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人容易责己难

2006-01-11 18:46:53 　　来自: 徐强
思痛录的评论   

　　责人容易责己难
　　
　　——读韦君宜《思痛录》
　　
　　□/徐强
　　
　　韦君宜的《思痛录》，从“延安整风”谈起。
　　
　　王明曾说：“延安整风”是“文化大革命”的演习（《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这无疑是一个失意的政客对其“政敌”的别有用心的攻击，听起来似乎有些牵强附会或者夸大其词。但是，如果不因人废言，即使把王明这句话当作捕风捉影，那一定也是有“风”可捕，有“影”可捉，这才使他抓住了把柄，并以之作为攻击的口实。
　　
　　据杨尚昆回忆，“延安整风”实质上是一场“清党”运动：“毛主席说，整风是思想上清党，审干是组织上清党”（《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所谓“审干”，就是“审查干部”，又称“抢救运动”，意思是说，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了“红旗政策”，许多国民党“特务”都渗透到延安的共产党员干部队伍中来了，延安各机关已是“特务如麻”（康生语），他们都是“失足者”，是隐藏在共产党内部的“内奸”、“反革命分子”，要对他们“全线进攻”、“日夜抢救”。王培元说：“抢救运动开了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清查特务的先河”，大搞“逼、供、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延安鲁艺风云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据《杨尚昆回忆录》，在“抢救运动”中，“中直机关受到‘抢救’的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新知识分子集中的陕北公学竟达到百分之五十三”，而鲁迅艺术学院则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被打成了“特务”（力群《怀念“鲁艺”生活》），这也可证王培元“大量冤假错案”之言不虚。
　　
　　《思痛录》既不是从“反胡风运动”说起，也不是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说起，更不是从“文化大革命”说起，而选择了“延安整风”作为反思的起点，耐人寻味。韦君宜的反思是真诚的，她并没有简单地以置身事外的“道德高姿态”来批判别人，而是以一个历次政治运动参与者的身份，回顾自己所走过的人生历程，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深刻地解剖自己，行文之间充满了自责与忏悔之情。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令人深受感动。可以说，这正是一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
　　
　　韦君宜说：“入党后我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为这一点，一切都可以牺牲。”她在学校里，本来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家庭条件也很优裕，从来不缺衣少食，父母还打算把她送到美国留学，但是为了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她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因为她坚信，只有共产党才是爱国的。“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在街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对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国民党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韦君宜一生的信仰，由此确立：“我情愿做一个学识肤浅的战斗者，坚信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的一切，因为那是我所宣布崇拜的主义。我并没有放弃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仍想走自由的道路。但是共产主义信仰使我认为，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包含在共产主义里面了，包括自由与民主。我由此成了共产主义真理的信徒。”正是在这种对党“从不怀疑”的朴素而纯洁的感情支配之下，韦君宜忘记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责任。她并非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她加入共产党，就是独立思考的结果，只是她对自己的选择过于自信，觉得从此可以一劳永逸了，有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替她思考，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怀疑是多余的，一切只须听党的话：“抢救运动”，“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12岁的、11岁的、10岁的，一直到发现6岁的“小特务”，她没有怀疑；“镇压反革命运动”，舅父被列为“反革命”，她忙着和亲人划清界线，没有怀疑；“肃反运动”，同事成了“重大反革命嫌疑犯”，她没有怀疑；批《武训传》、批胡风、批俞平伯、批冯雪峰，她没有怀疑；“反右派斗争”，人和人之间到了需要“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她没有怀疑；一直到“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反右倾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她才开始慢慢觉醒过来，找回了那个迷失已久的独立思考的“自我”。
　　
　　韦君宜在《思痛录》里多次提到：她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她曾经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她既干过违背良心、违背党性的事，也写过违心的文章。“制造这个悲剧的人中间显然有我一个，可是我并不想这样。”“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却还是做了。”为什么？因为“盲从”，因为“从不怀疑党的光荣伟大”。
　　
　　事实上，党是永远正确的吗？不是。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报告，对“抢救运动”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举手齐帽向听众行军礼道歉：“这个党校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校长嘛！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责人容易责己难，那些自责的话语，总是容易打动人心。全体听报告的人用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
　　
　　只是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不明白：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有增无减，奉他的话为真理，为法宝，为什么偏偏对“共产党人不是神仙，也会犯错误”这一句，记性那么差呢？假设真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的话，我觉得这句就是了。如此珍稀的一句话，听众竟然没记牢，大概是被雷鸣般的掌声淹没了吧。
　　
　　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这一次制造的冤假错案，“抢救运动”望尘莫及；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这一次，他再也无法把手举起来，向全国人民敬礼说：“是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建国后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进行了总结性的反思，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一次，不再是由领导个人代表党出面承担责任、赔礼道歉了，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承认了党的错误。
　　
　　在视颜面有甚于性命的中国，一个普通人的自责是不容易的，一个权势者的自责也是不容易的，一个执政党的自责，更加不容易。韦君宜说：“年轻人啊，请你们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牺牲吧！这些老人，而且是老党员，实际是以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换来了今天思想解放的局面的。实际上我们是在踩着他们的血迹向前走啊！”我读《思痛录》至此，心里不禁涌起了一阵无可名状的疼痛。但愿前人血的教训，能使后人多长一些记性。我不知道，这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愿望，算不算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