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6-15 00:01:10
来自: 诺基拉
(要有劲~)
论语译注的评论
一日整理书橱，竟发现家中已有两本《论语》，另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想来《论语》作为国学经典，其中的名篇甚至已反复诵读过不下百遍，但是多为机械的背诵而少积极的思考。今借此机会重读《论语》，于颇有感悟之处抒发一点自己的拙见，望能成为“有益的增补”。
1．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第一次接触《论语》是在小学的时候。哥哥送了我一本不知什么版本的《论语》（当然，当年看书都还未曾会去考虑版本的问题）。拿到新书的我很是兴奋，立马装模作样读了起来。在往后的学习生涯中，《论语》作为经典频繁出现，而学而第一作为《论语》开篇，自然是我反复背诵、记忆最为深刻的一篇了。
最初，我将“说”读成shuo，因为尚不懂通假变化，后来才明白“说”同“悦”，表快乐之意。但是对于“乐”字的读音，我却常有疑惑。根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说法，“乐”意为高兴，应读作le，那若是做“用礼乐来招待朋友”解，是否可读作yue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古汉语字典，发现“乐”字作为“音乐”之意时，并无动词用法。如此看来，我当年幼稚的猜测就站不住脚了。如今，我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则使《论语》一开篇就表明了孔子“恕”的思想，并树立起了“君子”这一儒家理想的审美人格。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果然如此啊！
从“悦”和“乐”出发，李泽厚先生分析了中国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和日本“耻感文化”的“乐感文化”。相较于佛教的“彼岸”或是某些宗教中的“天堂”，儒家思想却不曾勾勒出“另一个地方”，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此世间”。如果将《论语》和《柏拉图对话录》对比一下，很快就能发现，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思想巨人早在千百年前就以体现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思想气质。孔子对弟子谆谆教诲，三言两语讲道理点破，；苏格拉底则是循循善诱，让“智者”们一个个幡然醒悟。当然，这样的对比很粗陋，但多少也能看出东西方思想气质和思考方式的迥异之处。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杨伯峻先生说：“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也有许多文章提到孔子不信鬼神，若真如此，“祭神如神在”（3.12）又为哪般？（“祭如在”可说是对先人的敬重）。我理解孔子相信天命的存在，相信神的存在，但不是盲目依赖。“天命”在孔子这里可理解为客观规律，规律可察可用，但不可改变。对天命、鬼神应存“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是发自与内心的敬畏，而不是谄媚，言行无愧于天地，但不能只希求于神的庇佑，有些“我心有主”的味道。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乃是知规律客观，是心中有主。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论孝，回答的并不是“什么是孝”，而是“如何才是孝”。同后来许多学生和其他人“问政”、“问仁”一样，孔子的答案总是因人而异的，与柏拉图的对话录相比，“后者所追求的是从各种具体事务和具体概念（如美的瓶罐、美的小姐等等）中抽升出以普通必然一直超越的‘理式’，认为那才是真理之所在，并即以此抽象的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李泽厚《论语今读》）
2．12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不是只有一定的用途。“君子”作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应当是完整而独立的，而不是被异化了的。当人作为一种工具被社会所使用时，那就已经谈不上“不器”了，也就是谈不上人格的完整和思想的独立。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对于这句话，解释有三种。杨伯峻先生解释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另一种解释是说“学习异端邪说，是有害处的”；李泽厚先生则主张译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杨译本和李译本是互为矛盾的，李泽厚先生更愿意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如果结合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看看孟子骂杨墨却仍认“生之谓性”的告子作门徒，我想，孔老夫子应该还是不提倡排斥异己的。遥想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导致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几次愈演愈烈的“除异端运动”，从对文化神髓既解构又重建的意义上来说，我也觉得李泽厚先生的主张更值得提倡。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此语令人费解。先仁而后礼乐？先礼乐而后仁？夫子意在为人必仁，礼乐方兴，其实追求仁的过程中，礼乐已兴。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问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此篇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译本，“吾与女弗如也”意为“我同意你的话，是赶不上他”。然而，在我看来，此处的“与”作动词释为“同意”颇为牵强，作连词表示“和、同”则更为合适。作为连词，这句话则当译作“我和你都不如他”，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综合孔子对颜回的赞赏态度以及孔子和蔼谦逊的为师人格来看，后一种译法应当是更合适的。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我曾经认为，此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义，“加”不应如杨伯峻先生所译为“驾凌、凌辱”，现在突然明白，其实“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两句显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诟病，孔子有推行“愚民政策”之嫌。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在中国古代孔子这样的观点一点也不奇怪，古代所谓“民主”其实是“替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行政管理充分体现着“精英主义”的特点。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能与今日之是非同日而语。
9．14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我本以为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君子。“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9.6）“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14.28）。然由此句看，孔子亦自诩君子，原因何在？是否因为语境不同而有异？孔子对自己究竟是如何评价的呢？述而7.19有云：“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降至云尔”。那么，对自己的道德水准孔子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此篇颇具视觉效果，让人浮想联翩：孔子站在河岸边，望着奔腾不息的水流，感慨时光岁月的流逝。李泽厚先生称其为“全书中最为重要的一句哲学话语”，认为“逝者如斯夫”体现了“动”这一重要的存在本质。儒家重在入世、立身正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之名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13.3），想要趁年富力强达己达人，难免会对时光的流逝颇为感伤。为此，我倒更赞同杨伯峻先生的看法，孔子这话不过是感叹光阴之奔驰而不复返罢了，未必有其他深刻的意义。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中，这样对比又对偶的章句还有很多：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15.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15.34）等等等等。这些章句通过一目了然的对偶形式，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若按老子的看法，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便也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不仁，什么是不义。人们对于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罪究竟是什么争论不休，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原罪”，就是人类有了善恶美丑的观念、有了羞耻之心，也就是有了如今的“伦理道德”。然而，“原罪”业已犯下，伦理道德已然在文明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树立起更好的准则，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树立“君子”这一理想的审美人格，加诸“小人”与之对比——且不论后世迸涌而出了多少“伪君子”——“君子人格”毕竟成为了后来众多的仁人志士们毕生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修身的最高境界。想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世风日下，近年来“厚黑学”大行其道，“小人人格”居然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最高境界”。难怪国学家们极力呼吁重读经典、重塑精神，想必他们都明白，只有当儒家思想重新夺回道德范畴的话语权而非仅仅是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之时，一声声的“子曰”才能真正叩问到人们的内心。
仿着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在通读一遍《论语》的基础上，试着给几篇颇有感触、容易阐发的篇章做点小记，或长或短，虽然想法都略显稚嫩，但仍不失为一次快乐的阅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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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译注的评论
一日整理书橱，竟发现家中已有两本《论语》，另有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和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想来《论语》作为国学经典，其中的名篇甚至已反复诵读过不下百遍，但是多为机械的背诵而少积极的思考。今借此机会重读《论语》，于颇有感悟之处抒发一点自己的拙见，望能成为“有益的增补”。
1．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第一次接触《论语》是在小学的时候。哥哥送了我一本不知什么版本的《论语》（当然，当年看书都还未曾会去考虑版本的问题）。拿到新书的我很是兴奋，立马装模作样读了起来。在往后的学习生涯中，《论语》作为经典频繁出现，而学而第一作为《论语》开篇，自然是我反复背诵、记忆最为深刻的一篇了。
最初，我将“说”读成shuo，因为尚不懂通假变化，后来才明白“说”同“悦”，表快乐之意。但是对于“乐”字的读音，我却常有疑惑。根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的说法，“乐”意为高兴，应读作le，那若是做“用礼乐来招待朋友”解，是否可读作yue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查阅了古汉语字典，发现“乐”字作为“音乐”之意时，并无动词用法。如此看来，我当年幼稚的猜测就站不住脚了。如今，我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则使《论语》一开篇就表明了孔子“恕”的思想，并树立起了“君子”这一儒家理想的审美人格。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15）。果然如此啊！
从“悦”和“乐”出发，李泽厚先生分析了中国有别于西方“罪感文化”和日本“耻感文化”的“乐感文化”。相较于佛教的“彼岸”或是某些宗教中的“天堂”，儒家思想却不曾勾勒出“另一个地方”，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此世间”。如果将《论语》和《柏拉图对话录》对比一下，很快就能发现，孔子和苏格拉底这两位思想巨人早在千百年前就以体现了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思想气质。孔子对弟子谆谆教诲，三言两语讲道理点破，；苏格拉底则是循循善诱，让“智者”们一个个幡然醒悟。当然，这样的对比很粗陋，但多少也能看出东西方思想气质和思考方式的迥异之处。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杨伯峻先生说：“孔子不是宿命论者。”也有许多文章提到孔子不信鬼神，若真如此，“祭神如神在”（3.12）又为哪般？（“祭如在”可说是对先人的敬重）。我理解孔子相信天命的存在，相信神的存在，但不是盲目依赖。“天命”在孔子这里可理解为客观规律，规律可察可用，但不可改变。对天命、鬼神应存“敬畏”之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是发自与内心的敬畏，而不是谄媚，言行无愧于天地，但不能只希求于神的庇佑，有些“我心有主”的味道。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乃是知规律客观，是心中有主。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孔子论孝，回答的并不是“什么是孝”，而是“如何才是孝”。同后来许多学生和其他人“问政”、“问仁”一样，孔子的答案总是因人而异的，与柏拉图的对话录相比，“后者所追求的是从各种具体事务和具体概念（如美的瓶罐、美的小姐等等）中抽升出以普通必然一直超越的‘理式’，认为那才是真理之所在，并即以此抽象的思辨的‘理式’作为标准或准则来规范具体世界。”（李泽厚《论语今读》）
2．12 子曰：“君子不器。”
孔子说，君子不是器具，不是只有一定的用途。“君子”作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应当是完整而独立的，而不是被异化了的。当人作为一种工具被社会所使用时，那就已经谈不上“不器”了，也就是谈不上人格的完整和思想的独立。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对于这句话，解释有三种。杨伯峻先生解释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另一种解释是说“学习异端邪说，是有害处的”；李泽厚先生则主张译为“攻击不同于你的异端学说，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杨译本和李译本是互为矛盾的，李泽厚先生更愿意表现儒学的宽容精神：主张求同存异，不搞排斥异己。如果结合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特征，看看孟子骂杨墨却仍认“生之谓性”的告子作门徒，我想，孔老夫子应该还是不提倡排斥异己的。遥想蔡元培先生办北大时推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导致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几次愈演愈烈的“除异端运动”，从对文化神髓既解构又重建的意义上来说，我也觉得李泽厚先生的主张更值得提倡。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此语令人费解。先仁而后礼乐？先礼乐而后仁？夫子意在为人必仁，礼乐方兴，其实追求仁的过程中，礼乐已兴。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问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此篇按照杨伯峻先生的译本，“吾与女弗如也”意为“我同意你的话，是赶不上他”。然而，在我看来，此处的“与”作动词释为“同意”颇为牵强，作连词表示“和、同”则更为合适。作为连词，这句话则当译作“我和你都不如他”，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15.36）综合孔子对颜回的赞赏态度以及孔子和蔼谦逊的为师人格来看，后一种译法应当是更合适的。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我曾经认为，此句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义，“加”不应如杨伯峻先生所译为“驾凌、凌辱”，现在突然明白，其实“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亦欲无加诸人”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两句显然为主张民主的现代人所诟病，孔子有推行“愚民政策”之嫌。康有为改句读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将孔子民主化。其实，在中国古代孔子这样的观点一点也不奇怪，古代所谓“民主”其实是“替民做主”而非“由民做主”，行政管理充分体现着“精英主义”的特点。如李泽厚先生所说，时移世变，孔子之是非当然不能与今日之是非同日而语。
9．14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我本以为孔子并不认为自己是君子。“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9.6）“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14.28）。然由此句看，孔子亦自诩君子，原因何在？是否因为语境不同而有异？孔子对自己究竟是如何评价的呢？述而7.19有云：“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降至云尔”。那么，对自己的道德水准孔子又是如何认识的呢？这个问题比较有趣。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此篇颇具视觉效果，让人浮想联翩：孔子站在河岸边，望着奔腾不息的水流，感慨时光岁月的流逝。李泽厚先生称其为“全书中最为重要的一句哲学话语”，认为“逝者如斯夫”体现了“动”这一重要的存在本质。儒家重在入世、立身正名，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之名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13.3），想要趁年富力强达己达人，难免会对时光的流逝颇为感伤。为此，我倒更赞同杨伯峻先生的看法，孔子这话不过是感叹光阴之奔驰而不复返罢了，未必有其他深刻的意义。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论语》中，这样对比又对偶的章句还有很多：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2.14）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4.11）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4.16）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7.37）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15.21）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15.34）等等等等。这些章句通过一目了然的对偶形式，将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若按老子的看法，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仁，什么是义，便也让人们知道了什么是不仁，什么是不义。人们对于亚当和夏娃犯下的原罪究竟是什么争论不休，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所谓“原罪”，就是人类有了善恶美丑的观念、有了羞耻之心，也就是有了如今的“伦理道德”。然而，“原罪”业已犯下，伦理道德已然在文明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树立起更好的准则，孔子在这方面的贡献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树立“君子”这一理想的审美人格，加诸“小人”与之对比——且不论后世迸涌而出了多少“伪君子”——“君子人格”毕竟成为了后来众多的仁人志士们毕生追求的目标，成为了修身的最高境界。想到这里，不禁要感慨世风日下，近年来“厚黑学”大行其道，“小人人格”居然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最高境界”。难怪国学家们极力呼吁重读经典、重塑精神，想必他们都明白，只有当儒家思想重新夺回道德范畴的话语权而非仅仅是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派之时，一声声的“子曰”才能真正叩问到人们的内心。
仿着李泽厚先生的《论语今读》，我在通读一遍《论语》的基础上，试着给几篇颇有感触、容易阐发的篇章做点小记，或长或短，虽然想法都略显稚嫩，但仍不失为一次快乐的阅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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