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之伤

2006-07-06 09:33:18 　　来自: 苏七七
孔雀 / 孔雀的评论   

　　《孔雀》之伤
　　
　　
　　1．
　　
　　那天是在上海看的《孔雀》，和老马，安妮还有一个韩国的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林大根。和老朋友聊天，和新朋友认识都是让人快乐的事。看完电影时夜色降临，我们走在三月初微凉的街道上，深蓝的天空明亮而温柔，星星在电线的上方细细地闪光。——我想，是因为那天的心情这样愉快，所以我们看完《孔雀》，也会觉得特别好一点吧？在吃烤肉，喝咖啡的时候，我们小小地聊了几句《孔雀》，说到了在顾长卫的电影中看到的侯孝贤、贾樟柯，老马那天很厚道，说顾长卫长于学习：）。
　　
　　我承认《孔雀》是带给我一些“感动”的，但它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不对劲”。尤其在看过电影之后的回想和省视中，情绪退潮了，而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却带来了更多的疑问。
　　
　　2．
　　
　　这个电影中有一个明确的时间与地点设置。时间是70年代，地点是中国外省的一个小城市。但在这个电影中，这二者又同样被相当地模糊了：并不出现关于70年代的任何口号、标语、歌曲等典型文化符号，地点给人一种南方小城的印象，但人物说的是河南方言。在影片开头是这样一个小段落：一家五口围在走廊的小方桌上吃饭，忽然画外传来了喧嚣的声音，邻里们起身探到廊外去看，弟弟也站起身来，但被爸爸妈妈制止，他们坐着不动，继续吃饭。因此，在这个电影里，重要的不是历史，是回忆，是对人性与命运的追溯与疑问。
　　
　　如果从回忆的角度说，《孔雀》中一些细节的不够准确就可以得到原谅。比如自行车、裙子、蚊帐、夜宵摊，都得等到80年代才出现，老师也不会在课堂上朗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在回忆中，细节总是会被模糊与混淆，渐渐地，它们成为一种审美式的存在。这些并不准确的细节营造出来一种审美的倾向，——一种简朴之中的洁净，一种馈乏之中的期待。女主角张静初长着一张处女的脸，尖细的下巴，眼睑带着一种青瓷泛出的颜色。我想，正是这种倾向打动了人，而不纯粹是过去。
　　
　　编剧李樯说写一部《孔雀》与命运和解，这个剧本里有他的经历与经验，因此有着一些真切的地方。比方姐姐渴望当一个伞兵，她在征兵站里遇到一个认识的军官，因此平添了骄傲与希望，在来打听消息的那对姐妹面前表现出藏不住的自矜，这都很自然，但是到姐姐在当兵的希望破灭后，缝制了一个降落伞，在自行车后飘扬——就已经从现实主义过渡到一种表现主义了。从现实主义的细节与感受出发，引领出了一种共鸣，但这个情节却没有在现实的层面上延续，而被提升到一种象征层面，这是这个电影在情节处理上的方式。最明显与最结构性地，表现在结尾的一家人去动物园里看孔雀。
　　
　　但这种方式要起到什么样的效果以及能否奏效，本身是让人质疑的。姐姐拖着降落伞在街道上骑过，这个画面还是动人的。因为里头包含着的那种情感力量与审美力量，对于这个情节的可行性考虑就会被忽略。它逃逸出了现实，虽然依据比较薄弱，却还是让人愿意接受，可以接受。但姐姐的降落伞被青年工人拿走，她想要回降落伞，很干脆地脱下裤子时，这个情节就有些让人不知所措了。而青年工人面对此情此景，居然拿起枪冲着灌木丛打了一枪，就将这个情节彻底地引向了生硬的符号象征与理论解释。——它象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订制出来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强调细节，并以细节的感染力为基础的电影中，引入的这些象征性段落，并不是从细节中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审美理论的角度强加下去的。——因此我认为，这些象征性段落有某种粗暴之处。尤其当现实主义的段落与表现主义的段落不能融合时，象征成为一种解释，实际上是把二者都庸俗化了。这个剧本中的两个部分，是来自于生活本身与来自于艺术教育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情节出现，而编剧不具备足够的表现力对之加以完整的展现，让它自身呈现出充分的意义时，他从他所受的艺术教育，找到一种隐喻的方式来加以解说。而这种隐喻因为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内在的脱节，往往只呈现为一种形式上的深刻。而这种深刻，由于其实是经典现代主义作品的仿拟，而有着内在的贫血。
　　
　　举例而言，姐姐和弟弟在哥哥的杯子里下了老鼠药，这个情节本身有着一种真实的残酷性。但在母亲杀鹅的段落里，一种抒情性的东西盖住了原来的情节，这个段落独立出来，是有它的审美价值的，但是放在整个电影中，它显然是生硬的，强加的。而片尾的看孔雀的段落也是如此。这是一种看似深刻的理解，但事实上，它只是做出了一个理解的姿态。
　　
　　这种“理解的姿态”，我认为是电影在编剧上的根本问题。当他叙述这三姐弟的成长经历时，他有着真切的痛苦体会，其中有无奈，也有自私，有诚挚的梦想，也有势利的手段。但由于梦想被抽象化，被纯洁化了，成为一首咏叹调的主题，那么反而割裂了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将之设为两个简单的对立项。因此，矛盾是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姐姐弟弟与爸爸妈妈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的，而忽略了在人物内部，现实的取舍与梦想的追求是怎样纠结在一起，使这二者都有不那么纯粹的质地。——在一种将带有艺术色彩的梦想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时，人物在生活中是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的，而编剧明显对这种倾向并无警惕，而抱持着某种认可。因此，当现实与梦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两败俱伤时，他不能提供真正的同情，而只能寄望于一种象征主义的，似是而非的理解。
　　
　　3．
　　
　　在看《孔雀》之前，已经先看到许多对《孔雀》的赞美之辞，因此对这个电影，也许抱着一种过分的期待。在看完电影的讨论中，又看到许多对《孔雀》严厉的质疑之声。以至在试图对《孔雀》做一个简单判断：它是一个好电影还是一个坏电影时，感到一种奇怪的困难。
　　
　　回到这个电影的内容上去，它通过一个三段式结构来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个姐弟的命运。如果说有一种“命运”存在的话，姐姐是一个主动的，对命运有着种种设想，并且试图改变命运的人。她是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让人物显得有生气的话，正是这两个极端，让人看到理想与现实可能存在着怎样的奇怪关系。她有天赋的艺术气质，正如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怀抱着自己的梦想，她对生活反而生出了疏离的心，她也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更接近自己的梦想，在实在不能接近的时候，她还能通过一种虚构的形式来达成审美的安慰。只能说，这个女孩子的价值观其实并没有与普通人有多么大的差别，她想参军，想当伞兵，有着浪漫主义的因素在里头，也有着更多的现实因素。但是她的道德观倒是比较特别的，——起码，她有着一种直面梦想，努力去实现这个梦想的态度。于是与一种更为普遍的压抑与虚饰对照起来，她身上倒有一种透明与生气。但是在一种狭隘的生活范围里，姐姐也渐渐失去了她所有的动人之处。这个人物有着相当复杂的地方，一方面是纯真的，一方面是世故的，一方面非常自我中心，另一方面有着她的勇气。——在三个段落中，关于姐姐的这一段，其实是最为真实与矛盾，也最能引起共鸣与感动的。弟弟与姐姐相比较，则要被动得多，这是个有点蔫的男孩子，又没有遇到一个理解的、宽和的环境，青春期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残酷的，而且是卑下的，他有限的天资与能力都不足够他与环境抗争，而他的经历最终使他成了一个 “废人”。关于弟弟的这一段，据说因为剪辑版本的关系，没有充分的表达。
　　
　　在《孔雀》中，姐姐与弟弟的关系是很好的，而爸爸妈妈则更偏爱稍有弱智的哥哥。因为弱智，这个哥哥有着一种宽厚的待人态度，就算是那些嘲笑他、鄙视他的人，他也不能体会到种种嘲笑和鄙视，而依然对人宽厚。电影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乡下来的瘸腿姑娘做妻子，他似乎过上一种最安稳、最安心的生活。
　　
　　这个简单的人物分析似乎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个电影的好坏，并不在于它表现了一个怎样的人，而在于他是如何表现的，再进一步说，他的表现达到了哪个程度。这就与一个创作者的能力，以及态度，是相关联的。而《孔雀》让我迟疑的是，它对这三个人物的表现，都似乎是客观的，但事实上还是以编剧对人物的理解为基础，而这种理解却给电影带来了“不对劲”的地方。姐姐是被赋予了大部分认可的人物，但是这种认可，却忽略了姐姐身上本来的矛盾性，因此，反而削弱了这种“梦想”的质感，——而显出了虚弱的质地。也许姐姐的梦想，本身是有其虚弱性的，但编剧的问题，却在于他展现了这种虚弱性，却没有深入的省视，而流于一种浅薄的追怀。弟弟的那个部分，如果与贾樟柯的《小武》对照着看，可以看出《小武》是保持了一种力量的，而弟弟却显得零散而疲沓，其中还有着一些对于无能为力到卑琐暗淡的生活的，某种奇观性的炫示。
　　
　　在这种情况下，编剧把向着另一个方向的“理想”放在哥哥的身上时，就显得太轻巧了。如果说与命运的挣扎最终都归于沉寂，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安定的东西可以建立在一种取消与生活之间的冲突上？即便对于怀有恶意的人，哥哥也以善意回报。但是在现实之中，这种东西要成立过分困难了，为了推进情节，在《孔雀》里，哥哥的智力水平显得起伏不定，有时非常弱智，有时又有相当复杂委婉的想法，使得情节也显得别扭。哥哥的视觉形象，使这部分内容有一种直接的象征意味，但是其中的逻辑，还是经不起推敲。
　　
　　4．
　　
　　在分析《孔雀》的问题时，我主要是从故事的，剧本的角度上说。对于《孔雀》这个电影来说，编剧的地位显然相当重要，他的感受与思想是贯彻在电影之中的。而顾长卫，作为导演，为《孔雀》提供了一种风格化的影像语言。
　　
　　《孔雀》的叙事方式与影像语言，确实让人容易联想到侯孝贤以及贾樟柯。作为第五代导演创作队伍中的一员，顾长卫从两个方面来说，都没有脱离第五代的趣味倾向：对于“历史”的爱好与对于“形式”的爱好。《孔雀》虽然是一种个人化的叙事，还是有着历史的设定与一种史诗式的叙事方式。只是这已经是一种变体的史诗，宏大话语转向了个人话语。而形式上的爱好很明显地表现在对画面美感的纯形式追求上：比如楼顶的一片白被单，门口的两个倒立的孩子。
　　
　　在第五代的叙事法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扬弃，当侯孝贤、贾樟柯式的质朴的现实主义叙事法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认可与关注之后，他们反过来影响了第五代，但是对于《孔雀》而言，很大程度上，它只得其形，未得其神。一种真正的深入现实，在现实中感受，并去现实中寻找根源与答案的现实主义，才是有力量的现实主义。而《孔雀》中的现实，太沉迷于对细节的复制，结果，它走向的是怀旧与感伤，而不是更深入的对现实的观照与理解。
　　
　　即或再把关于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抛开，在电影中体会更为抽象也更为普遍的人性与命运，体现梦想与现实的交织中，可能出现的美与恶。那么，70年代不妨被理解为一个象征，象征着物质与精神的馈乏，人更馈乏反省的主体性——因此，这些美的地方与恶的地方，也表现得更为袒露。而无论如何，人又总是在一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如何在一种“日常性”中表达这些东西，则是《孔雀》可以不同于第五代，也不同于第六代的地方。但是它，没有做得完整而深入，只是以一种平面的象征作结。
　　
　　最后，把《孔雀》放在当代电影史的角度看，判断它是不是个好电影是另一个问题，却可以看得到对于一部可能的“好片子”，形成了有什么的审美要求与审美期待。第五代与第六代某种程度的综合，再加上审查制度与电影节制度的影响——产生了《孔雀》这样的一部电影，它其实也不算太不好，但是，它更象知道“好电影”应当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说，它把力气过分放在了，怎样显出象是个“好电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