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点我对严歌苓的看法

2006-06-13 04:29:34 　　来自: 狄火

第九个寡妇的评论   
提示: 有关键情节透露

　　 我是有几分怕严歌苓的。看她的经历，读别人写的关于她的故事，觉得这个女人精力太过于旺盛，又太强迫症，想象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你身边会让人很有压力。然而她的作为一个女人的直觉——那食肉动物闻了血腥气般精确、厉害、利索的直觉，又让我十分佩服。这种直觉使她的文字在关键的地方呈现出一种难得的轻松——动如脱兔。印象深刻的是《白蛇》里对女演员的描写和《第九个寡妇》里对王葡萄的描写。（太晚了，就不具体引了）关键的地方常常艰险、艰难，仿佛奇峙险峰，“拙”的作家行至此，用笔就见吃力，一吃力便少“风流”，更有那吃了一通的力，却仍旧无痛无痒、无肥无瘦、见不出大好身段的。严歌苓的文字有的恰是这三分风流，不动声色中给你完成一个京剧中看似普通，实则凶险的转身。而她笔下的人物，不缺的也是这风流。白蛇、王葡萄都是风流的、险中能胜的传奇女人。我想这大概与她的经历有关，她曾是登过台的演员。人长的，年轻时的照片看起来也颇“类型人物”。
　　 连夜看她的新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新浪上的连载，大约只上传了三分之一。我奇怪的是，她的《第九个寡妇》热火气儿还没过，怎么这么快就又出了一个新长篇？《寡妇》是什么时候写的？《史诗》是什么时候写的？这两者之间相隔了多久？难道她要出一个女人系列？
　　 我读她的东西不多，今年才开始读，先是在新浪上看《寡妇》，觉得痛快又找了网上的《少女小渔》、《白蛇》来看，感觉也就是最开始写的那样。这次看《史诗》又有点新想法。
　　 《史诗》，虽然没有读完，但我感觉太过粗疏，故事、行文，乃至中心人物的魅力上都比《寡妇》失一格。但正是这显著的粗疏，让我感觉到她小说中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别的作品中也有，不过那时我还不能明确的感觉到罢了。我把她跟王安忆放到一起比，思路便更明确了些。
　　 我读王安忆的小说也不多，回想起来现在印象还深的除了去年新读的《遍地枭雄》，就是让我读哭了的《桃之夭夭》，再就是在广播里听过的《长恨歌》开头的那段，鸽子从上海弄堂的天空上飞过。
　　 严格苓的小说或她在小说中的思维，有一种严重的“性格决定论”或“个性决定论”。王安忆乍看起来也是这样，但其实她的人物性格背后有着针法绵密甚至到烦琐了的心理描写。这便使得她的人物不单单被一个“个性”、“性格”所决定、所推动、所解释。严在这方面更象是个江湖艺人，一对紫金实心膛儿的大锤子轻溜溜抡的呼呼风起，道上人却一眼便看出此锤不过是木质、空心。（好象是《兴唐》里的一个典故，那使锤的人叫啥我忘了）严笔下的人物，我所知道最经典的两个，白蛇和王葡萄，从一开始读我们便觉得似曾相识，她们都很有传奇性，甭管是成是败，都是“话本”中的人物，是女人里的“尤物”，是乡野闲谈中被老辈人的语言和烟斗打磨得十分光滑的“角儿”，是仿佛本来就存在于我们脑中某个地方的人物——当她们刚刚被严叙述出一个棱角来的时候，我们便能顺藤摸瓜地，在我们脑中拎出来那个活脱脱的身段，而且，这身段几乎就与严接下来的描写不差一厘。从这一点上说，严是很会“借力”的：这样的人物，原本就存在于我们思维（我不太清楚可不可以称之为稗史版的我们的民族思维）的资料库中，而且经年累月，在不同的故事外衣中不断轮回，不断被叙述，被打磨，是经无数富有经验的手和犀利的眼睛摩挲过的油光发亮的小瓷人儿。说得直白点，尽管她们都富有个性、与众不同，但实际上她们都是严重“类型”化的，被定型的。严文字上轻松、风流的风格也使得她在与这样的人物相得益彰。
　　 我总觉得严笔下无危险。那峰回路转的高腔其实都是假险，观众心提到嗓子眼，却不知表演者早已驾轻就熟、胸有成竹。这是否又与严的“快”，严多年的编剧经历有关系呢？严的笔下其实就是一条笔直、平坦的路，她只需要在这路上多耍几个漂亮身段便足以博得“叫好”。
　　 无危险便也无所谓探索。无探索也就无所谓艰难。王安忆的东西有时候是能读得出艰难来的。她在细节上真是把东西往针眼里写，把针眼里的东西摊开来当一个世界来写。我个人认为王安忆在文字上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她的行文，流畅、自如，娓娓道来。你看流畅如她，却也有文字上艰难的时候，似乎挪腾不过来的时候，足见这事情的难度。不过话说回来，艰难有时候也是好处，就象一个诗人在一篇诗评里写道的，现代诗歌很怕“顺”，很怕一溜儿滑到底。这时候艰涩便是一个挽住，一个永字中的捺，艰涩中有味道，嚼出来的味道是令人着迷的。
　　 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探索性很强，但后半部分似乎没能延续前半部“艰涩”的节奏，缺少一些“挽住”，一些翻来覆去的推和敲，便有点蓄的好好的水，被轻易放开，一流到底的遗憾了。
　　 正因为有探索，王的小说，她写人物，是将自己粉碎成一个一个的小细胞，渗透进她的人物里面，去细细观察、体会、琢磨来的；而严的小说，却象是她自个囫囵个地跳进人物里，借了人物的壳子，讲她“自己的”、已有的体验、经验。
　　 所以严的小说，有麻辣气、草莽气，却缺深味道。
　　 再一个，同样是长篇，我感觉王的长篇更吻合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定义。我指的是小说对于特定的地点、历史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简单的为了情节的需要、故事的需要，而是对地点、历史本身的关注。这里面有一种人文情怀、悲悯情怀，使得作品脱开了小家子气，而有了广度和深度。认为王安忆很小资的人真是冤枉了她。在王的作品里，上海绝不是简单的以一种情调、一种气氛，一张艺术照片的底色的作用登场的。我最近看〈读书〉，更加明确了这一点。〈读书〉06年6期上一篇她分析中篇小说〈五妹妹的女儿房〉的文章〈老城厢的出发〉中简直有一种社会学的意识。她细致分析小说中五妹妹失去财产的一步步，这里面牵动的绝对是有分量的地方史。而严的最近两部小说，〈寡妇〉和〈史诗〉，看似历史跨度都很大，且牵动的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等一的大事件：土改、革命、文革...，但再仔细辨认，就能够发现在她的小说中，地点、历史都是面目模糊的，有一个大概的影子、大致的轮廓就够了，在这里面同样没有探索，也没有反思，有的只是一些同样被打磨光滑了的“经验话语”。对严来说，地点和历史不过是她人物表演的舞台上的背景、大幕。我甚至觉得她对地点、历史缺乏真正的兴趣。更谈不上关怀了。地点的模糊，大约与她长年居有海外也有关系。但很多西方的流亡作家，在远离故土后写出了非常精准的反映故土的东西，最极端的例子你可以说是乔伊斯。所以我想，最本质的，可能还是因为她的意识、她思想的深度，甚至她对写作的根本的观点。
　　 我初读严歌苓是她的〈第九个寡妇〉，当时十分喜欢；现在再读了三分之一的她的〈史诗〉，对她的态度反倒往回播了一点。观众对于一个作家的看法不就是这样吗？通过他/她的一部部作品，象校对指针一样一点点前拨、回拨、前拨、回拨，终止达到一个比较客观而准确的点。我读〈寡妇〉后曾写了点东西，但觉得不满意，如今校正后、清晰了的这个，倒是理出了一些思路。但是比较严以往的作品，我总觉得与今天的作品相比较，始终起伏不大。
　　 在我看来，王安忆应当是目前中国长篇里面功底最深的一个女作家。严歌苓比之她，差的不只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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