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aint's Testament

2006-02-24 10:04:28 　　来自: 林檎 (哀愁航路，冰岛神宫)
At Your Own Risk的评论   

　　“我于1942年1月31日出生在诺斯伍德（伦敦北部）的皇家维多利亚疗养院。
　　人生中的前二十五年我活的像个罪犯，之后二十五年则像个被剥夺了平等和人权的二等公民。”
　　
　　德里克.加曼（Derek Jarman），同性恋导演，画家，戏剧设计家，作家，诗人，同性恋权利争取者，在他的自传AT YOUR OWN RISK，A Saint's Testament中这么写。1994年死于爱滋——在AIDS刚开始出现、同性恋在英国仍受公开歧视乃至批斗、人们理所当然地视二者为罪恶的连结及因果报应时，孩子们会在操场上大叫，AIDS AIDS AIDS，Arse Injected Death Syndrome。而与加曼、加曼的朋友、爱人、情人一生中因为他们的性取向所受的种种非难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
　　
　　九岁那年校长夫人硬是把他和另一个男孩从床上狠狠分开，这导致他在开始发现自我时以罪恶感和困惑度过最初的少年。中学时他有一个女友，若干年以后，在同性恋-parade中，他带着男友重遇她，携同她的女友。22岁，加曼就读伦敦艺术学校，疯狂爱上一个加拿大男子并追至加国，中途在曼哈顿短暂停留，正是垮掉的年代，买到英国受禁的Naked Lunch和Allen Ginsberg的诗集使他兴奋不已。他们去听演唱会，观众席中坐着Bob Dylan；在Queer Party邂逅黑人男孩，有了第一次真正性经验。返回伦敦后，他逐渐开始学习享受好年华，然而在异性恋者定义的法制和宗教里，从罪徒生活中挣脱罪犯心理不比面对二等公民待遇更艰难。
　　
　　加曼认为性别本身是一座囚笼，在他看来，异性恋的男人只体验过爱情的一半。他在某本杂志上写，Until I'd enjoy being fucked I had not reached balanced manhood；他指的是，同性恋行为解构了男性/女性-控制/被控制的二元对立。频繁更换伴侣给他带来的是流变和可能，新朋友和新思想；情侣关系在他的早期恋史中并不重要，但生活中有一些稳定的朋友常在，每个人都彼此认识、彼此上床，“we all lived together as a generation，not as a family”。生活是多元的；每次高潮都是一次自由主义实践的完成。
　　
　　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自由和真诚，生命和生命以平等的个体身份进入一段关系，爱或欲望都是坦荡的——主流禁忌把他们推入缄默的黑暗，虚伪和掩饰只会让他们愈发看不见自己和他人。而更多的自由和真诚是不是更接近爱情的本质？
　　
　　加曼以电影的方式为同性恋群体表达声音和争取位置，在开始拍摄独立电影以前，他也曾加入工作室参与集体制作，但他很快发现，电影业也是异性恋统治的地盘，同性恋演员无法公开他们的性取向，进入英国电影界只能让他回归他刻意遗忘的生活。加曼是个忠于自我的人，他毅然选择退出。他认为异性恋并非“正常”，它只不过比较“常见”，压倒性的人数直接导致政府、教会、家庭、学校和媒体一致实行冠冕堂皇的道德封杀和意识形态压制。然而西方文化难道不是由同性恋者成为支柱的么？柏拉图、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卡拉瓦乔、莎士比亚、马洛、培根、兰波、王尔德、惠特曼、让热内、纪德、普鲁斯特……那些我们所热爱的才华横溢的同性恋们！如今，名单末端多了一个加曼，他的镜头和叙事让观众沉沦于诗性的神秘的情欲之美而遗忘了性别导向的道德（政治）判断。正像加曼自己的生活，直接的爱、热烈地做爱，恋和性别无关，homosexuality在他的电影里回到希腊文中的本义，而失却了一切褒贬好恶的可能。
　　
　　然而，现实，何时可能实现所有同性恋者憧憬的希腊式自由呢？到底有没有可能？
　　
　　至少，加曼至死不放弃爱的本能和勇气，在传记的最后一段，他引用了Siegfried Sassoon的诗，然后对他爱过同甘共苦过的人群道别：
　　
　　“今晚我累了。我的眼睛看不清了，身体在沉重的白日后感到委靡，我将要离开你们同性恋兄弟们，就让我唱着歌离开。我不得不以一个见证者的身份写下一段可悲的历史，这并不是为了让你们忧心，请阅读我在书中锁起的这个世界的顾虑；然后，请放下这本书去爱。但愿你们的未来更美好，可以毫无顾虑地去爱，并记得我们曾经爱过。阴影聚拢的时候，星光出现了。
　　
　　我在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