实，更是因为周作人自身情感的饱满充盈。关于这点与他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有关。他在《日本的人情美》一文中说，“日本国民性的优点据我看来是在反对的方向，即是富于人情”并引用《古事记》证明。对于生命美丽之赞叹和短暂易逝之忧伤的敏感是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
　　
　　在这里想摘抄整本《雨天的书》中我以为最漂亮的一段话，出自《若子的病》。这篇文章情深感人，大部分是在记叙小女若子病危和救治的紧张过程——可是到了文章的末尾，这位精神饱受煎熬的父亲笔锋一转，开始欣赏留恋起春光来，“春天过去了，在我们傍徨惊恐的几天里，北京这好像敷衍人似地短促的春光早已偷偷地走过去了。这或者未免可惜，我们今年竟没有好好地看一番桃杏花。但是花明年会开的，春天明年也会再来的，不妨等明年再看；我们今年幸而能够留住了别个一去将不复来的春光，我们也就够满足了”。同样是吟咏春光，它竟让我想到了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
　　
　　我爱读《雨天的书》，因为它更多文学性的篇章，更少道德的说教和哲学的思考。平和冲淡的小品文只是周作人创作中的一部分，是晶体许多切面之一，但在我看来却是最为光彩夺目、美丽动人的，它们是周作人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