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笑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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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23 14:30:49 北海月

　　 虚化的力量
　　 ——西方电影男性意识的流变
　　
　　
　　[内容摘要] 文化作为男性意识这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生产者，无可回避地参与到对男性社会意义的生产流程中来。作为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正以其鲜明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姿态，体现出社会男性意识与非男性意识力量的此消彼长。而一些电影作品，更为这种斗争和较量提供了清楚的范例。通过对《辛德勒名单》和《钢琴师》电影文本的读解，在透视存在于其中的男性化表达和对男性意义的再生产的同时，发现非男性化意识的表达如何不断虚化和削弱着根植于社会文化中的男性化意识，逐渐瓦解这种坚固的社会意识形态，并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可能性倾向。
　　[关键词] 文化 男性化 支配性意识形态 男性力量 协商式读解
　　
　　 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割的社会。分割的基本轴线可被认为是阶级、性别、种族等现实中存在的社会差异，其他的分割轴线则是国家、年龄、群体、宗教、职业、教育、政治等等。这样，社会就成为一个复杂的群体网络，每一个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并且与社会统治力量的权利关系的意义彼此相关。
　　意义及意义的生产二者连接所构成的文化，同社会结构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并只能在社会结构及其历史的意义上进行解释，而社会结构则被文化所生产的意义以及另一些其他的力量所支撑着。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一套社会关系对巩固它们和支持它们的意义和框架有明显的吁求。” ①这些意义不仅仅是社会经验意义，也是自我的意义，即建构社会身份，使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理解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社会关系。经验的意义和具有这种经验的主体（自我）的意义最终都是同一种文化进程的一部分。
　　男性意识这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的体现和生产者——男权制社会结构中的文化，也无可回避地参与到这种对男性社会意义的生产过程中来。作为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电影，正以鲜明的艺术形象和真实的姿态，体现出社会男性意识与非男性意识力量的此消彼长。而西方的一些电影作品，就为这种斗争和较量提供了清晰可感的范例。
　　以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美国，1993）和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钢琴师》（The Pianist，法国、德国、波兰，2002）为例，通过对电影文本的读解，即可透视存在于其中的男性化表达和对男性意义的再生产。两者都是以二战犹太人遭遇为背景、以男性为主体的影片。如果视男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为一条连绵不断的线，这两部影片正处在同一条线相对的两点上，从而体现出更多的对比性，同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使我们窥测到更多男性化这种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变化。
　　从影片的海报开始，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两者在男性意义表达上的区别：《辛德勒名单》的海报画面是一只强壮有力的成年男性的手牵引着一只稚嫩的儿童的手，这个图景传达出来的信息包含了力量、正义、拯救等与男性意义有关的因素。《钢琴师》的画面是一个人独自走在城市的废墟中，这无疑将我们的视点转移到周围的环境，折射出的是人在面对残酷现实和悲惨命运时的无力感。
　　《辛德勒名单》的开头和结尾设计和原剧本大相径庭，将登记犹太人名单的情景改换成犹太人对拯救他们先辈的辛德勒的怀念和崇敬，突出了拯救和被拯救的主题，并将这一过程神圣化和仪式化。联想到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另一部影片《拯救大兵雷恩》（Saving Private Ryan，美国，1998）开头的设计，同样是仪式化的悼念，让人产生一种悲壮而崇高的神圣感。在《辛德勒名单》中不断响起的枪声，俨然是一种无可抵挡的势力的体现，成为整个拯救故事的前奏曲。与原剧本比较，影片删减了平民抵抗力量的描写，却增加的很多犹太人被驱赶和枪杀的镜头，和《拯救大兵雷恩》前25分钟里对于战争恐怖具有戈雅风格的超现实主义展示一样，旨在唤起对战争、拯救、正义等意义的集体记忆，奠定了英雄主义史诗的调子，也为整部影片打上了支配性意识形态——男性化的印记。
　　《辛德勒名单》中的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终日衣着光鲜地出入各种场合，游刃有余地周旋在纳粹党徒和女人之间，这些细节表明，他是一个成功的男人，有着男性意识形态社会所设想的完美男性品质：自信、决断、进取、坚强、理性和控制情感的能力。②仅从他对悲惨现实的鸟瞰式的冷静注视，就展示了他对事态的超凡控制能力，因此，他与苦难的现实无关，只是充满优越感的一个观看者和掌握者，他决定着是否对苦难中的人的施与、帮助，无论是他的良心发现、道德复苏或是无动于衷，都能轻易地掌握1200名犹太人的性命。与他相对的是，犹太区司令官葛特是一个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刽子手。他们作为合作伙伴和对手，一个掌握着生的权利，一个操纵着死的权利，最终犹太人的生死就简化为两人之间的较量，而拥有“正义”这个砝码的辛德勒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辛德勒承担着拯救者的形象，即使这个形象不完美，也理应受到被救者们的感激和拥戴，因为他拥有生死的控制权。只需要添加一些道德、正义的注脚，他就能顺利完成从资本家到救世英雄的转变。至于对他的溢美之辞和犹太人近乎崇拜的拥护只是为了使笼罩在他头上的英雄的光环更为灿烂一些，因此，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半人半神的救世主而不是一个普通的靠压榨剩余劳动力生活的资本家。虽然影片除了开头描述辛德勒在山头上观看无数犹太人被纳粹驱赶、屠杀带来心灵的震动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使观众相信来自于这位德国资本家的良心（仁慈之心）被某种正义感的复苏所唤醒，但是这并不妨碍电影制作者对惯用的施与者对接受者的悲悯基调的迷恋，因为这一切挥发出来的将是一种令他们心旷神怡的雄性力量的气息。
　　与《辛德勒名单》中的拯救者辛德勒相反，《钢琴师》中的钢琴家瓦瑞·日彼曼除了胆战心惊地逃避、被救，所剩下能做的就是找寻食物、维持生命、等待营救。而他拥有的浓厚艺术家气质——柔弱、敏感、善良使他显得不堪一击；他不能帮助任何人，甚至是自己的亲人，只能等待他人的帮助来躲避死亡。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他除了哭泣和逃命，没有任何力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不会去跟谁讲什么生存的意义、正义的价值，仅有的几次参加抵抗组织活动的冒险行为，也是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当党卫军举起鞭子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跪在泥地上哀求。在这样的人物身上，观众看到的只是在残酷战争中消泯了性别气质差异的无数平凡弱小的生命之一，唯一使他区别于他人的地方，就在于他身上存在的艺术气息，可是他只有在生命暂时脱离了死亡的威胁得以苟延残喘的片刻空隙，才能将一腔对艺术的热爱之情释放出来，这种对艺术的热爱是他和庇护他度过战争最后一段岁月的德国军官维姆·豪森菲德（Wilm Hosenfeld）心灵相通的地方，而两人间惺惺相惜的特殊感情便由此产生。影片中有一个场景：德国军官维姆·豪森菲德坐着，静静倾听日彼曼弹奏钢琴曲，从他几乎平静的表情下，我们能感觉到共鸣和内心的颤动。战争结束，德军撤离时，军官最后一次送食物给他，他对军官表示感激，军官对他说：“感谢上帝吧，不要谢我，希望我们都能死里逃生，等这些结束后，我会来听你演奏的。”临走时还脱下军大衣给他。此时，我们看到的是两个有着相同人类情感的平凡人之间的互相体恤。他们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即使是身为德国军官的他也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时主宰命运的力量，不再是任何人的意志力量，而是生命原初的动力——对生活、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追求。不存在属于男性意识形态的理性基础的道德及道德之下的仁义，只有属于女性意识形态下的爱、关怀、包容等感性范畴的思想和情感。这种非男性化色彩不仅存在于钢琴家身上，同样在德国军官身上得以显现。影片里有一个镜头跟随军官走进他的办公室，最后停在他办公桌的一张他和家人的照片上。可以想象，这样意味深长的表达在其他充满阳刚的英雄史诗影片中是难以找到的，因为它所代表的温和、关爱等与女性化相关的概念有悖男性形象的表达。但是这些并未削弱《钢琴师》在艺术上的感染力，因为这些真实、细腻、生活化、贴近人性的非男性性化意识似乎更容易通达观众的感受和需求。在父权制中，男性化必须能应付任何情景，他可能是对“超人”的构造，而并非对男人的构造。《辛德勒名单》算是一个这种意识的完美实践者。《钢琴师》恰恰缺少了在许多男性为主角的电影里存在的重要元素，我们在影片中找不到有关男性的荣耀、权利的表达和自我欣赏，因为它的情节设置从客观上和主观上都回避了以男性为主角的传统电影对男性形象的规定性，也就回避了统治性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进行的隐蔽的自我再生产。体现为将男性形象还原为自然的男性而非统治性意识形态下的“超人”。如同日彼曼的朋友所说的：“我诅咒他们，可是我现在不是很自豪。”于是影片在悄然间泯灭了男性意识形态渴求的胜利和自豪感，实现了对传统男性化艺术表达的背离。
　　
　　 二
　　
　　弗洛伊德认为凝视就是控制。在《辛德勒名单》中，观众只能透过电影主角的视角（实际上是影片制作者充满悲悯或崇高的视角）观看一切悲剧的发生，于是这些悲剧无疑就成为某种用于激发优越感和自我崇拜的男性化凝视，因为这种凝视并非是对同类的凝视，而是对他者（弱者）的凝视，因为其中包含着施与和拯救的意味。可以说，整部影片在意识上都是辛德勒对犹太苦难民众（弱者）的凝视，并在凝视的过程中奠定主体性位置，实现一种控制。虽然控制的方式和主体由明显（现实中）转向虚化，但控制的力量并未减弱。而《钢琴师》的主人公瓦瑞·日彼曼则不仅仅是对同类他者的凝视，更多是对自身作为犹太民众之一的关注和回顾，因此可以说影片中人物的生存活动与战争的真实层面有着更实质性的接触。另外，《辛德勒名单》中不断杀戮、抢掠的恐怖场面刻画和罗列，无不透视出凝视者居高临下壮的优越感，仿佛他置身世外，任何战火都不可能伤及一毛。《钢琴师》中也有杀戮的镜头，但是主角瓦瑞·日彼曼身在其中，对这些场面的注视似乎也是在不可逃避的情况下才产生的，而所要达到的是让观众与主角一起感受战争中的恐惧与困窘，它所要表现的是战争中的真实图景：弱小而顽强的民众怀着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维持着积极的生活和反抗行动。在这里没有居高临下优越感和男性力量产生的可能，于此显现出一种男性控制力量的削弱。
　　《辛德勒名单》对犹太人的遭遇不断随意变换观察方位和表现形式，仿佛置身世外的凝视告诉我们，这样的凝视是可控制的，虽然现实不可改变，但是观看者可以选择看还是不看，以及从什么方位、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但《钢琴师》则不同，所有的凝视都和凝视者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也就是说，这样的凝视是不可避免的，观看者无从选择也无法回避。
　　一般说来，在男性化凝视中，至少包含了优越感和自我欣赏在内。假如《辛德勒名单》里的主角换成女性，她是否能够通过悲悯的凝视来实现对弱者和现实的拯救或掌控？回答是否定的。回顾所有以男性为主角的影片即可知道，女性作为一种道具，与其他弱者一样，只是为主角完成英雄主义使命而设置的补充和说明，甚至这样的补充和说明也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可是在《钢琴师》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钢琴家日彼曼不是拯救者也不是苦难的凝视者，而是不断被人帮助和拯救的角色，搭救他的人就包括了他爱慕的女歌唱家桃乐塔。很显然，这样的情节设置是不可能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影片中出现的，因为这里没有他所钟情的英雄主义或是爱国主义表达的可能性。
　　两部影片对女性形象的描述和对女性的态度，也颇耐人回味。《辛德勒名单》中加入了原剧本所没有的挑选打字员和秘书的情节，在前一个段落里表现的是接受挑选的女人们被辛德勒不经意也可能是刻意流露出来的魅力深深迷住；后一个段落中，一群年轻的犹太女孩站在大厅中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他的挑选。辛德勒对犹太会计史顿说：“看上去她们都很优秀，叫我怎么选？” 史顿对他说：“你必须选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表情，似乎对如何决定她们的命运有些为难，可以看出，他在掌握一切的同时，无疑正在为自己的魅力和拥有的权利感到满足，于是这段情节透露出一种别扭的喜剧色彩。无独有偶，影片中还增加了犹太区司令官葛特挑选女仆的情节，并用了大量笔触描写在葛特控制之下，女仆海伦遭受到的虐待、折磨，于此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力量的被默许的反面表现。女性的意义就此滑落为被选择、被损害或被拯救的从属地位。与此相反，《钢琴师》中的日彼曼没有权利去决定谁的命运，甚至是自己的命运，面对他爱慕的同时也是保护他的歌唱家桃乐塔，他不会产生居高临下的自足感，更不会有控制和支配的可能。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正是通过这些增加的片段，进一步强化着作为男性主体的自足感，女性地位的变化也在这两部影片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从《辛德勒名单》的一些细节中，还可看出一种矛盾的存在：对纳粹恶行的愤恨和对纳粹军队散发的那种男性力量的迷恋。最典型的例证在片头，德军进入华沙城，一名男孩模仿着党卫军士兵行进的姿态，走在整齐的队伍前，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对从军队气势中散发出的力量与意志的崇敬。原剧本中并没有出现这样一个情节，而且从整个影片来看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它明显会引起某种意识上的混淆：我们究竟应该崇拜还是诅咒这些有着威武外表、充满男性力量的刽子手？《辛德勒名单》中对纳粹军队（群体）的拜物似的凝视，体现出的同样是一种对男性化特征（气质）的崇拜和迷恋。军队、武器都是被神化的男性力量，即使它所代表的并不一定是正义，它所带来的振奋也是持有男性化意识的创作者们难以拒绝的。与此相反，《钢琴师》中少有对军队的展示，对纳粹的表现也集中于那个保护钢琴家的军官，可我们看到的军官却失去了威武军阶的衬托，显现出与正常人无异的恐惧或是软弱。于是男性便从一个被神化的男性形象中释放出来，成为一个更真实的男人。另一个矛盾是，虽然正义促成了新的男性化意识的产生，但是即使文化制作者本人也怀疑这种被虚化的男性力量是否可以完全依赖于“正义”等道德法则来完成。因此，葛特在和他谈论了权利和正义的话题后，开始似乎受到了这种道德感染，放过了给他喂马的犹太男孩，但是最后还是杀死了他，可见“正义”作为日渐低落的男性力量的补充剂，效果是有限的。
　　与S.蔡利安的《辛德勒名单》原剧本比较，我们还可继续从一些增加的片段中发现影片对处于支配性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例如影片中的一段情节：男孩亚当掩护女孩丹嘉和她的母亲杜斯拉太太逃过了党卫军的搜查，杜斯拉太太对他说：“片刻的生命终究是生命，你不再是小孩了，我祝福你！”此时身着犹太警察服装的小男孩脸上没有孩童的天真，只有士兵般的冷峻。仪式化的情节赋予镜头语言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当然是只是属于男性的。影片还加上了辛德勒送犹太工人前往他家乡布吕恩利特兹前的讲话，镜头所展现的犹如是一个救世主在教诲他的臣民。而会计史顿在打出名单时，情不自禁地说道：“这名单太好了，这名单就是生命，名单以外的世界就是深渊。”就更像是臣民对拯救者的赞美，甚至可以让人联想到所有生命对耶稣的赞颂辞。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通过增加的这些细节描写，将对英雄主义、男性化这些男性意识象征的推崇表现到了极致。
　　男性化意识形态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作为犹太人后裔的自我意识也甘愿屈服于对这种被“正义”支撑着的男性意志与权利的迷恋中。也就是说，在表现或诅咒战争残酷性的同时，他也无法放弃对这种变形了的英雄主义的赞赏和凝视。这样看来，《辛德勒名单》仍然也是一部宣扬男性力量的影片，只是和过去宣扬的方式不用，即由通过肌肉展示来表现男性力量到如今通过权利和“正义”完成拯救者的形象，同样也是一种男性力量的表现，只是一个被显现出来了，一个被虚化了。而到了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师》，男性的力量已开始被弱化甚至被瓦解了。
　　两部以二战期间犹太人遭遇为主题，以呼唤和平为主旨，同样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和导演奖的影片，为何有如此的差异？原因并不在于主题和人物故事的安排，而是在于创作者的意识倾向。从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过去的影片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主流电影导演，他所遵从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占主流地位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男性化意识，而他生产出来的也几乎全是男性化色彩的影片。相反的是，罗兰·波兰斯基作为一位非主流电影导演，在其影片《钢琴师》中男性化色彩明显减少，甚至表现出男性力量的削弱趋势，因为这部影片未曾使用在保存男性化意识控制实力的同时，使男性力量虚化的“正义”等道德因素。也正因为如此，《钢琴师》对和平的召唤主题有了《辛德勒名单》所没有的真实性、厚重度和艺术感染力。
　　回顾众多英雄主义影片，从《角斗士》（Gladiator，美国，2000）中的古罗马英雄到《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美国，2002）中的现代美军士兵，无不在自我陶醉间尽情展现着男性力量，追逐着象征力量的男性权利和荣誉，在这些慢镜头似的展示中，现实社会中日渐惶惑不定的男性尊严和地位得以充分回复。而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旨在对这种男性意识的强化，即使在男性力量表述出现了虚化趋向之后，文化中对男性意识的强化作用仍然没有减弱。
　　在过多通过肌肉这种生物基础展示男性力量后，社会意义的制作者（即文化生产者）更乐意从意志和权力方面对男性力量进行更意味深长的表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不失时宜地抛出“正义”等道德制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法则对这种男性意识进行新的诠释。他的《辛德勒名单》就尝试着不断将男性意志、权力的表达和“道德获胜”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多重意识形态搅和在一起，试图对占支配性地位的男性化意识进行新的图解，求得创造男性意识形态的新意义，再次实践男性力量和意志对现实的控制。美国影评家波琳·凯尔在评价这部影片时说道：“他在布道。在他的指导下一切都没有了深度……他给观众的是真正的傻瓜道德。”③他实际上是在用“正义”等信念将一个有正常怜悯之心的人包装成一个高不可及接近于救世主的男性形象，并以此作为男性力量的象征。只不过这种男性的力量已经被道德信仰等所虚化，呈现出了更为模糊多样的状态和表现形式。罗兰·波兰斯基的《钢琴师》则尝试着背离惯常的男性力量展示和男性化体现，回避作为男性力量的补充——“正义”等道德信条的束缚，用更接近女性化的表现方式表达更真实的感情和更普遍存在的人性，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全新的男性世界（社会）图景。
　　
　　三
　　
　　对男性意识的强化运作，通过不断模拟效仿男性化的社会标准或复制对男性气质的规定性得以实现。男性社会中男性的绝对权利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服务于这种男性化结构和男性群体的利益。社会斗争（包括两性之间的斗争）在男性占支配性地位的文化中，采用的是寻求意义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社会统治力量试图使意义“自然化”，意义被用作将他们的利益变成全社会的“常识”，然而臣属社会力量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拒绝了这一谋划，并试着使意义服务于自己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不得不为可信性寻找根据，即在惯常性的现实结构中找根据，否则它就无法对观众起作用，也无法被观众所理解。这样，所谓的“社会真理”、“历史法则”就被创造出来了。然而，通过众多文化研究的结果，我们得知任何真实只能通过语言或者其他文化意义系统来理解，由此某种客观的、经验性的“真实”是站不住脚的。真理应从它如何被制作、它为谁、在何时它是“真的”等方面来理解，因为意识决非真实或现实的产物，而是文化、社会和历史的产物，男性社会文化中的“真理”同样如此。这样看来，《辛德勒名单》中的这些情节是否在文化意义上显得真实，就是值得怀疑的了。我们如果将弥散在影片甚至更多好莱坞影片中的男性意识形态表述相联系，就可观察出这一切的强化或“自然化”手段背后潜藏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或激烈或平缓的活动。
　　男性意识形态下的男性化表达，是无数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如《勇敢的心》（Braveheart，1995）、《拯救大兵雷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珍珠港》（Pearl Harbor，2000）、《角斗士》（Gladiator，2000）、《黑鹰坠落》（Black Hawk Down，2002）等。它们的主题正是起源于这些社会文化因素。要使男性化这种支配性意识形态所创造并被努力强化的意义能顺利被接受，就需要行之有效地引导协商式读解。在支配性意识形态使自身自然化的过程中，也正通过这种自然化过程，它们就不是在每个故事情节中有待解决的冲突部分，因而他们也构成了基本的、无可控制的设想，或者说常识。支配性意识形态在大量重叠性的特定意识形态中运作——男性、个人主义、竞争等，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合并入父权社会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中。协商式读解是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合作性的读者所做出的，这些读者“利用”文本结构来阅读，进而力求使其社会经验和文本中的意识形态相匹配。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群众组织位居意识形态中心，所有的群体都需要轻微地“移动”文本来适应他们的社会位置，以此看来，所有的阅读都无疑变成了协商式阅读。④这些文化产品的观众则依照他们的利益和社会经验同它们协商，于是各种各样的男性力量展示就被解读为保护弱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权力和控制力的展现被视为对社会成员的服务，并向他们提供了安全和正义，而这种安全和正义是他们的物质社会地位不可能提供的。《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因此被大多数观众认同为一个保护者、拯救者，而不是控制者和占有者。诸如此类的主人公的男性化也因为如此不被读作父权制中的男性意识压迫，而是被读作在实践中纠正错误和弥补这个体制中的不足的父权制代表，于是读者在认同的过程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创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形象，并依然被男性意识在“正义”等道德信条的烘托下，显现出的被虚化的男性力量所征服。与此相对，《钢琴师》没有明显的男性力量表达，也没有“正义”等信念的升华，但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能从中找到与己对应的意义，而不用挪动文本来适应自身的社会位置，因此他们能更容易地理解和接受影片传达的意义，因为这些含义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和社会经验如此相近，这些爱、同情、关怀的意义才是每个人都在经历和渴望享有并不断追求的。
　　文化是占支配性地位的意识形态和非支配性地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场所，但是为了能引导协商式读解并最后被处在非支配性意识形态下的人们所理解，进而成为社会常识，它们就只有通过文化这一方式隐蔽地和无可避免地自我再生产。⑤男性是自然事实，但男性化则是一种文化限定，它是文化归于男人的权利和意义的总和。它为男性赋予意义是因为要把男性化和女性化对立起来。男性化重要因素就是男性力量，肌肉、智慧、意志、权力都是男性力量的展示方式，而如今自信、无所畏惧、控制力、自动性和自足、领导权及成就则成为使男性成为男人（男性化形象）的品质。这些品质沿着两条主要路径运作：强调无依赖需要的自足；领导他人和产生影响的能力。⑥这些品质就是通达男性权利和权威的途径。然而他们必须拒绝存在于自身的女性意识以及对威胁其男性权利和独立性的深藏于体内的女性性格的不断压抑。这些女性性格特征从本质上说是富于教养和亲切柔和的，男性化影视剧中女性在主要角色中的缺席可看作代表了父权制男性结构对女性特征的压抑和低估，另一方面，纯粹男性化的品质则成为这些文化产品所热衷于表现的主题了。
　　像所有的意识形态构造一样，男性化一直处于威胁之下，威胁来自于拒绝母性（以及由此而激起的负罪感）和压抑女性所引起的不安全基础，从外部则来自于社会势力，这些势力从妇女运动的高涨到社会劳动机构对许多男人的独立性和权利的否决方式，而这种独立性和权力则是男性化所要求的。于是，男性化就务必不断地要求再获取、再造就。再造就男性化的持续不断的需要，是大量以男性成功和男性力量为主题的文化产品流行的潜在原因之一。
　　无论是《辛德勒名单》还是《拯救大兵雷恩》、《角斗士》、《黑鹰坠落》、《爱国者》，虽然它们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不同，并且都用上了“正义”等道德信条，但实质上却仍然代表着主流文化的意识倾向，都是支配性意识形态——男性化的艺术再现（文化产物），它们所遵从的意识形态也只能是占主流地位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男性化意识。因此，无论是肌肉的胜利还是智慧的胜利，抑或是道义的胜利，它们要强化的都是男性力量的统治地位，它们所呈现的，只是越来越多样化、模糊的男性化表达，代表了越来越趋向于虚化的男性力量展示。这种趋势，也正体现着整个男性主义社会的主体（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流变。但是，不管它们对男性力量的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只要那种对自身和他人命运及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掌握权依然存在，那种重现绝对权力、荣誉、控制力的意向依然存在，即使它渐渐趋向于虚化的形式，这些文化产品就仍然作为社会支配性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不可避免地成为男性社会对男性意义价值的重复表述和再生产工具而存在于支配性意识形态中，并参与到对男性化的生产运作中。
　　然而，在整个男性主义社会的主体（支配性）意识形态的流变中，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主流文化的兴起和被普遍认同，更多女性化或接近女性化意识的表达不断削弱着根植于社会文化中的男性化意识，逐渐瓦解这种坚固的社会意识形态。《钢琴师》等非主流意识的文化产品体现出的是：从基础到主体，传统的男性意识形态正在受到不断的质疑，已被“自然化”的男性化意识也正在被颠覆的社会现状。这些文化产品作为不同社会意识斗争的场所，在向我们呈现纷繁芜杂的意识流变的过程的同时，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的发展的可能性倾向。
　　
　　
　　 [参考文献]
　　① 斯图尔特·霍尔的“现实的叙事建构”（载《南方评论》，1984年第17卷），第1017页。
　　② 参见玛丽·维特尔林·布拉金（Mary Vetterling-Braggin）编《“女性气质”、“男性气质”与“雌雄同体”》（“Femininity，”“Masculinity，”and“Androgyny”），Totowa，N.J.：Rowman & Littlefield，1982年版，第6页。
　　③《“我仍旧喜欢去看电影”——一次对波琳·凯尔的采访》，美国《电影制作者》，第25卷，2000年第2期。
　　④ 参见霍瑞斯·纽科姆的“论大众传播中的对话”（载《大众传播中的批评研究》第1卷），第34—50页。
　　⑤ 参见斯蒂芬·海丝和吉安·史可罗的“电视：行为中的世界”（载《银幕》第18卷，1977年，第2期），第7——59页。
　　⑥ 参见《对男性性征的海特报告》希尔·海特著，（伦敦，1981年）。
　　
　　

2007-09-15 16:00:08 horowitzear

　　精彩!!!!!!
　　
　　不过这篇檄文如果出自男人之手就更有说服力了~~~~~~~~^_^

2008-06-09 18:26:24 北海月

　　其实我自己也不确定自己的性别，因为从心理上讲，我可能完全就是一个男性。从生理上讲，如果抛却具体的不同，男女的区别也不是那么大的。

2008-06-09 18:30:55 北海月

　　有人说，这篇文章是敏感的、被害妄想的女性主义。
　　
　　可惜，连什么是女性主义，很多人都还不明白呢。
　　
　　首先，这篇文章是针对男性意识的，注意，男性意识不等于男性才拥有的意识，正如男权思想不等于男性群体才具有的思想一样。男性意识所产生的诸如英雄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战争及一切霸权思想的根源，这样的批判如果刺伤了某位男士的神经，我只能怀疑这位男士是否就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呢？

2008-06-09 18:33:09 zolatemur

　　"男性意识所产生的诸如英雄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这些思想本身就是战争及一切霸权思想的根源"
　　
　　这样的批判就此片来说是过于敏感，刺伤我的是你过于敏感的气量

2008-06-09 18:34:27 北海月

　　其次，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辛德勒名单》而言，通过剖析其中的情节，揭示一些细节中所包含着的男性意识，包括不辨正邪的所谓“英雄主义”情绪，而这种比较低幼的表达出现在这样一位大师的电影里，才尤其显得引人注目而且让人感到可笑。

2008-06-09 18:37:55 北海月

　　呵呵，究竟是谁过于敏感，大家都能看得很明白了。
　　
　　你是不是很想问我这个问题：你是不是仇视男性？
　　
　　其实这就是你敏感的来源吧。
　　
　　可惜我所想的和你所想的本身就不同，毕竟立场相异。而且我所说的，到底包含着怎么样的情绪和情感，你也是不可能理解的。
　　
　　这就是你无法说的内容。这也是我需要删除的内容。
　　
　　

2008-06-09 18:41:11 北海月

　　最后，其实对那种男性暴力的仇视，也并非女性独有。不过这种霸权也好，暴力也好，如果被控制在某种范围内，也是挺好玩的事。比如在SM中，暴力也是可以带来快感的，这就要看如何去理解了。
　　
　　从这个角度说，我的这篇5年前的文章，完全是从人道主义的方面来对这种蕴含暴力的意识进行批判。因为男性意识中的暴力因素就意味着和人道主义相对立。

2008-09-19 09:24:10 冷枪

　　不错

2008-09-19 09:24:30 冷枪

　　不错

2009-01-11 05:09:31 夏桑

　　自导自演

2009-06-03 08:50:16 J.Y

　　可笑吗，一点也不，他只是给我们讲了一个精彩的故事，我们被感动了，被震撼了，一部电影能承载多少思想在里面，可能导演自己都没有想那么多。

2009-06-03 19:18:00 北海月

　　不好意思，我喜欢理性思考。

2009-06-04 00:00:12 J.Y

　　我知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