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1-13 19:56:43
来自: forrest
In a Different Voice的评论
1982年carol gilligan在她的书中in a different voice中讨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一个被她称作"the Heinz dilemma"的困境，贫穷的Heinz的妻子患了重病，必须要去一个医生那里偷取一种特殊的药品才能医治，这时Heinz是否应该取偷取药品？
Gilligan分别向两个12岁的小男孩jake和小女孩amy提出了这个问题。
jake的回答是：“人的生命比钱更重要，所以即使被抓住，法官也会判很轻的刑法，道德困境的问题在jake的思想中被看成是一个数学问题(sort of like a math problem with humans)，Galligan评论到“因为他认为他的结论是理性推理得到的，所以其他人也经过理性推理也必然达到这么一种结论。”
amy对待这个问题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态度，对于amy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以一种数学模型的面孔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永恒的关联叙事(a narrative of relationships that extends over time)，amy的回答是:“不，我不认为...除了偷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借钱或者贷款或者其他，但他不应该偷取药品-但他妻子也不应该死..如果他偷了药品而他妻子却更加病重了，那他也许需要更多的药品...所以，他们应该详细讨论然后通过其他办法弄到钱。”
amy的回答充满了疑虑和担忧，即使在一个不那么棘手的道德困境中，女性也表现出了对更多方面的关注，而不是大小的数学比较。所有的人都得到帮助了吗，所有的人都得到爱了吗？那些失败者他们怎么样？她关注的不是是“正义”抉择下的输赢，她关注的东西远不是正义所能完全包容的。
hanne peterson 在love and law in europe中也这么说，她似乎如同amy那样固执的自言自语：爱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爱嵌在法律当中，这种如同衡平法中的公正良心的东西深埋在法律深处，从身体和心理（physically and psychiacally）同时塑造着我们。然而，这种柔软而emotion能把我们带向一种新的秩序吗？hanne说可以，诉说的渴望，交流的实现，还有人们心中新的认知希望(cognitive expectation)的唤起，将引领我们创造一种全新的秩序。
然而在对amy的追踪调查中，当“有女初长成”的16岁的amy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amy对the heinz dilemma的回答开始变得和jake一样：她也开始学会了将问题简化为一个数学模型。蒙眼布看得到正义，看不到弱者和失败者。
Gilligan虽然从女性的独特的视角出发，然而她却认为这种视角并不为女性所特有的。对gilligan来说，这毋宁说是另外一种声音，在法律冰冷的门前固执的诉说着自己的期待。
然而在现实中，这可能吗？luhmann回答说不可能。luhmann也提到法律中的感情，但他说，法律只是时间(temporal)/社会(social)/物质(material)三个维度所综合的东西，当感情面对了法律的时候，当感情受到挫折，一次又一次时间维度的失望将会把人塑造成规范所需要的形体。在hanne的眼中，Luhmann恐怕是最典型的男性视角，冷酷而无情。但——现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当我们面对冰冷的法律，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社会，物质和法律所创伤之后，难道我们还能坚持如同gilligan和hanne所描绘的爱吗，我们难道能逃避这种型塑？
只能说这是一种柔软无力却在理性之外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nussbaum在love's knowledge里说：“我拒绝比爱本身更幸福，即使爱会带给我们哀痛、磨难，甚至毁灭”。因其坚忍，因其脆弱，这一半人的爱，它在某处永恒地召唤着我们。
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rol Gilliga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Love and Law in Europe Anthology edited by Hanne Petersen, Ashgate/Dartmout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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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Different Voice的评论
1982年carol gilligan在她的书中in a different voice中讨论了一个假设的问题，一个被她称作"the Heinz dilemma"的困境，贫穷的Heinz的妻子患了重病，必须要去一个医生那里偷取一种特殊的药品才能医治，这时Heinz是否应该取偷取药品？
Gilligan分别向两个12岁的小男孩jake和小女孩amy提出了这个问题。
jake的回答是：“人的生命比钱更重要，所以即使被抓住，法官也会判很轻的刑法，道德困境的问题在jake的思想中被看成是一个数学问题(sort of like a math problem with humans)，Galligan评论到“因为他认为他的结论是理性推理得到的，所以其他人也经过理性推理也必然达到这么一种结论。”
amy对待这个问题则是完全另外一种态度，对于amy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以一种数学模型的面孔出现的，而是以一种永恒的关联叙事(a narrative of relationships that extends over time)，amy的回答是:“不，我不认为...除了偷盗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比如借钱或者贷款或者其他，但他不应该偷取药品-但他妻子也不应该死..如果他偷了药品而他妻子却更加病重了，那他也许需要更多的药品...所以，他们应该详细讨论然后通过其他办法弄到钱。”
amy的回答充满了疑虑和担忧，即使在一个不那么棘手的道德困境中，女性也表现出了对更多方面的关注，而不是大小的数学比较。所有的人都得到帮助了吗，所有的人都得到爱了吗？那些失败者他们怎么样？她关注的不是是“正义”抉择下的输赢，她关注的东西远不是正义所能完全包容的。
hanne peterson 在love and law in europe中也这么说，她似乎如同amy那样固执的自言自语：爱本身就是一种法律，爱嵌在法律当中，这种如同衡平法中的公正良心的东西深埋在法律深处，从身体和心理（physically and psychiacally）同时塑造着我们。然而，这种柔软而emotion能把我们带向一种新的秩序吗？hanne说可以，诉说的渴望，交流的实现，还有人们心中新的认知希望(cognitive expectation)的唤起，将引领我们创造一种全新的秩序。
然而在对amy的追踪调查中，当“有女初长成”的16岁的amy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的时候，amy对the heinz dilemma的回答开始变得和jake一样：她也开始学会了将问题简化为一个数学模型。蒙眼布看得到正义，看不到弱者和失败者。
Gilligan虽然从女性的独特的视角出发，然而她却认为这种视角并不为女性所特有的。对gilligan来说，这毋宁说是另外一种声音，在法律冰冷的门前固执的诉说着自己的期待。
然而在现实中，这可能吗？luhmann回答说不可能。luhmann也提到法律中的感情，但他说，法律只是时间(temporal)/社会(social)/物质(material)三个维度所综合的东西，当感情面对了法律的时候，当感情受到挫折，一次又一次时间维度的失望将会把人塑造成规范所需要的形体。在hanne的眼中，Luhmann恐怕是最典型的男性视角，冷酷而无情。但——现实难道不正是如此吗？当我们面对冰冷的法律，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社会，物质和法律所创伤之后，难道我们还能坚持如同gilligan和hanne所描绘的爱吗，我们难道能逃避这种型塑？
只能说这是一种柔软无力却在理性之外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nussbaum在love's knowledge里说：“我拒绝比爱本身更幸福，即使爱会带给我们哀痛、磨难，甚至毁灭”。因其坚忍，因其脆弱，这一半人的爱，它在某处永恒地召唤着我们。
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rol Gilliga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Love and Law in Europe Anthology edited by Hanne Petersen, Ashgate/Dartmouth,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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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arol Gilligan
副标题: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isbn: 0674445449
书名: In a Different Voice
定价: USD 16.50
出版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装帧: Paperback
出版年: 1993-07-01
2006-01-13 21:42:07 malingcat
法与情，法与理，法与道德，法与正义，法的天平实在是不容易持平。不过，另一种声音的存在，总会起到纠偏的作用吧，法律的发展和法律的阐释如果没有这一种声音，大概也不会成为“活着”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