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鼠疫的境遇里

2006-07-13 20:23:18 　　来自: 怀恋贝多芬
加缪全集的评论   

　　在鼠疫的境遇里
　　
　　　　鼠疫是人类一种灾难性的非常境遇，而加缪的《鼠疫》则是一个象征。
　　　　老鼠的大量死亡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看门人的死却使奥兰城的人们从震惊转为恐慌，使人们感到不知所措。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很快就将消失的噩梦，虽然有些恐慌和不知所措，但他们依然做自己的买卖、出门旅行和发表自己的议论见解，谁也没有想到，鼠疫会使他们前途毁灭、往来断绝和议论停止，甚至生命终结。
　　　　在里厄医生被大家普遍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坚决要求下，省长召集会议讨论，却没有宣布是否究竟是鼠疫。当疫情迅速恶化，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的时候，当局才决定正式宣布发生鼠疫，并采取封城措施。省城奥兰与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
　　　　封城使人们面临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的分离，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已陷入远离亲人、无依无靠、既不能重逢也不能通信的绝境。政府的禁令使任何特殊情况都不在考虑之列。
　　　　鼠疫导致了封城，封城造成了隔绝，隔绝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被囚禁和流放之感。人们“体验了一切囚徒和流放者的悲惨遭遇，那就是生存于无益的回忆之中”。加缪写道，“这时他们的勇气、意志和耐心一下子都垮了，垮得这么突然，以致他们感到好像再也爬不起来。因此他们强制自己不再去想解放的日期，不再去展望未来，或者可以说强制自己一直垂着脑袋过日子”，“对眼前他们感到心焦，对过去他们感到憎恨，对未来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活像受到人世间的法律制裁或仇恨报复而度着铁窗生涯的人。”
　　　　精神、情感、心理的痛苦之外，当然还有鼠疫直接造成的人的身体的痛苦和生命的死亡。除了看门人外，加缪详细描述了三个人的痛苦死亡：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神父帕纳卢和与里厄医生一起并肩战斗的“外乡人”塔鲁。这其中，尤以对奥东先生的孩子死亡过程的惊心动魄的描述最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加缪并不仅仅在于描述鼠疫下的生存状态，而重要的是表现这种灾难性的境遇中，人们不同态度和命运。鼠疫是实验室，他要通过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及其人们不同的态度、选择和命运，来表现他的历史、政治和哲学见解，来传达一种更为本质的信息。
　　　　里厄医生是《鼠疫》中作者理想的人物和哲学理念的载体。他是奥兰城中的西西弗斯，是加缪反抗理念的诠释者。
　　　　书中另外的人物同样也是意外深长的。为求得内心宁静而到奥兰城定居的让•塔鲁，在鼠疫降临时，领头组织起了一支卫生防疫队伍，却在瘟疫败退、城门大开的前几天感染了鼠疫。尽管他与病魔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尽管里厄医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塔鲁仍然在最终战胜鼠疫的黎明到来时，在寂静的寒夜里，离开了人间。死亡给了塔鲁安宁，但通过死亡带来的安宁对他却已毫无用处。
　　50多岁的格朗是一个瘦长驼背的市府小职员，准确地说是一个在市府默默无闻工作了几十年的临时小职员。妻子撇下他随他人而去，微薄的薪水维持着他拮据难堪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丝毫称不上英雄的格朗，却积极参加到塔鲁的抗疫组织中。就是这个格朗，在他的生活中，有着一件神圣的事，那就每天晚上雷打不动地写一本关于“女骑士”的书或类似的东西，尽管只是开了个头，但无数次反复斟词酌句使他耗费了全部精力，使他不胜其苦，但他仍乐此不疲。现在，他却从“神圣不可侵犯”的晚上时间中贡献出两个小时来，不再去想的“女骑士”，而专心致志地做着抗疫组织中他应做的事情。
　　尽管如此，鼠疫仍没有放过这位无足轻重、简朴奉公的善良老公务员。圣诞节的前夜，里厄医生和塔鲁在大街的橱窗那儿找到了他。他泪流满面地贴在橱窗的玻璃上，瘦小的让娜那充满恋情的清脆的声音，仿佛又从遥远的过去回到了格朗的耳边。里厄医生想，“这没有爱情的世界就好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总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人们将对监狱、工作、勇气之类的东西感到厌倦，而去寻找当年的伊人，昔日的柔情。”
　　　　当病情恶化的时候，格朗把那份神圣的手稿给了里厄医生。这份50多页的手稿上，都是写着同样一句话，只不过是抄抄改改，增增删删，“五月”、“女骑士”、“林间小径”，这几个词一再重复，用各种方式排列组合成的句子。对这充满着格朗一生心血的手稿，这位自觉不久于人世的老公务员，突然严厉而痛苦地要求里厄医生烧掉它。
　　　　然而奇迹出现了，可怜的格朗与死神擦肩而过，起死回生。
　　　　除塔鲁外的另一个异乡人是朗贝尔。据说，新闻记者朗贝尔这一人物与加缪本人相关。他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时有过与朗贝尔相同的经历。《鼠疫》中隔离后人们的流放感恐怕是加缪的一种真实体验。当封城的禁令下达后，为了自己的自由和爱情，他想尽办法以离开这座被封闭的城市。开始，他力图通过官方渠道离开奥兰。在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后，他转向那些走私分子，企图通过地下通道逃出城去。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出城的途径。就在他即将出城之时，他找到里厄医生，要求留下来为卫生防疫组织做事。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在朗贝尔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个人的幸福更重要。如果要谈到公众利益，那必须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然而在鼠疫这一非常的境遇下，纯粹的个人幸福是否还有其在正常状况下的那种合理性？里厄医生表示，朗贝尔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是可以理解的。为了自己的爱，他可以选择离开奥兰。可是，当鼠疫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时候，他不能为朗贝尔的离开提供合理性的证明。而朗贝尔则指责里厄医生根本不为他这个与情人分离的人着想。后来塔鲁告诉朗贝尔，医生的妻子因病住在离奥兰几百公里的疗养院，与他的情况完全一样时，朗贝尔表示了极大的惊异。
　　　　这种惊异或许是朗贝尔最终决定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共同战斗的重要原因。他后来对医生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人们为了它而舍弃自己的所爱。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自己就象您一样，也舍弃了我的所爱。”
　　　　“个人命运已不存在了，有的只是集体的遭遇，一边是鼠疫，一边是众人共同的感受。各种感受中最严酷的是分处两地和放逐之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反抗情绪。”在鼠疫这境遇下，要生存就必须抗争。任何主义、观念都必须服从鼠疫下的这一生存规律，不论作为合理个人主义的朗贝尔还是宗教的代表帕纳卢神父，在这种非常状态下，都必须改变既有的观念、态度、行为，做出新的选择。帕纳卢神父的前后两次布道，观念态度就大有差异。第一次布道，神父指出鼠疫是上帝对人们罪恶的处罚，得救之道是人们必须向上帝发出虔诚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但在第二次布道时，他就有“某种犹豫不决的现象”。对此，塔鲁评价说：“帕纳卢是对的。当一个基督教徒看到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他要么丧失信仰，不再信教，要么同意挖掉眼睛。帕纳卢不愿失去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在布道时力图说明的问题。”里厄医生则说，比较神父的布道来说，他更喜欢神父本人。
　　　　当信仰和现实产生冲突的时候，神父陷入了激烈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之中。但他仍然参加了第一线的抢救工作，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流行地区。直到有一天他作为鼠疫疑似病人被送进医院治疗。第二天早上，神父便去世了。但病历卡上并未截明是鼠疫，而是“病情可疑”。
　　　　加缪对神父之死的原因语焉不详，因为里厄医生在对神父进行检查时，并未发现鼠疫的主要症状，而且据女房东所述看来，神父生病的情况似乎很有些令人疑惑。我猜测，神父因无法再继续承受内心的矛盾痛苦而选择了某种方式的自杀。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所表达出来的明确的社会历史意识和深刻的哲学意识，使它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占有其突出的地位。不过，从艺术的角度看，我想并非所有人都会对《鼠疫》给予最高评价。就我个人来说，初读《鼠疫》时，我也更多地认为《鼠疫》是载道之文，对其艺术性并未有何深刻的体认。然而再次阅读后，发现它确实不乏高度的艺术性，尤其是它对一些场景、状态和过程以及对人物的天才的状写和刻画上。我以为，对格朗这一人物的刻画和对预审法官奥东先生的孩子之死的描绘，具有经典意义，足以显示加缪天才的艺术创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