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5-12 21:21:24
来自: philosophia
(北京)
爱与意志的评论
1909年4月21日，罗洛·梅 （Rollo May）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城（Ada）。幼年命运多讁，双亲长期不合，终至离异，姐姐曾不幸精神崩溃。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因参与一激进学生杂志的出版工作而遭退学。另行入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毕业后，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三年，并曾随阿德勒（Alfred Adler）短期研究。返美后，旋入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与存在主义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师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启迪。
梅年轻时甚为结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生命转换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后，梅尤其喜读丹麦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攻读精神分析，遇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与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过往甚多。1949年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局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罗洛·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挫伤。
在1969年出版的《爱与意志》中，罗洛·梅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爱已被简化为性，而意志亦被误解为过度理性、严峻的意志力。其著书之目的之一，即重新定位古希腊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原型力量――概念。说明此原型力量乃为爱与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观点，爱与意志其实是人类在每一个当下所展现出的生命动力；而且，这眼前的当下，延续着过去（历史性经验）、并投向未来（历史之开创）。此时间三向度的融会，涉及到罗洛·梅在该书中所欲重新诠释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虽然转借自胡塞尔现象学之词汇，但是，当罗洛·梅试图运用此构念，作为心理分析治疗发生效用的根本关键时，即已脱离了胡塞尔的哲学脉络，而跨进了存在主义之境域。亦即，在人们面临茫然未知的生命处境时，意向性如何成为既在后推动，又在前牵引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意识的、理性的，也是潜意识的、超越理性的。
罗洛·梅是将欧洲存在主义思潮引介至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但与萨特的激进反叛路线不同，他所采取的是中庸法则，试图将对立的两端，统整、拼汇在一圆融体系中。他认为人类必须先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决定的，然后才能谈论自由选择的问题。在罗洛·梅心理学理论的铺陈中，我们可嗅到中国传统哲学里阴阳相合的气韵。比方“原魔”（daimonic）（注：大陆版该词翻译成“原始生命力”）的善恶并存、兼具创造与毁灭力量；爱与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离等等。对罗洛·梅而言，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其目的皆是帮助病人获得自由，而达成此目的的根本途径，即为接纳自身的原魔、学习聆听潜意识的呼声，并从爱与意志的共同实践中，回应生命对人类所不断抛出的意义探问。
《爱与意志》是罗洛·梅的成名之作，该书在1969年由纽约诺顿公司一出版，就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在这本著作中，罗洛·梅指出：在西方传统中，有四种爱的形式。第一种是性，西方人称之为肉欲（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爱欲（eros），这种爱的驱力令人有繁殖和创造的欲望。第三种是朋友之爱，希腊人称之为philia，第四种是“同胞爱”，或agape，意指会为他人的福祉设想，譬如：“神爱世人”即为此种爱的原型。
罗洛·梅指出：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在前一个过程中，由于现代人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并以此来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压抑和人的冷漠；在后一过程中，则由于人越来越陷入外在的技术决定论和内在的无意识决定论，遂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个人责任，丧失个人愿望、意志和决心。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性行为如此之普遍，而其中的意义和乐趣却又是如此之贫乏！他认为：性的放纵由于越来越乞灵于技术，已变得越来“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罗洛·梅并不否认性的意义，但他始终强调性不能与爱分离；性一旦脱离了爱欲，就会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丧失内在的激情，最终将导致性冷淡和性无能。性和爱欲构成了性爱的两个侧面：性是来自后方的动力；爱欲则是一种来自前方的召唤。性与“理由”（原因）相关联；爱欲则与“目的”相关联。性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理由”是对于过去的考虑，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则不然，它是你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理由的概念与决定论相关联，目的概念则意味着你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因此它与自由相关联。我们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洞察和响应，通过使它们脱胎于想象，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参与到铸造未来的过程中去。这就是积极的爱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爱欲对自然和他人的爱欲的响应。
而什么是爱欲？爱欲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欲是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欲创造生活、唤起激情，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爱欲给生命中纷纭杂多的质素以意义，给我们枯燥散漫的生活以形式，它是整合我们分裂状态的凝聚力。它是永恒的拓展，自我的延伸，是不断更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这种自我的不断更新，乃是爱欲固有的属性。
爱欲离不开激情。没有激情的爱欲是长不大的，他永远只能是一个顽皮而淘气的小孩子。激情则来自原始生命力（或原魔 daimonic）。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更为深邃的生命动力，它超越于善恶之外，但却是性与爱、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源泉。原始生命力类似荣格所言的的阴影（shadow），用罗洛·梅的话说，“原始生命力作为生命中的阴暗面，既蛰伏在黑暗的地下王国，又高翔在爱欲的超验领域。”它既可以使人成为恶魔，又可以使人成为神明。我们的任务，是敢于承认并面对这一人性中的阴暗面，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上将它整合到个人意志之中，使之成为爱与意志、灵感与创造的不竭源泉。
正因为如此，所以意志的功能并不在于压抑个人内在的欲望，而在于组织、整合、保护和指导个人的内在欲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用意志来反对本能和愿望；现代人则用本能与欲望来摧毁意志。罗洛·梅认为，这种自相残杀是一种谬误，“愿望“（注：罗洛·梅对愿望的定义是在想象中把握某一行动某一事件的可能性，即对于未来的“想象性参与”）只有在遭到压抑和扭曲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邪恶的、病态的愿望。而在“本真的存在”状态即在“意志性” （Intentionality）这一层面上，愿望不仅是对世界与他人的主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他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仅是对对方的欲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的给予和想象。换而言之，它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一种内在沟通，是一种深邃的同情和共鸣。
而什么是“本真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本真的存在”；另一种是选择“不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非本真的存在”。对于这两种存在方式作出抉择之后，则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和别人的关系不同，连时间观也会有所不同。
处于“本真的存在”状态，个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并不像笛卡儿哲学那样，将自己想象是和客体对立的主体，相反的，他会开放自己，放松自己，让世界中的事物降临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为一体，这种境界海德格尔称之为“与物同游”（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这种境界里，个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会如其所是地展现自身，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为主体性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也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则不然。在这种存在状态里，个人把自己想象成是和外在世界对立的“主体”，并且企图用“技术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而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来掌握或操纵外在世界中的客体。当他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他会选择“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隐藏起来，并且尽量变得跟“常人”一样。如此一来，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择，也不需要担任任何责任，因而也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在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里，时间观的表述方式是“现在－现在－现在”，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未来的尚未到来，也很难有所期待。个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现在”。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死亡”的理解，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的存在”的唯一途径。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随时会死，而宁可相信：自己还有无数日子可以活。这样的信念使个人致力追求“常人”的价值，并且变成一个终日使用“技术性思考”的盘算者。
死亡的意义是个人永远不再生存在这世界上。“面对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现世的东西都丧失掉原有的价值。这时候，人才会定下心来，严肃思考存在的本质，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正如马斯洛在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所言：“死亡，和它终将现身的可能性，使得爱、热情的爱，成为可能。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将不死，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如此热情相爱，是否还能经验到这等狂喜。”
本书告诉我们，只有人认识到人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存在”，他才会反省并仔细评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价值；这时候，他才有可能选择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不再把异性当做是满足个人性欲的工具，而乐于和对方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爱与意志合而为一，他对于肉欲的沉迷才有可能超拔成为对于“爱欲”的向往。在这种存在状态里，时间并不是以“现在”作为核心，由“过去”奔向“未来”的直线型流失过程；而变成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断往复循环：“过去”和“现在”打通了，走向“未来”也可以回复到“过去”，认得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无，反倒蕴含着无限多的可能。
2006年4月6日 周四
0：54于北京野兽居
阅读书目：
1。《爱与意志》罗洛·梅著 彭仁郁译 台湾立绪文化 90年4月一版 邂逅于友人家。
2。《爱与意志》（美）罗洛·梅著 冯川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年8月一版 87年9月二次 2。80元 邂逅于书铺胡同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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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意志的评论
1909年4月21日，罗洛·梅 （Rollo May）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城（Ada）。幼年命运多讁，双亲长期不合，终至离异，姐姐曾不幸精神崩溃。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因参与一激进学生杂志的出版工作而遭退学。另行入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毕业后，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anatolia college）教授英文三年，并曾随阿德勒（Alfred Adler）短期研究。返美后，旋入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与存在主义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以师友相交，深受其思想启迪。
梅年轻时甚为结核病所苦，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生命转换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后，梅尤其喜读丹麦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之著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White Institute）攻读精神分析，遇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与佛洛姆（Erich Fromm）等人，过往甚多。1949年获得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
1950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局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罗洛·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挫伤。
在1969年出版的《爱与意志》中，罗洛·梅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爱已被简化为性，而意志亦被误解为过度理性、严峻的意志力。其著书之目的之一，即重新定位古希腊的“原魔”（daimonic）――此一介乎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原型力量――概念。说明此原型力量乃为爱与意志的共同根源。依此观点，爱与意志其实是人类在每一个当下所展现出的生命动力；而且，这眼前的当下，延续着过去（历史性经验）、并投向未来（历史之开创）。此时间三向度的融会，涉及到罗洛·梅在该书中所欲重新诠释的另一概念：意向性（intentionality）。此概念虽然转借自胡塞尔现象学之词汇，但是，当罗洛·梅试图运用此构念，作为心理分析治疗发生效用的根本关键时，即已脱离了胡塞尔的哲学脉络，而跨进了存在主义之境域。亦即，在人们面临茫然未知的生命处境时，意向性如何成为既在后推动，又在前牵引的力量；这个力量不仅是意识的、理性的，也是潜意识的、超越理性的。
罗洛·梅是将欧洲存在主义思潮引介至美国心理学界的重要拓疆者之一。但与萨特的激进反叛路线不同，他所采取的是中庸法则，试图将对立的两端，统整、拼汇在一圆融体系中。他认为人类必须先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是被决定的，然后才能谈论自由选择的问题。在罗洛·梅心理学理论的铺陈中，我们可嗅到中国传统哲学里阴阳相合的气韵。比方“原魔”（daimonic）（注：大陆版该词翻译成“原始生命力”）的善恶并存、兼具创造与毁灭力量；爱与意志的相生相依、不可或离等等。对罗洛·梅而言，任何一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其目的皆是帮助病人获得自由，而达成此目的的根本途径，即为接纳自身的原魔、学习聆听潜意识的呼声，并从爱与意志的共同实践中，回应生命对人类所不断抛出的意义探问。
《爱与意志》是罗洛·梅的成名之作，该书在1969年由纽约诺顿公司一出版，就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在这本著作中，罗洛·梅指出：在西方传统中，有四种爱的形式。第一种是性，西方人称之为肉欲（lust）或力比多（libido）。其次是爱欲（eros），这种爱的驱力令人有繁殖和创造的欲望。第三种是朋友之爱，希腊人称之为philia，第四种是“同胞爱”，或agape，意指会为他人的福祉设想，譬如：“神爱世人”即为此种爱的原型。
罗洛·梅指出：二十世纪作为人类文明的“过渡时代”，其主要价值危机就在于爱的全面异化和意志的普遍沦丧。在前一个过程中，由于现代人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并以此来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压抑和人的冷漠；在后一过程中，则由于人越来越陷入外在的技术决定论和内在的无意识决定论，遂不可避免地导致放弃个人责任，丧失个人愿望、意志和决心。今天的问题已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倒是以爱的压抑作为其昂贵的代价。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性行为如此之普遍，而其中的意义和乐趣却又是如此之贫乏！他认为：性的放纵由于越来越乞灵于技术，已变得越来“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罗洛·梅并不否认性的意义，但他始终强调性不能与爱分离；性一旦脱离了爱欲，就会丧失自身的活力，丧失对未来的想象和创造，丧失内在的激情，最终将导致性冷淡和性无能。性和爱欲构成了性爱的两个侧面：性是来自后方的动力；爱欲则是一种来自前方的召唤。性与“理由”（原因）相关联；爱欲则与“目的”相关联。性指向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与松弛；而爱欲的目标则是欲求、渴望、永恒的拓展、寻找与扩张。“理由”是对于过去的考虑，它可以解释你为什么这样做；“目的”则不然，它是你这样做所要达到的目标。理由的概念与决定论相关联，目的概念则意味着你把自己开放给新的可能性，因此它与自由相关联。我们通过对新的可能性的洞察和响应，通过使它们脱胎于想象，转变为现实的能力，参与到铸造未来的过程中去。这就是积极的爱的过程，这就是我们的爱欲对自然和他人的爱欲的响应。
而什么是爱欲？爱欲是人心中固有的倾向。爱欲是使人与他人，与万物，与真善美结合起来的一种内在动力。爱欲创造生活、唤起激情，打碎旧形式创造新形式。爱欲给生命中纷纭杂多的质素以意义，给我们枯燥散漫的生活以形式，它是整合我们分裂状态的凝聚力。它是永恒的拓展，自我的延伸，是不断更新的动力。它推动人们不断寻找真善美的更高形式······这种自我的不断更新，乃是爱欲固有的属性。
爱欲离不开激情。没有激情的爱欲是长不大的，他永远只能是一个顽皮而淘气的小孩子。激情则来自原始生命力（或原魔 daimonic）。原始生命力是一种更为深邃的生命动力，它超越于善恶之外，但却是性与爱、创造与毁灭的力量源泉。原始生命力类似荣格所言的的阴影（shadow），用罗洛·梅的话说，“原始生命力作为生命中的阴暗面，既蛰伏在黑暗的地下王国，又高翔在爱欲的超验领域。”它既可以使人成为恶魔，又可以使人成为神明。我们的任务，是敢于承认并面对这一人性中的阴暗面，在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上将它整合到个人意志之中，使之成为爱与意志、灵感与创造的不竭源泉。
正因为如此，所以意志的功能并不在于压抑个人内在的欲望，而在于组织、整合、保护和指导个人的内在欲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用意志来反对本能和愿望；现代人则用本能与欲望来摧毁意志。罗洛·梅认为，这种自相残杀是一种谬误，“愿望“（注：罗洛·梅对愿望的定义是在想象中把握某一行动某一事件的可能性，即对于未来的“想象性参与”）只有在遭到压抑和扭曲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邪恶的、病态的愿望。而在“本真的存在”状态即在“意志性” （Intentionality）这一层面上，愿望不仅是对世界与他人的主意，同时也是对世界与他人的关怀；不仅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同时也是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不仅是对对方的欲求，同时也是对对方的给予和想象。换而言之，它是人与世界、人与他人的一种内在沟通，是一种深邃的同情和共鸣。
而什么是“本真的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存在于世”（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本真的存在”；另一种是选择“不是自己本身”，他称之为“非本真的存在”。对于这两种存在方式作出抉择之后，则个人的思考方式不同，对自己的态度不同，和别人的关系不同，连时间观也会有所不同。
处于“本真的存在”状态，个人所使用的是“原初性思考”（originative thinking），他并不像笛卡儿哲学那样，将自己想象是和客体对立的主体，相反的，他会开放自己，放松自己，让世界中的事物降临到自己身上，和自己融为一体，这种境界海德格尔称之为“与物同游”（in play within the matter itself）.在这种境界里，个人是他真正的自己，他人也会如其所是地展现自身，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为主体性的了解，他们之间的关联，也有一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延展性。
“非本真的存在”则不然。在这种存在状态里，个人把自己想象成是和外在世界对立的“主体”，并且企图用“技术性思考”（technical thinking）或“形而上学思考”（metaphysical thinking）来掌握或操纵外在世界中的客体。当他用这样的方式和他人互动的时候，他会选择“不是自己本身”，努力地把自我隐藏起来，并且尽量变得跟“常人”一样。如此一来，他既不需要作任何的道德抉择，也不需要担任任何责任，因而也丧失了所有的自由。在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里，时间观的表述方式是“现在－现在－现在”，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什么值得回忆的；未来的尚未到来，也很难有所期待。个人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握现在”。
海德格尔认为：对于“死亡”的理解，使人由“非本真的存在”，超拔到“本真的存在”的唯一途径。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突然死亡。可是，大多数人都不认为自己随时会死，而宁可相信：自己还有无数日子可以活。这样的信念使个人致力追求“常人”的价值，并且变成一个终日使用“技术性思考”的盘算者。
死亡的意义是个人永远不再生存在这世界上。“面对死亡的存在（being－towards－death）”使所有现世的东西都丧失掉原有的价值。这时候，人才会定下心来，严肃思考存在的本质，而去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正如马斯洛在其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后所言：“死亡，和它终将现身的可能性，使得爱、热情的爱，成为可能。倘若我们知道自己将不死，我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如此热情相爱，是否还能经验到这等狂喜。”
本书告诉我们，只有人认识到人是一种“面对死亡的存在”，他才会反省并仔细评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崇尚的价值；这时候，他才有可能选择追求“本真的存在状态”，不再把异性当做是满足个人性欲的工具，而乐于和对方建立长久的稳定关系。爱与意志合而为一，他对于肉欲的沉迷才有可能超拔成为对于“爱欲”的向往。在这种存在状态里，时间并不是以“现在”作为核心，由“过去”奔向“未来”的直线型流失过程；而变成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不断往复循环：“过去”和“现在”打通了，走向“未来”也可以回复到“过去”，认得存在不再是全然的空无，反倒蕴含着无限多的可能。
2006年4月6日 周四
0：54于北京野兽居
阅读书目：
1。《爱与意志》罗洛·梅著 彭仁郁译 台湾立绪文化 90年4月一版 邂逅于友人家。
2。《爱与意志》（美）罗洛·梅著 冯川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7年8月一版 87年9月二次 2。80元 邂逅于书铺胡同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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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意志
2007-06-18 18:43:00 tillich
补充一点,Paul Tillich在国内的翻译是保罗 蒂利希, 罗洛梅深受其思想影响,在他过世后曾经亲自为他写传记, 以反驳tillich的妻子对tillich的一些误导的描述.如果想深入了解罗洛梅的思想的人,建议阅读tillich的著作<存在的勇气>,一定会非常有启发的.
2008-03-28 14:31:51 爱智慧
找到《存在的勇气》一书了，是在《蒂利希选集》中看到的，还没读完。如何才能看到罗洛·梅为蒂利希写的传记？2008-04-26 12:36:35 爱智慧
罗洛·梅 [Rollo May [1] 1909.04.21－1994.10.22]，美国心理学家，是以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是存在心理治疗的代表之一。他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埃达（Ada），病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蒂伯龙（Tiburon）。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父母感情并不融洽，先分居最后离婚，导致他的姐姐精神崩溃。梅的童年生活不快乐，可能是他以后研究咨询心理学的原因之一。在密西根大学就读时，因参与一激进学生杂志的出版工作而遭退学。转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就读。年轻时醉心文学艺术，1930 年 4 月获奥伯林学院文学士学位。毕业后，赴希腊亚纳托利亚大学教授英文三年，此期间，他也客串游历四方的艺术家，其画作造诣颇高；此外，他还参加了 A.阿德勒在维也纳山区举办的暑期培训班，梅最初对心理治疗的兴趣以及他早期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都受到阿德勒的影响。
返美后于 1934－1936 年在密歇根州立学院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后来改进纽约联合神学院，研究当时正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旨在探讨人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1938 年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在此期间，他从德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那里第一次接受了存在主义思想，后来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他担任纽约市立学院学生咨询员，并研习精神分析。 1946 年开业从事私人心理治疗工作，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在此期间，梅曾患肺结核濒临死亡，不得不入疗养院静养三年，然此病反成为其生命转折点。面对死亡、遍览群籍之余，梅尤其耽读存在主义宗教思想家 S.克尔凯郭尔之著作。出院之后，入怀特学院攻读精神分析，遇沙利文与 E.弗洛姆等人，交往甚密。病中他精研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中所讨论的焦虑问题。病愈后即以《焦虑的含意》为题提出论文，于 1949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首位临床心理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担任纽约社会新学院研究员，并以访问教授名义分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讲课，并曾担任怀特学院的训练兼主任分析师。梅毕生致力于将存在心理学引入美国，直至病逝。
在心理学史上，梅是介于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之间的桥梁人物。在他 1958 年出版的《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面向》一书中，首次将德国哲学家 M.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介绍到美国，从此一方面建立了他的存在心理治疗体系，另一方面为以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奠立了基础。梅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所提倡的以下两个观念：
1.自由意志的人性本质观 对人性本质的看法，梅与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一样，强调自由意志，反对决定论。梅认为，每个人生而具有长成一个人的先天潜能，每个人都会努力以赴地将其天赋潜能表露出来，以期臻于自我实现。不过，人和其他生物不同，其他生物是靠自然条件成长的，人却是靠自己的选择才能成其为人。一粒橡树种子内蕴藏了将来长成一棵大橡树的潜能，一旦落地生根，只要生长环境适当，它就自然会长成一棵橡树。人的成长却非如此，人之所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靠自然条件，而是靠自己的选择。惟其如此，在人的世界中即使环境相似，而各人的成长却仍有很大的个别差异。梅认为，人性本质虽如此，但在现实中个人的选择却未必适当，选择之后也未必如意。因此人在生长历程中难免因选择失当而感到痛苦。存在心理治疗的目的，即旨在协助当事人了解自己，重新选择。
2.自由与焦虑 1950 年，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他出版了第一部心理学专著《焦虑的意义》。该书首度有系统地提出一般性焦虑（general anxiety）的概念，意在使焦虑一词跨越心理病理专有名词的局限，而将之引入一般心理现象的范畴，以描绘现代科技发展对人类整体生活处境的彻底改变，如何导致现代人所共有的心理情绪问题。梅观察到现代人内在空虚感的关键，乃是因为爱与意志的旧有伦理力量已然遭到严重挫伤。在梅的心理学思想中，焦虑与自由是两个核心概念。他认为在现实中个人根据自己的条件做自由选择，个人的潜力才会获得充分发展，亦即谓自由选择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先决条件。此一理念与人本主义心理学主要领导人马斯洛和罗杰斯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心理治疗方面，梅将自由和焦虑连在一起解释。他认为自由是人性的重要本质，惟个人在现实生活中自由选择时，选择的后果往往非但未必使人心安，反而使人感到焦虑。原因是：
选择之后将带来不确定后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面对选择情境时，个人就可能在心理上产生既想求成又想避败的困境。
选择既由自己决定，选择的结果，亦必由个人承担，因而产生心理压力。由此观之，在现实人生中，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如何面对焦虑是人生必须学习的课题。
梅将因自由选择带来的焦虑分为两种，一是健康的焦虑，另一是神经质焦虑。所谓健康的焦虑（healthy anxiety），是指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所选择时（如升学、就业、转业、婚姻、投资等），如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选择不确定后果带来的焦虑，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起自己选择后的责任，即使选择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至少克服了焦虑的威胁，使危机化为转机。所谓神经质焦虑（neurotic anxiety），是指个人在现实生活面临选择情境时，因过分恐惧选择后会带来失败的结果而犹豫不决，不是冀求别人支持，就是畏惧退缩或但求安于现状，不敢遽下决定。一旦因放弃选择而丧失成功机会，却又悔恨交加倍感痛苦。如此，焦虑不但未能免除，而且愈积愈多，最后难免因无法承担过重的心理压力而导致精神疾病。梅认为，心理治疗的目的正是帮助那些因患得患失而不敢选择以致陷入神经质焦虑的人，使他领悟到自由选择和勇于负责两者间的必然关系，以期其面对现实人生去实现自己。
当然，现实人生中有些境遇是无法自由选择的，像死亡就是最具体的例子。在其 1961 年出版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一书中，梅指出，即使个人对死亡无可选择，但如何面对死亡的态度，仍有选择的余地。设想如果人类真的永生不死，人类可能就会不珍惜生命，不努力向美好追求。正因为人生有限，在短暂的人生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才会显得更有意义。因此梅认为，学习不畏不惧面对死亡，是人生在世存在的—个重要课题。
主要著作：
咨询的艺术：The art of counseling. 1938
焦虑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nxiety. 1950
追寻自我的现代人：Man's Search for Himself. 1953
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面向：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1958
创造性生活的动力：1960
存在心理学：1960
心理学与人类两难：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1967
爱与意志：Love and Will. 1969
创造的勇气：The Courage to Create. 1969
权力与无知：Power and Innocence. 1972
自由与命运：Freedom and Destiny. 1981
存在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Being. 1983
我追求的美：My quest for beauty. 1985
哭喊神话：The Cry for Myth. 1991
参考资料：
心理学思想的流变 - 心理学名人传：张春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华夏心理网：梅，罗洛
罗洛·梅——存在与人本
Rollo May
陈寿文：爱与意志：PDF, 637K
注
全名 Rollo Reese May 。
页面更新
2006.06.13
2008-04-26 12:38:05 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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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梅的存在分析观阐释杨韶刚
吉林大学哲学系博士系
【正 文】
【摘要】 罗洛·梅是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内部具有浓厚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著名心理治疗学家。他的存在心理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人的主观体验和存在感为目标，运用临床观察、现象学分析和经验描述等个案研究方法，形成了当今美国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的一股重要力量。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及其焦虑时提供支持和指导。他所阐述的某些心理学观点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自本世纪５０年代末以来，西方一些心理学家深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哲学影响，主张必须同化和有效地运用哲学来理解心理科学，特别是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心理治疗，他们以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做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罗洛·梅（Pollo Reese May）就是使这种哲学与心理学建立密切联系的领袖人物。他是当代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内部具有深厚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倾向的著名心理治疗学家。因此探讨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思想，对我们深刻地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观点，洞悉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心理学发展的倾向是颇有裨益的。
一、存在的意义
“存在”（existence）一词派生于两个拉丁词ex和stare，其基本含义是，人能够通过自我意识，自我反思，通过对人的个体价值的超越，通过创造、工作、爱和友谊而使个体超然于自我之上。西方的存在主义者从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到梅洛·庞蒂、萨特等人都把这种本体论的存在视为其全部哲学的基础，坚决主张通过对主客体关系的分析来理解人及其本质。他们反对对人的行为进行孤立和客观的测量，而强调科学研究应从人的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把我们自己的“内在经验世界”带入到科学研究中去；他们反对传统科学脱离生活现实的研究，主张科学家应该解决有意义的人类实际问题。就是说，科学所面对的应该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人生世界，它探索的应该是人存在的意义。
罗洛·梅把人看作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意识、价值、人生的意义；也包含着自然和环境的影响，人生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正是这个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有机体构成了一幅深邃的人格画卷。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就是要理解这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他说：“对人类进行咨询的有效性依赖于我们对人究竟做什么样的理解”〔①〕。按照他的观点，我们对人的理解必须以存在和存在感为目标，通过对存在感及其基础的探讨，确定人的心理面貌，进而制定心理治疗的目标，帮助病人确立存在感。因此，存在感应该为人生的基础和目标。
罗洛·梅生活的时代，虽然传统的社会禁忌日趋减少，但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却有增无减。如果按照精神分析的观点，当超我和社会道德的狭窄要求相一致，因而不会对人造成压抑和限制时，人就不应该出现心理疾病。本我的充分表现应当使人类有机体的各种需要得到全面自然的实现。但是罗洛·梅发现，现代人所患的心理疾病，主要不是性本能受到压抑，而是人们普遍感到生活失去了意义，情感动荡不安，社会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更使人感到人生的可怕，从而更强烈地陷入了孤独、寂寞的状态。既然如此，对病人进行心理治疗就不仅是个心理问题，而是一种哲学问题，寻求人生的意义问题。也就是探索存在的意义，发现存在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罗洛·梅对心理治疗及其作用赋予了新的理解。
二、心理治疗－－一门人的科学
罗洛·梅是个心理治疗学家，但他却十分关注心理治疗的理论基础。在他看来，心理治疗要想准确地预测治疗情境中所发生的一切，了解患者的精神存在，以及为什么有些治疗有效，有些治疗无效，那就必须对这个理论基础进行严格的考察并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倡导建立一门关于人的工作科学（working science of man）。罗洛·梅坚信，只有这种科学才能对人做出全面的理解，才能科学地理解人的存在，更好地进行心理治疗。那么，这门关于“人的科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呢？
１．它不是象传统心理学、社会学或人类学那样专门的人类科学，也不是所有这些科学的大杂烩，而是一种全面的关于人及其存在的理论。其主要特点是能对人的基本本体论特点加以理解和阐述。这些本体论特点包括自我核心、自我肯定、参与、觉知、自我意识、焦虑以及关心。由此出发才能达到对人性的真正了解。
２．适用于这门科学的研究方法除了实验方法、数量化方法和测量法之外，主要采用描述性的或现象学的方法。它是通过对人的基本特点进行专业性的描述性解释，以人的存在的生活经验为依据，向心理治疗提供理论依据的。这种方法从不同角度扩展了科学研究的视野，使人类存在中的某些特殊结构（如价值、选择、创造力、爱与意志等）能得到较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研究，这是某些专门的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３．建立这门人的科学的目的是发现和研究人的“存在感”（sense of being），即人自己存在的经验。正是这种存在感才把个体的身与心、个体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个体与他人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心理治疗的最终目标就是唤起病人的这种存在感，重新认识自我的价值，而“病人健康或不健康的依据就是病人能否体验到他自己的存在是真实的、有价值的。”〔②〕
显而易见的，罗洛·梅这种“人的科学”从关注人的生活现实出发，通过对病人的现实存在的具体描述分析，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形成一种整合、谐调的心理结构。
三、发现存在感
罗洛·梅在１９５８年与安杰尔（Angel,E·）等主编的《存在：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一种新维度》一书中明确指出，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和体验他自己的存在”〔③〕。治疗者不仅要了解病人的症状，而且要深入探讨他对人生的体验，治疗的任务不仅仅是给疾病命名或开药方，而是要发现通往病人内心世界的钥匙，理解和阐明病人的存在结构，即发现病人的存在感。为此罗洛·梅提出了三条原则：
１．“自由”是人的存在的基础，是“人的全部存在的一种性质”〔④〕。在他看来，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没有自由作基础，没有创造性意愿或潜能，甚至也没有自由地做出选择决定的能力，那么，在他身上发挥作用的就只有弗洛伊德式的性本能或达尔文理论中的因果关系决定论原则了。当然，罗洛·梅提倡的这种自由是一种本体论的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不受任何限制的。罗洛·梅认为自由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时空限制。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这是任何自由都无法逾越的。另一个是遗传和环境的限制。只有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一个人才能在影响其存在的诸因素中，如种族、国家、社会地位、时代、经济状态等，随时自由地对他如何处理各种存在的资料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其限度之内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存在。
在对自由做了这种规定之后，罗洛·梅进一步阐述了真正自由的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自由的个体是充分个体化的。就是说，每个人具有不同于他人的个性特点。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已的生命具有独特的形式，因而想发现和肯定“真正的自我”时，他就必须“把意识的自我和他的潜意识中的各种水平结合起来”〔⑤〕。显然，这种个体化并不是弗洛伊德式的潜意识个体化，而是把潜意识重新定位于人类存在中的一种全面的、意识与潜意识相结合的个体化。在这个基础上，人通过实践充分施展他的自由，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真正的人。
第二，自由的个体必须是社会整合的。在梅看来，一个正常、健康的人能够发现对社会有建设性的和可以接受的活动方式，并以这些方式来表现他的存在。就是说，一个人要想实现其个体化，必须和他人建立联系，必须与社会相互依赖，在一个能创造自己的人格，发现生命意义的世界中实现其个体化。因此，真正自由的个体既表现为强烈的个体性，又表现为他对世界、对社会的一种成熟责任感，这样的人才是社会整合的。
２．宗教道德感是保证个体存在，促使人格不断变化完善的动力因素。罗洛·梅认为，虽然自由的个体可以获得其个体化并进行社会整合，但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不断的更断。按照梅的看法，每一次更新，人都要经受一次挑战与创造的体验，使人产生一种“罪疚感”。但这种罪疚感是存在的一个基本成分，是一个不完善的、存在着的人朝向完善的渴望，因而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而不是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是病态的和破坏性的。罗洛·梅认为，健康的个体能创造性地承认自己的不完善性，并在宗教道德感的驱使下，鼓起生活的勇气，努力克服阻碍自我发展的恐惧和焦虑，战胜自我，完善自我。罗洛·梅的这种宗教道德观正是西方现代社会崇尚心灵净化，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真实写照。
３．要想发现一个人有没有存在感，还必须了解他有没有“健康的自我表现”。为此他描述了健康人的许多特点，例如自主性、真诚、富有创造性、选择、责任心等。他认为这些特点的充分表现才是“人的全部自我”，它们发自人的内心深处。具有这些特点的人，才拥有健康的存在和存在感。显而易见，罗洛·梅对健康的自我表现特点的这些描述是和马斯洛的健康人格、自我实现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且随着其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又把爱、意志、焦虑及象征表现等作为存在的表现方式进行了更深刻的探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心理学理论。
四、存在感的自我体验
现代社会中心理疾病日益增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普遍感到在一个巨变的社会中失去了可以依赖的价值和目标。人生失去了目标，生活也就变得枯燥乏味，焦虑感便油然而生。由于罗洛·梅把人自由地选择价值和目标看作个体自我存在的基础，因此他十分重视存在感的自我体验，认为这是帮助病人恢复心理健康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旨在使病人重新发现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形成自由选择的能力。
１．自由存在的人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罗洛·梅的存在分析观和存在主义哲学不同，它包含着一定的理性因素。首先，他认为人的存在感越强烈，自我意识就越深刻，人的自由选择范围就越大，也就越有可能对自己进行认真的考察和预想，人的意志和决定就越具有创造性和责任感，他对自己命运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在罗洛·梅看来，人一生的任务就是深化这种自我意识，发现自己的内在力量，以期达到对自己生活的控制，去发现新的价值和目标。总之，人类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到的自我存在感。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个体化与社会整合都要依赖这一特点。
其次，在获得对存在感的自我意识过程中，人的存在更加活跃，情感更加生动，存在的各种表现形式更趋一致。这意味着他“不再把身体与自我分离开来”，不再“拆散”人的身体存在或把它视为一种“感觉手段”〔⑥〕。很明显，罗洛·梅的自我意识是一种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把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联系在一起，而和传统心理学中主、客体分离的实证主义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２．能进行价值和目标的选择
罗洛·梅认为在个体的存在与他所持的价值观取向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关系。个体的内在力量和心理感受的完整程度依赖于他是否坚信这些价值观，能否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做出自由的选择。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存在价值，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时，他的存在感的自我体验越强烈，他的心理也就越健康。反之，一个人认识不到自己的价值，处处听命于他人，不能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就丧失了存在感，便成为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这是导致现代社会心理疾病发病率增高的根本原因。
３．语言是表达个体存在感的手段
按照罗洛·梅的观点，自我感的丧失和语言是有直接关系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的某些基本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往往发生变化，一个人如果不能及时适应语言的这种变化，就会导致他的价值观发生混乱，进而丧失了自我感和存在感。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当今时代发展迅速，语言的变化也相当惊人，由此而造成的人际交往的失败和个体所感受到的定向力障碍及混乱（即失去了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合为一体，则是造成心理疾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罗洛·梅把语言与存在感联系在一起，认为“语言对自我意识的表述是一种符号化的能力，是人根据这种符号把自我和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是填补内在意义和外部存在之间裂隙的能力”〔⑦〕。罗洛·梅的这种观点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语言不仅是交往的工具，也是表达个体存在感的手段，是使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相沟通的重要能力。如果语言能力丧失或出现问题，人的心理便会失去平衡，人就会患心理疾病。
４．帮助病人体验存在感
在心理治疗方面，罗洛·梅也坚持他的存在分析观。他认为，心理医生的责任是，在全面理解病人心理存在的基础上，帮助病人形成正确的存在感和自我体验。它主要包括：
（１）探寻和确定病人所赖以生存的心理前提，即了解他的基本人生信念或产生这些信念的根源。
（２）医生必须使病人感到自己是可以被别人接受的，使他体验到自己的
存在和价值，或意识到他的自由以及他对自己存在所负的责任。
（３）帮助病人不能仅限于使他对社会和道德标准予以镜像反映，因为这样只会产生道德说教，而无助于道德意识和信念的发展。正确的方法是帮助他在日常活动中确立起正确的道德存在感，即前面提到的宗教道德感。
（４）把两种自我整合起来。罗洛·梅认为，存在感中包含着两种自我。第一种自我（ego）只是心理发展或存在感的必要前提条件，它是脆弱、消极和防御性的。在人的心灵深处还有第二种自我（self），它是“个体内部的组织功能和使一个人能与另一个人建立联系的功能”〔⑧〕，是“我把自己看作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能力，知道自己是做这些事情的存在。”〔⑨〕因此，一个人只有把自我存在视为一个整体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结构，才能产生健康的心理体验。不难看出，罗洛·梅的这种思想迎合了时代的思潮，也是一种整体论的观点。
五、简要评价
第一，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他是在批判性地分析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提出的一种新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理论，是一种能对加强自我治疗提供支持的人的存在主义，它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及其焦虑时提供支持和指导。他所阐述的某些心理学观点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第二，从罗洛·梅对“存在”、“自由”、“个体化”、“社会整合”等概念的阐述不难看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合理因素的。他既看到了人有塑造自我的个性化倾向，又看到了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显然，这种自由的个体并不是完全自我中心的。而是在充分认识自我价值的基础上，与社会和谐地融为一体的自由存在。
第三，罗洛·梅的存在心理学把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探究人的主观体验和存在感为目标，运用临床观察、现象学分析和经验描述等个案研究方法，形成了当今美国心理学研究和心理治疗的一股重要力量。这就启示我们，心理学研究不应拘泥于门户之见，对于复杂多变的心理现象，应该允许有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
第四，罗洛·梅心理学的理论背景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既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又有新、老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他所接受的正规神学教育，又使他的学说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色彩，最终导致他走向了非理性主义。
第五，和大多数西方心理治疗学家一样，罗洛·梅也忽视了造成心理疾病的根本社会原因。尽管他对社会的不平等做过一些严厉的批评，但他并没有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广泛的背景来考虑心理治疗问题。因此，他的这种存在心理治疗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对于当今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危机”，他也没有提出有效的心理学对策。
注：
〔①〕〔④〕〔⑤〕The art of counseling,May,Rollo,Gardner Press,Inc;New York,1939,p.44,p.48.p.57
〔②〕〔③〕〔⑨〕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May,Rollo＆Angel.E等.New York,Basic Books,1958,p.85,p.77,p.96.
〔⑥〕〔⑧〕Man’s search for himself,May,Rollo,New York,Delta House,1953,p.94,p.79.
〔⑦〕Dreams and symbols,May,Rollo＆Caligor,L.,New York,1961,p.21～22.
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