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22 08:03:03
来自: 独思
(北京)
The Green Mile / 绿色奇迹的评论



感性的——咖啡色的天使
一个执行死刑的地方,队长带领着四个手下,按部就班地对送到E区的犯人执行死刑——电椅。手下中的三个和队长一样,对这些来到这的犯人很和善,这里面有职业道德的要求,但我想,更多的,是人性的关爱。的确,他们是罪人,有些甚至犯了很重的罪,令人发指。但如今,他们要去伏法,等待着坐上冷冰冰的电椅,用自己的生命去赎罪。也许,在受害人看来,他们的性命不足以清偿他们所犯的罪孽。不过,既然基于共同契约的审判,他们把最可宝贵的生命都交了出来,我们——这些自诩的清白的人——没有理由去对他们任加讽刺、凌辱、虐待……
在这个死囚监狱里,有一个神奇的犯人。他是一个高大的黑人,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身高。在他人眼里,他是凶残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里有两个惨死的女孩,血淋淋的场景。但在监狱里,他是温和友善的。拥有上帝赐予的特异功能,他治好了队长的肾炎,让一只小老鼠起死回生……
最终,他找到了那个利用女孩间纯洁情感进行无耻杀戮的罪犯,没有犹豫,他处决了这个恶魔。但是,除了监狱里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清白,等待他的依然是众目中的怒火和冰冷的电椅。出于心中的正义,队长和工作人员想给他自由,但是他厌倦了这个世界,想要离开,因为“在这个世界,每天你都会面对那些纯真的情感被利用,被伤害”。他怕黑,坐上电椅,他拒绝戴上黑色的面罩,看着世间的纷扰,闭上纯真的眼睛。
很印象深刻的,是那条绿色的黄泉路,就在牢房和电椅之间延伸。每天面对着这片绿色,看着一个个犯人从这条小路走向死亡,在这工作,在这生活的人,会有怎样地心情?有一个歇斯底里的狂人,为了目睹死刑的过程,为了执行死刑的快感,坚持着不肯离开,畸形的心理和癫狂的举动使他最终赔上了命。一个犯人,老人,他在狱中改变,有了自己的一只老鼠,但是电椅在那等他的结局不会变。一场事故,干燥的海绵,凄厉的惨叫,腐臭的味道,残酷的死亡,至今我仍心有余悸。还有一个犯人,癫狂的年轻人,永远洗刷不了的罪行,永远不能点燃心中的明灯,于是惨死。的确,就算队长和工作人员有着崇高的责任心,有着细致的人文关怀,但是,总避免不了面对伤害,来自不可抗力的伤害,来自执迷不悟的伤害。咖啡色的天使,他的到来改变了一些,有扬善,有除恶,但背负的误解和对原罪的无奈,他走向了天堂。
结果是沉重的,咖啡色的天使回到了天堂。执行死刑的确是一种抑恶,但是人生更需要扬善。毕竟,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
理性的——死刑存废,to be or not to be?
死刑,一个古老的刑罚。杀人偿命,是一个传统的观点。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刑法相当发达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每年执行的死刑也不在少数。不过如此大范围的适用死刑,错杀误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一些案件在网络上、在学界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对于死刑的讨论也有很多,我看了看,大概分为三派:一是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以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为主,这属于绝对少数派,但贺卫方老师支持这种观点;二是主张从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数量入手,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一派学者占大多数,陈兴良老师持这种观点;三是反对废除死刑,这是苏力老师等人的意见,也不占多数。
对于这三种观点,其实都能找到其合理之处。对于立即废除论,据贺老师答记者问的情况来看,之所以持这种激进的观点,是考虑到了现实中的阻力,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反而容易达到逐步废除的目的,而只主张逐步废除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第三个层面上。前两派都主张废除死刑,我想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对死刑的适用,主要是想强调其威慑力,但是,比如甲杀了一个人,心想反正都要死,多杀几个也无所谓,死刑在此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威慑,反而成为甲杀更多人的动因。第三排主张保留死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支持。比如说甲去抢银行,心想反正不会判死刑,杀几个人也无所谓,导致本来不杀人的而杀人。
那到底是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孙志刚、聂树斌等人的被虐杀、冤杀是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我国适用死刑的罪名之广,适用死刑的罪犯之多,是为人们所诟病的。如今发展到虐杀、冤杀的地步,自然催促人们来反思。但是我想,反思不代表讨伐,而需要理性。
刑罚产生于报复、报应,死刑则是“杀人偿命”思维的反映。的确,在专制时代,死刑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恐怖统治的手段。但是我想读过一些古代制度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古代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如此,欧洲中世纪亦是如此。这在钱穆和夏特莱的著作中都有提到。尽管我没有直接看到有关古代死刑/刑罚政策的研究方面的文献,但是就我涉猎的有关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度演进来看,死刑在古代绝对不会是一种我们主观臆断的残暴和残酷。要知道一定的制度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既然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由那个我们自认为残暴的时代演进来的,我想我们就有理由反思过往时代的真实而非一味的阐述什么生命的价值高尚,自由的目标崇高,专制暴力的迫害何其深、何其大!
死刑的预防和威慑作用为废除死刑者所怀疑。前面我也举过例子说明。但是同样地,我也举了相反的例子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存在。那么,到底这种威慑作用在现实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按照贺卫方老师的观点,惩治贪污腐败我们用了很多死刑,但是贪污腐败却依然大量存在,那么就说明死刑没有威慑力。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杀人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一时冲动所致,也就是说在杀人、贪污的时候,犯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死刑不死刑的问题,那么死刑的威慑力还存在吗?对此,我并不十分认同。因为这里有一个比例问题。贪污腐败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尺来衡量到底有多少贪污腐败,所以感性的大量存在并不能成为反驳死刑无用的理由。而后面的那个研究则忽略了在杀人行为里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如果实际的统计表明,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是5:1,那么这个研究对于死刑无用的反驳毫无力度。
也许可以举出朱元璋时期严惩贪官也没能遏制明朝官员贪污之风的例子来对进行进一步的反驳。但是我想这又会陷入一个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说到根本更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这种问题要根治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打击,进行惩处。贪污腐败中把人的生命的价值和金钱等量衡量成为人们认为国家不尊重个体生命的理由。贺卫方老师认为将犯罪分子的财产没收,让其在监狱里用一生去忏悔就足够了。但是我想他忽略了一个前提——那个人愿意忏悔吗?在《绿里奇迹》中的那个问题少年,就算有旁人的感化他也不可能悔改,人性本善或者本恶是一个无法探讨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性质变坏之后是几乎没有可能变好的,对于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还幻想着感化、教育,那只能是东郭先生的作为。再者,官员贪污受贿的是物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限制于物质。如果他的贪污受贿纵容杀人等侵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那么贪污受贿就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了。而且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杀得太多了,而是杀得太少了。有一个现象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抓出来的贪官大多为副职?难道那些一把手就真的如此清廉吗?难道一把手们对于身边的那些副职官员的行为直到被揭发出来之前就一无所知吗?值得深思。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惩戒的力度不够,那些真正的大贪官根本在逍遥法外,那些被揪出来的不过是“工作”没做好罢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就算死刑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妥的地方,那么我要说,死刑制度本身在此承担的过错责任也是小的,背后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的作用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突破这道限制,该杀!
在转型时期,贺卫方老师提出现在多为独生子女,如果杀了,那就是断子绝孙,仇恨是刻骨的。那么我要说,正是因为是断子绝孙,那么凭什么只让受害人家属承担断子绝孙之痛,杀人犯的家属在没有尽好教育职责的同时还要受到如此人性化的关怀是否是一种新的不公平。而且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死刑这种断子绝孙的惩处,会使犯罪人一方的家属在发现犯罪人犯罪意向的时候进行极力劝阻,也许能够达到使犯罪人回心转意的结果,这也是未可知的。
以上是我对于现在流行的要求废除死刑的一些观点的反面思考。我想说的是,死刑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刑罚,必然有其合理至少值得推敲之处。这样的工作不是因为几个案件的揭露引发的一番热情就能够讨论清楚的。中国人喜欢中庸之路,很有道理。对于死刑也是如此,不论持何种观点,首先要对于死刑这个制度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考量,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工作量是大的,这绝对不是引述一下贝卡利亚、康德、马克思、卢梭,缅怀一下文艺复兴,歌颂一下生命价值之高尚和自由理想之崇高,批判一下政府专制和腐败,然后宏观地提出制度缺陷症结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制度有缺陷就要求废止制度,要知道,有制度就有缺陷,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死刑的考量也是如此。
而且,通过《绿里奇迹》,我想还有一个行刑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项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两个事实。
前段时间组织去了大兴的少年犯监狱,参观式的进程让我很不好受,我不知道这样的参观监狱要接待多少次,但是我想每接待一次,在押犯人的心灵就会被伤害一次。
我家有个邻居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时他曾经执行过几次死刑。如今每次喝醉了酒他就会说自己曾经杀过人,表情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我只能把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样去面对、去思考这样的事实。那将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我们在思考死刑时同样不能规避的问题。
学者是理性的,观点是繁多的,争论是热烈的。但是我们缺少苏格拉底。当被害的是这些讨论者的至亲,到那时,提倡废止死刑的人们,你们会作何感想,还能够凛然地称自己希望废除死刑吗?
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不管怎样,我期待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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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行死刑的地方,队长带领着四个手下,按部就班地对送到E区的犯人执行死刑——电椅。手下中的三个和队长一样,对这些来到这的犯人很和善,这里面有职业道德的要求,但我想,更多的,是人性的关爱。的确,他们是罪人,有些甚至犯了很重的罪,令人发指。但如今,他们要去伏法,等待着坐上冷冰冰的电椅,用自己的生命去赎罪。也许,在受害人看来,他们的性命不足以清偿他们所犯的罪孽。不过,既然基于共同契约的审判,他们把最可宝贵的生命都交了出来,我们——这些自诩的清白的人——没有理由去对他们任加讽刺、凌辱、虐待……
在这个死囚监狱里,有一个神奇的犯人。他是一个高大的黑人,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身高。在他人眼里,他是凶残的,因为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的手里有两个惨死的女孩,血淋淋的场景。但在监狱里,他是温和友善的。拥有上帝赐予的特异功能,他治好了队长的肾炎,让一只小老鼠起死回生……
最终,他找到了那个利用女孩间纯洁情感进行无耻杀戮的罪犯,没有犹豫,他处决了这个恶魔。但是,除了监狱里的朋友,没有人知道他的清白,等待他的依然是众目中的怒火和冰冷的电椅。出于心中的正义,队长和工作人员想给他自由,但是他厌倦了这个世界,想要离开,因为“在这个世界,每天你都会面对那些纯真的情感被利用,被伤害”。他怕黑,坐上电椅,他拒绝戴上黑色的面罩,看着世间的纷扰,闭上纯真的眼睛。
很印象深刻的,是那条绿色的黄泉路,就在牢房和电椅之间延伸。每天面对着这片绿色,看着一个个犯人从这条小路走向死亡,在这工作,在这生活的人,会有怎样地心情?有一个歇斯底里的狂人,为了目睹死刑的过程,为了执行死刑的快感,坚持着不肯离开,畸形的心理和癫狂的举动使他最终赔上了命。一个犯人,老人,他在狱中改变,有了自己的一只老鼠,但是电椅在那等他的结局不会变。一场事故,干燥的海绵,凄厉的惨叫,腐臭的味道,残酷的死亡,至今我仍心有余悸。还有一个犯人,癫狂的年轻人,永远洗刷不了的罪行,永远不能点燃心中的明灯,于是惨死。的确,就算队长和工作人员有着崇高的责任心,有着细致的人文关怀,但是,总避免不了面对伤害,来自不可抗力的伤害,来自执迷不悟的伤害。咖啡色的天使,他的到来改变了一些,有扬善,有除恶,但背负的误解和对原罪的无奈,他走向了天堂。
结果是沉重的,咖啡色的天使回到了天堂。执行死刑的确是一种抑恶,但是人生更需要扬善。毕竟,生命有不能承受之轻。
理性的——死刑存废,to be or not to be?
死刑,一个古老的刑罚。杀人偿命,是一个传统的观点。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刑法相当发达的国家,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我们每年执行的死刑也不在少数。不过如此大范围的适用死刑,错杀误杀的现象时有发生。近几年一些案件在网络上、在学界内、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学者们对于死刑的讨论也有很多,我看了看,大概分为三派:一是主张立即废除死刑,以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为主,这属于绝对少数派,但贺卫方老师支持这种观点;二是主张从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数量入手,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的目的,这一派学者占大多数,陈兴良老师持这种观点;三是反对废除死刑,这是苏力老师等人的意见,也不占多数。
对于这三种观点,其实都能找到其合理之处。对于立即废除论,据贺老师答记者问的情况来看,之所以持这种激进的观点,是考虑到了现实中的阻力,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反而容易达到逐步废除的目的,而只主张逐步废除可能永远只能停留在第三个层面上。前两派都主张废除死刑,我想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对死刑的适用,主要是想强调其威慑力,但是,比如甲杀了一个人,心想反正都要死,多杀几个也无所谓,死刑在此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威慑,反而成为甲杀更多人的动因。第三排主张保留死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支持。比如说甲去抢银行,心想反正不会判死刑,杀几个人也无所谓,导致本来不杀人的而杀人。
那到底是杀还是不杀?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孙志刚、聂树斌等人的被虐杀、冤杀是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导火索。长期以来,我国适用死刑的罪名之广,适用死刑的罪犯之多,是为人们所诟病的。如今发展到虐杀、冤杀的地步,自然催促人们来反思。但是我想,反思不代表讨伐,而需要理性。
刑罚产生于报复、报应,死刑则是“杀人偿命”思维的反映。的确,在专制时代,死刑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恐怖统治的手段。但是我想读过一些古代制度史的人都应该清楚,古代的制度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中国如此,欧洲中世纪亦是如此。这在钱穆和夏特莱的著作中都有提到。尽管我没有直接看到有关古代死刑/刑罚政策的研究方面的文献,但是就我涉猎的有关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度演进来看,死刑在古代绝对不会是一种我们主观臆断的残暴和残酷。要知道一定的制度是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既然我们现在的一切都是由那个我们自认为残暴的时代演进来的,我想我们就有理由反思过往时代的真实而非一味的阐述什么生命的价值高尚,自由的目标崇高,专制暴力的迫害何其深、何其大!
死刑的预防和威慑作用为废除死刑者所怀疑。前面我也举过例子说明。但是同样地,我也举了相反的例子表明死刑的威慑作用的存在。那么,到底这种威慑作用在现实中起到多大的作用?按照贺卫方老师的观点,惩治贪污腐败我们用了很多死刑,但是贪污腐败却依然大量存在,那么就说明死刑没有威慑力。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杀人行为很多情况下是一时冲动所致,也就是说在杀人、贪污的时候,犯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什么死刑不死刑的问题,那么死刑的威慑力还存在吗?对此,我并不十分认同。因为这里有一个比例问题。贪污腐败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尺来衡量到底有多少贪污腐败,所以感性的大量存在并不能成为反驳死刑无用的理由。而后面的那个研究则忽略了在杀人行为里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如果实际的统计表明,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比例是5:1,那么这个研究对于死刑无用的反驳毫无力度。
也许可以举出朱元璋时期严惩贪官也没能遏制明朝官员贪污之风的例子来对进行进一步的反驳。但是我想这又会陷入一个循环过程。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说到根本更是一个人性的问题。这种问题要根治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就要进行打击,进行惩处。贪污腐败中把人的生命的价值和金钱等量衡量成为人们认为国家不尊重个体生命的理由。贺卫方老师认为将犯罪分子的财产没收,让其在监狱里用一生去忏悔就足够了。但是我想他忽略了一个前提——那个人愿意忏悔吗?在《绿里奇迹》中的那个问题少年,就算有旁人的感化他也不可能悔改,人性本善或者本恶是一个无法探讨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有些人的性质变坏之后是几乎没有可能变好的,对于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还幻想着感化、教育,那只能是东郭先生的作为。再者,官员贪污受贿的是物质,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限制于物质。如果他的贪污受贿纵容杀人等侵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那么贪污受贿就不是简单的金钱问题了。而且在我看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是杀得太多了,而是杀得太少了。有一个现象我一直不解,为什么抓出来的贪官大多为副职?难道那些一把手就真的如此清廉吗?难道一把手们对于身边的那些副职官员的行为直到被揭发出来之前就一无所知吗?值得深思。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惩戒的力度不够,那些真正的大贪官根本在逍遥法外,那些被揪出来的不过是“工作”没做好罢了。这个问题本身是复杂的,就算死刑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妥的地方,那么我要说,死刑制度本身在此承担的过错责任也是小的,背后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的作用才是主要的。我们应该突破这道限制,该杀!
在转型时期,贺卫方老师提出现在多为独生子女,如果杀了,那就是断子绝孙,仇恨是刻骨的。那么我要说,正是因为是断子绝孙,那么凭什么只让受害人家属承担断子绝孙之痛,杀人犯的家属在没有尽好教育职责的同时还要受到如此人性化的关怀是否是一种新的不公平。而且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死刑这种断子绝孙的惩处,会使犯罪人一方的家属在发现犯罪人犯罪意向的时候进行极力劝阻,也许能够达到使犯罪人回心转意的结果,这也是未可知的。
以上是我对于现在流行的要求废除死刑的一些观点的反面思考。我想说的是,死刑作为一种存在了几千年的刑罚,必然有其合理至少值得推敲之处。这样的工作不是因为几个案件的揭露引发的一番热情就能够讨论清楚的。中国人喜欢中庸之路,很有道理。对于死刑也是如此,不论持何种观点,首先要对于死刑这个制度进行历史的和现实的考量,而且在我看来,这个工作量是大的,这绝对不是引述一下贝卡利亚、康德、马克思、卢梭,缅怀一下文艺复兴,歌颂一下生命价值之高尚和自由理想之崇高,批判一下政府专制和腐败,然后宏观地提出制度缺陷症结就能解决的问题。
我们不能因为制度有缺陷就要求废止制度,要知道,有制度就有缺陷,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对于死刑的考量也是如此。
而且,通过《绿里奇迹》,我想还有一个行刑问题,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项工作,在这种工作中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两个事实。
前段时间组织去了大兴的少年犯监狱,参观式的进程让我很不好受,我不知道这样的参观监狱要接待多少次,但是我想每接待一次,在押犯人的心灵就会被伤害一次。
我家有个邻居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时他曾经执行过几次死刑。如今每次喝醉了酒他就会说自己曾经杀过人,表情充满了痛苦和恐惧。
我只能把这些事实摆在这里,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样去面对、去思考这样的事实。那将是一个大问题——一个我们在思考死刑时同样不能规避的问题。
学者是理性的,观点是繁多的,争论是热烈的。但是我们缺少苏格拉底。当被害的是这些讨论者的至亲,到那时,提倡废止死刑的人们,你们会作何感想,还能够凛然地称自己希望废除死刑吗?
一切还需从长计议。不管怎样,我期待奇迹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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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2 11:22:06 ___meee.
当时看这部片我看到那个天使眼睛里的痛苦,我好像真的可以感觉到那种痛苦,看到世界上的人假面具吓的真冷酷,看到世界上所有的不善良,对于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来说,他的生命似乎显得太沉重。
他的死换不来什么,只想祈求有一份安宁
2007-04-25 20:49:26 M ike
你写的我想真的很棒 看到了一些导演想说的2008-01-26 23:26:26 笨南瓜
你的观点很现实,让这部电影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