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经历为大历史作证——评黄仁宇《黄河青山》

2006-07-28 16:48:15 　　来自: 沙砾于飞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黄河青山的评论   

　　
　　
　　 林 川
　　
　　
　　本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而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其个人经历和史学观点的展示。作者讲述个人经历的目的，主要并不是为了塑造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而是为了说明他的特定史学观点形成的特殊生活背景，是为了给他的"大历史"观提供一种活的见证。对于作者来说，回忆自己的个人经历是次要的，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才是主要的。因此，在讲述个人经历，间接地为大历史作证的同时，作者在书中也用了很多篇幅直接阐述他的大历史观，从各种角度反反复复地对其进行不厌其烦的论证。而这种论证，我们在作者的其它著作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与那些著作相比，本书的论证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大的新意，但是，由于作者巧妙地把这些论证与个人经历所提供的活的见证结合了起来，造成了某种相互印证的效果，这就使得读者也能不厌其烦地去追寻他的思想踪迹，对他的大历史观进行同情的了解，并产生某种精神上的共鸣。这也是黄仁宇史学著作之所以流传广泛、而且比较深入人心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史学家，黄仁宇的大历史著述在今天的大陆读者群中显然是最受欢迎的。因为他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一种生动活泼的历史著作撰述风格，而且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视野宏阔的中国历史解释体系，这些都是僵硬的大陆史学主流论述所欠缺的，也是许多人心向往之而不能至的。但是，对于注重科学分析和专题研究、讲究学科分际和学术规范的美国学界来说，黄仁宇却是以其早年的明代财政史研究得到英国汉学界的认可，从而间接地获得他的学术地位的；而当他后来跳出专题研究的范畴，从更宏阔的视野提出他的大历史的构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承认就很少了。由于论题太大，撰述体例既不符合学术论文的传统形式，也不符合美国出版界对商业性出版物和学术性出版物所作的严格区分，他的《中国并不神秘》一书没有得到商业性出版社的接纳，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1976年完稿）被多家出版社拒绝，交给耶鲁大学出版社后又一直没有获得审稿人的首肯，直到1981年才出了英文版。由于长期没有出版学术著作，讲课得到的教学分又非常低，远远没有达到校方推行的量化考核指标（这种类似的指标目前在我国也非常流行），1979年春夏之交，在纽约州立钮普兹州立大学连续任教十年、具有"终身"教职的黄仁宇教授被校方以"人事缩编"的名义提前解聘（聘期于1980年8月31日终止），这对47岁才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当时已经60岁的黄仁宇来说，显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它不但意味着失业，也意味着学术地位的丧失。而这也从反面促使黄仁宇更加偏离美国汉学界的主流，从一个边缘人的角度向主流提出挑战性的观点。1980年下半年，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英文本中首次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并且按照这个概念对中国历史作了宏观描述；与此同时，他又开始撰写这部题为《黄河青山》的回忆录，从展示个人经历入手为其史学观点提出辩护。
　　
　　黄仁宇的个人经历中，最独特的就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经历。作为早期同盟会会员，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与国民党许多上层人物都有交往。受他的影响，黄仁宇在抗战军兴的1938年夏，考入蒋介石任校长的国民党"中央军校"第１６期，１９４０年底毕业后，任陆军１４师排长及代理连长。１９４３年，加入驻印军，任上尉参谋，随孙立人将军的司令部进入缅甸战场，担任郑洞国将军的副官，兼任《大公报》前线观察员，不但了解前线战事，对盟军之间冲突（包括蒋介石、郑洞国与史迪威的冲突）也相当了解。1９４５年９月，任第三方面军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参与接收上海和东北的任务。在东北，亲眼看到了林彪部队以人海战术冲破国军强大火力的情形。１９４６年，赴美国陆军参谋大学留学。毕业后，任"国防部"参谋、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民党高层的冲突有了更深的了解。尽管他于１９５０年退伍后，就到了美国打工、求学，后来还进入了美国的学院体制，加入了美国国籍，接受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中的许多观念，但对他的思想最有影响的还是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生活经历。他之所以选择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也是为了对自身经历的这场历史巨变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作为一个前国民党军官，他不能接受美国学界流行的国民党腐败无能、因而丢掉政权的说法，却又不能不接受共产党最终夺取了大陆政权的事实，对他来说，从道德角度解释这个事实不但没有说服力，而且也是一种辱及自身的羞耻，所以，他要撇开道德，"寻求对历史的技术辩正"，从中国文化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和挑战的角度对历史作出新的解释。
　　
　　在黄仁宇看来，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其实早在帝制社会的明代就已达到了极点——"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造成一切问题的症结"，后来的一切新的举措无非都是为了从社会结构上解决这个问题，使中国社会达到一种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状态，为此，就必须对社会的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进行改造。而这种改造是分别通过国民党和共产党完成的：蒋介石和国民党通过抗日战争的动员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毛泽东和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它们都对历史起了促进作用。现在的关键是要在中间地带建立体制上的联结，这样才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宏观的解释模式，黄仁宇的这个见解我认为还是比较可取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教条，套到各种具体的历史事件上，则往往会流于粗疏、笼统，甚至言不及义。如黄仁宇对国民党以私人关系和非常手段去填补组织结构隙漏的辩护，就难免此弊；他对中国二十世纪状况与明清时期的类似之处的分析，也有静态地看待历史的嫌疑；而他对大陆公社化运动的肯定，恐怕也逃不了从理想化的角度看待历史的讥评（这是他对他所说的"中国自由派书生"的基本判断）——因为，他毕竟没有在集体主义的大陆体制下亲身生活的经历，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也并没有第一手知识，所以，他的作证也不能不带有深刻的局限，甚至带有一相情愿的成分。这是生活在大陆的许多读书人可能都有同感的。
　　
　　 2000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