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着作

2005-09-06 10:38:37 　　来自: 梨花小鱼 (水平不高，爱说真话)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全八卷）的评论   

　　一部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历史着作/ 王鹏
　　2005-8-5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次反侵略战争的序幕，始于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吞并我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就在「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后，在天津《大公报》上开始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国内外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刊登？它的作者又是谁？
　　
　　《大公报》连载的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因「九．一八」事变而引起的。这篇长文经过两年多的连载后，结集成七册巨着，仍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是一部集中日关系史料与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史论专着。它成书于抗日烽火乍起之时，再版于中日关系正常化之日，与20世纪中日关系的变化息息相关。作者王芸生（1901-1980年）是《大公报》记者，因着此书而成为中国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和日本问题的政论家。
　　
　　王芸生自幼家境贫寒，虽只上过几年私塾，却奠定了很好的古文根底。他在做茶叶店和木行的学徒时，抽空阅读仅有的几份报纸，了解了许多外界的新闻，也被记者职业所吸引。为此，他辞掉学徒工作，整天埋头写作投稿。他写的多是针砭时弊的政论性文章，且多被报纸采用，很受读者欢迎。1929年夏，28岁的王芸生正式成为《大公报》的一员。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缘起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公报》从北宁铁路局（设在天津）得到「渖阳有事」的消息，引起该报总编辑张季鸾的警觉。他立即通知当班编辑王芸生守侯在电话机旁，随时等待最新消息。19日淩晨4时，王芸生得到记者汪松年打来的电话，由王口述排版，在该报要闻版左下角加上一条「最后消息」，刊登在9月19日的《大公报》上。这是一条最早报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因「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夜，而日军进攻渖阳和长春是在19日淩晨，所以国内各大报纸对此的报道都发表在20日的报纸上。
　　
　　9月19日淩晨，张季鸾还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该报总经理胡政之，要他尽快采访在北平协和医院休息的张学良。19日早7时许，胡政之来到协和医院，采访了张学良。20日《大公报》刊登了「北平特讯」──《本报记者谒张谈话》，报道了这次采访的详情。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第一个采访张学良本人的报道。
　　
　　9月下旬的一天，《大公报》社社长吴鼎昌同张季鸾、胡政之召开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所有编辑都参加的会议，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两项决策，其中之一叫做「明耻」，即尽快开辟一个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定《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中日关系史料，帮助读者了解「九．一八」之祸的由来。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年仅30岁的王芸生专主其事。王芸生为各界群衆的义愤所感染，被日军在渖阳的挑衅所激怒。他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编写史料责无旁贷，便毅然接受了任务。王芸生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渖阳的炮声响了。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因念国家之可危可耻，提议在报上辟一个专栏，每日刊载一段中日关系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并推我担任主编。我当时只是一员编辑，对历史并无研究。但以义不容辞，率尔操觚，实甚浅陋。由于符合读者的感情和需要，谬邀传诵，陆续得到历史学者和当代外交家的热心帮助，或予指教，或供史料，逐步得到先辈学者的重视，博得一些虚声，实非编者之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艰难写作
　　
　　王芸生接受任务后，即从1931年9月底开始，用了一周的时间，对新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作了筹划，如果每日刊载一段，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这时，他才感到工作量之大、任务之艰巨。他采取的办法是，边搜集材料、边写作、边发表。随即，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院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和誊写史料。在故宫博物院清季外交编印处，他翻阅的材料多是未加整理、杂乱无章的。在浩如烟海的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地搜寻，精选细择，晚间伏案写作，经常是通宵不眠。当年在故宫作档案整理的单士元先生回忆说：「此时大记者、大历史学家王芸生先生正在编写《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日余任整理清代档案之事，由此得识先生。每次先生由天津来北平，均能相与议论探讨」。《大公报》同人曹世瑛在回忆王芸生这一段的编写工作时说，他的「办公处不在编辑部而在资料室，全天都在电灯下工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已初步整理出头绪，急撰成章，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登载一段王芸生撰述中日关系的史料，连载长达两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首篇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这16个字，铿然有声，爱国之忱，跃然纸上。王芸生在首篇前还写了「前言」说：「吾人试考六十年来之中日外交关系，当可了然于强弱进退之所由来。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爰自同治十年中日订约，以迄最近之日本侵华经过，搜辑政书，分纪始末，使一般国民，咸知国耻断非突发，自反乃能自强，明耻教战，或非无裨。
　　
　　迨甲午一战，中国遂大暴露，赔款割地，自是日本渐为强国，中国则日衰。庚子后，日人在华之势力，亦日益伸张。迄今又三十余年，日本着着进步，窥伺之计无穷，而中国则积弱之势，每况愈下，迄今东北三省复又不战而失守，谁实为之，孰令致之，览兹篇者，庶知耻而怀奋焉。…」
　　
　　连载长文「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内容，不仅涉及中日两国关系，而且以六十年来远东国际关系为经，以中日两国关系为纬，以原始记载和档案资料为依据，分析比较，弄清真相，在一贯的线索上找寻结论的轨迹，交织成一幅时代的图画，推演出中日关系的来龙去脉，供读者参考。
　　
　　王芸生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和当时在世的外交家、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例如曾任驻日公使的李盛铎保存有中国驻俄使馆档案中关于中俄东三省交涉的珍贵史料，其中包括杨儒与帝俄外交大臣提姆斯独夫的「问答节略」，生动表现出一个软弱大国的外交官，在自己昏庸政府指挥和凶狡敌国威诈下，孤军奋战的情景。李盛铎把这些资料都交给王芸生，被写入书中，成为海内外独一无二的史料。
　　
　　由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起初未署作者之名。王芸生当时的考虑是，《大公报》同人的文章一般不署名，自己也就不署名了吧，只是写「本报特辑」四个字。张季鸾发现了署名的问题，几次催促王芸生署名。因此，从1932年2月12日开始，署上了「本报记者王芸生辑」的字样。从此，王芸生的名字开始被读者熟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连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1932年4月《大公报》社出版部将已连载3个多月的文稿汇集成册，出版了第一卷。张季鸾先生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的初版撰写了序言。「序言」说：「吾侪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纂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其材料概采诸公私着作，而推王君芸生主编之。今为便于读者诸君保存之计，更加增补，印单行本问世。其第一卷卷首，新加《古代中日关系之追溯》一章。盖使国民仰汉唐之盛，悲今日之衰，亦以证明中日文化渊源之深厚，而责日本淩压中国之暴残。第一卷印成，略述数语，弁诸简端。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自此紧张工作，寸阴勿废，则中国大兴，可以立待。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以后，该书又连续出版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卷。此书的写作跨度原为1871－1931年，第七卷只写到1919年，还有12年未及写作。因时局动荡，加之王芸生被报社委任为编辑主任，工作繁重，这12年的写作任务就此搁下。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影响
　　
　　那时，一般读者对于近代中日关系史，知其详者不多，读《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后，抚今追昔，可在无形之中，将数十年中日两国间重要史实了然于胸，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心。
　　
　　许多读者纷纷写信给王芸生，有的对他进行鼓励，有的希望他多写一些中日外交以外的秘闻，还有人对他采用的史料提出商榷。这些无疑对他是很有帮助的。
　　
　　《大公报》连载「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北平的燕大、清华和上海的复旦等高校，分别邀请王芸生去讲日本问题。1934年8月，他还应邀去为蒋介石讲过两个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
　　
　　中国近代史专家刘大年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有这样的评价：「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碍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刘大年在1980年6月回忆说：「三四十年以前，凡查考中外关系、中国近代史的人，总要看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部书。我接触王芸生先生的大名，就是从这部名着开始的。那是1947年的春天，我在北方大学工作，利用养病时间收集一些中美关系的历史资料。解放区只有少数小图书馆，材料缺乏。某次我同校长范文澜同志谈起这件事，他指出可以注意两部书，一部是《李鸿章全集》，一部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从1932年4月以后，《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陆续汇编成书，大批流传到日本国内，立即引起日本政界、军界的警觉，引起舆论界、学术界的注意。日本舆论界发表的评论说，中国一份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性大报（天津《大公报》是1902年创刊的），如此大规模地宣传中国屈辱的外交史，是在唤起中国民衆对日的不满情绪。日本学术界迅即组织专家力量，翻译此书。从1933年3月开始，由波多野乾一和长野熏合译本陆续出版。日译本的书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只翻译了第一至四卷。两位日本学者为该书撰写了「序言」。内田康哉写道：「中国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君，以平津诸名流为后援，撰写之《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得资料于中国之秘库，旁徵博引，略近所期之完璧。盖辛亥革命后二十年，以往藏于清舍、不出库外之档案，亦陆续公开之际，不迟滞地利用之，足见本书之价值。」末广重雄写道：「我国策之施，实以对支外交最为紧密重要，虽无须赘言，但许多外交专着中，惟专论日支外交者极少，而如本书详审精密者，殆可谓皆无。如此论着，首先于他国出版，乃不堪惭愧且当惊异之大事。本书深采资料于前清朝廷秘库，军机处、外交部、执政者密柜，且广泛涉猎编纂；内外文献，实乃理当推崇之伟业。」1987年7月，日本龙溪书局又再版了这部书。
　　
　　1947年2月，王芸生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战后的日本。他在与各方面的接触中，很多日本人都说知道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日本学术界的热心人还为王芸生收集了不少新发现的史料，希望此书能有再版的机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日关系仍处于冷战状态。1956年8月，王芸生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赴日本参加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在日期间，他同日本的中国研究所、历史学研究所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会等学术团体座谈，讨论中日关系的有关问题。日本着名历史学家江口朴郎请他谈谈编着《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感想。王芸生说：「那部书是因为受‘九．一八’事变严重国难的刺激而写的，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而今事过境迁，应「忘掉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日本着名学者安藤彦太郎教授说：「中国朋友主张忘掉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段不愉快的历史，是从政治方面考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政策是不采取报复主义，而是和平政策。」他的这一观点，博得了日本朋友的一致赞同。王芸生一再对日本朋友说，我们不赞成「历史糊涂主义」，同时我们又主张「国无常仇」。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合乎辩证法的，而且表现历史的眼光辽阔。由此，王芸生也萌生了修订和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念头。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和再版
　　
　　1957年6月，有一次周恩来总理见到王芸生曾嘱咐他抓紧时间，重新整理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公报》社长的王芸生，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访问刘大年，徵询他对修订此书的意见。他们商议的意见是，「大改」困难太大，「小改」意思不大，倾向于「中改」。所谓「中改」，其实也近乎重新写。王芸生回忆说：「由于领导上的启迪，师友们的鼓励，就着手进行修改。工作相当认真，广泛搜罗战后新出的史料，使之充实，并在叙述部分改用语体文。花了相当大的力气，修改了一、二两卷。到1966年5月，国家形势有了变化，个人遭遇也很不平常，于是再度搁笔。」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在准备接待日本客人时，毛主席让秘书找来了王芸生在1934年出版的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参考材料阅读。9月26日，毛主席在接见田中首相后对周总理说，应该让王芸生参加接待活动。周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解放」王芸生，还安排他参加9月3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他从此走出「牛棚」。1973年4月，王芸生作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从此，王芸生的主要精力放在对日友好工作方面。与此同时，他还是抽出一定的时间，思考修改旧作。
　　
　　1979年7、8月间，王芸生自感身体不支，时间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多了。为此，他再次同刘大年商议改书事宜，告诉他改书的进度。刘建议，应压缩原定的「中改」计划，未修改的各卷基本维持原状，只作最必要的改动，这样比较现实。他同意了。此后，他加快了改书的速度。是年底，他因肝硬化，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医院。胡愈之先生、程思远先生、楚图南先生到医院看望他时，建议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用大事记形式续上，以保持全书的完整。王芸生听从了老友的建议，在医院继续「拼搏」着。在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即将付梓之时，王芸生带病撰写了一篇8000字的「修订导言」，并送有关同志徵求意见。
　　
　　在胡愈之先生的多方联络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最短的时间内安排了这套书的出版和发行。1980年3月，王芸生终于在病榻上见到了由赵朴初先生题写书名的新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的第一卷样书。弥留之际，老人捧着书，执意要把书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见到这一情景，医务人员、亲朋好友无不潸然泪下。1980年5月30日，王芸生在北京病逝。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全部再版出齐，是在王芸生逝世两年后在纪念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回顾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写作、出版和再版，还是很有意义的。
　　 （摘自大公报2005－0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