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Gypsy Legend

  • Mostar Sevdah Reunion - Mostar Sevdah Reunion
  • [已注销]  评论: Mostar Sevdah Reunion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吉普赛唱片之一。龟壁茶居的文章也很好,但是我一直不喜欢太政治化的解释,吉普赛音乐应该和战争无关,它力量不在于对战争作出反应,而在于不作出反应。Sevdah就是爱欲,只是爱欲,而爱欲是对战争的嘲讽,嘲讽正是吉普赛音乐对战争唯一的反应。最好的吉普赛音乐也许是由流离失所的处境催生的,但绝不是战争催生的,尽管大多数时候流离失所是由战争的后果。 提起巴尔干布鲁斯,我听过的另一张精彩的唱片是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原声《生命是个奇迹》,由他和他的乐队创作。库是穆族,但是电影对穆塞双方进行了类似的嘲讽。库斯图里卡喜欢谈论政治,像所有吉普塞人一样,他讨论政治喜欢异想天开,在看他的纪录片《马纳多纳》时就有这种感觉。库斯图里卡骨子里是个异想天开的吉普赛人,政治对他来说,就是在萨拉热窝街头用手枪和政敌决斗。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沃伊斯拉夫很明智地拒绝了他的挑战,可见现实并不是电影,一个塞尔维亚政客不会...... (2回应)
  • 读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 自由四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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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算读了柏林的这本书,还顺便读了邓晓芒和周枫的辩论。记得甘阳老师当初讲两种自由的区分时,是比较赞同柏林,站在消极自由的立场上的,而当时具体的语境则是对五四的反思。中国的现代之路,特别是建国之后的历史,被当做了“积极自由的爆发”的典型案例;而自由中国的重建则急需对消极自由的真正尊重。这大概是甘阳老师“转型”之前,那篇文章的大体意思。 在批评邓晓芒,为柏林辩护时,周枫说:“如果国家不是以正义(保护所有人追求某种善观念的自由权利)而是以某种善观念为理念,自身去追求某种善观念,那么,国与国之间当然是多元主义的,但是,它的结果却是国家之下的社会的高度一元性,人们于是失去了多元文化生活之选择的可能性。” 正义和善的区分,是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整个现代政治的结构性前提。在自由主义看来,国家是正义和自由的维护者,而不是某种善观念的倡导者。在人人具有受到限制的消极自由权利的前提下(这也正...... (3回应)
  • 启蒙的猫头鹰:《精神现象学》的基督教因素

  • 精神现象学(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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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就像一只猫头鹰,总是在黄昏起飞”。这句黑格尔的名言对于黑格尔自己的哲学来说,有着特别具体的历史意涵:笔者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一只德国的猫头鹰,起飞于启蒙运动的黄昏。黑格尔出生的年代,德意志文化正处于所谓的“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运动的变革之中。这场后来被人们多少有些不恰当地贴上“浪漫主义”标签的浪潮,实际上是德国文化对于17世纪以来的西方整体思潮的强势反应。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把西欧推向了启蒙运动,以及现代性的成型。对于政教分离的强调、对世俗价值和人文理想的推崇,使得现代早期的英法思想沉侵在“理性主义”[1] 的氛围中。现代性浪潮的这一方面在启蒙运动、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得以达到某种极端化的高潮。 [1]笔者这里的所谓“理性主义”并不是指与“经验主义”相对而言的理性主义,而是泛指包括经验派(洛克、休谟甚至康德)在内、与天主...... (4回应)
  • 敌基督:从犹太人的权力意志到柏拉图的错误

  • 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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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采自称西方历史上最坚定的敌基督(Antichrist)。 在晚期著作《敌基督者》中,他运用自己业已成熟的原则、方法和语言,对基督教提出了全面批判:一言以蔽之,基督教之所以是人类最大的祸害,在于它是“反权力意志”的最高形式,是“能够想象得到的败坏中最败坏者”。 尼采所谓的“败坏”就是“反权力意志”。在《敌基督者》的开头,尼采重申了权力意志哲学的基本原则:所谓好,就是“提升人之的权力感、权力意志、权力自身的一切”,而坏则是“源于软弱的一切”。以此为标准,源于软弱的基督教是最“坏”的,它“比一切恶行更有害”。 然而,正是在尼采对基督教的控诉中,我们却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在基督教与敌基督者的历史斗争中,从来都是基督教获得胜利,攫取了统治西方文明的权力。强大的罗马帝国“没有强大到足以经受所有败坏形式中最败坏者,即基督徒”;基督教不仅“毁灭了整个古代文化的成果,其后它又毁坏了整个伊斯兰文化的成果...... (6回应)
  • 福柯的问题:一些阅读感受

  • The Politics of Truth (Semiotext(e) / Foreign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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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以再明确不过的方式告诉我们,他的起点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康德,并呼吁现代性的自我反思要自觉地追随康德的问题:什么是启蒙?鉴于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时代仍然不是一个启蒙了的时代(enlightened age)而只是一个启蒙的时代(age of enlightenment),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康德式的批判理性。于是,福柯很自然地从“什么是启蒙”过渡到“什么是批判”。然而,因为引入了权力与真理的关系,以及主体化的历史进程问题(“我们如何成为主体?”注意:subject这个用词的双重含义:就知识而言,我们是言说真理的subject;而就治理术而言,我们是权力之下的subject),在不经意间,福柯其实已经扭转了康德的批判理性的根本方向——康德的批判,意在划定某个界限(limit),而福柯的批判,则意在指出那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界限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从而寻找某种突破和超越这些界限的可能性,比如,超越理...... (4回应)
  • 言辞与事行:读《哈姆雷特》第一幕的感想

  • 哈姆雷特
  • [已注销]  评论: 哈姆雷特

    “即使地狱将崩裂而命我住口,我也一定要与它说话”。哈姆雷特对鬼魂的第一反应和霍拉修一样:设法与之对话。而发现鬼魂的两个守卫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只是感到恐惧,这是一种质朴的对不可思议之事的恐惧,一种缺乏好奇的恐惧。守卫们并不渴望求得凶兆所隐含的知识,然而他们自有行动方面的对策:更加小心谨慎。因此,全剧的第一句对白在守卫们的小心谨慎的恐惧中展开:“谁在那儿?”这是事行的恐惧,正如每逢大战必求神谕的斯巴达人的恐惧。事行本身不需要言辞,事行的恐惧能够在不具备关于凶兆之知识的情况下独立运转:值得注意的是守卫们对于丹麦内外国情之知识的严重缺乏。他们需要霍拉修来告诉他们关于自己祖国眼下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的原因。就缺乏言辞和知识而言,他们的行动和政治或政治史进程的自觉无关;换句话说,他们不过是神谕或凶兆的棋子。至少对于霍布斯来说,单纯的恐惧就够了:恐惧带来安全。用波隆尼尔告诫拉尔提的话来说就是:首先不要自欺...... (4回应)
  • 无法痊愈的伤疤:苏菲的三次讲述

  • 苏菲的抉择
  • [已注销]  评论: Sophie's Choice / 苏菲的抉择

    苏菲的第一次讲述,内容是集中营的苦难和纳粹的罪恶。她不是犹太人,可是仅仅因为她在德国兵的眼皮底下藏了一块火腿,就被送去了奥斯维辛。而她的父亲、丈夫和孩子,都是被纳粹杀害的。斯丁格后来得知,苏菲的男友在研究纳粹史,有志于将那些隐藏的罪行公布于天下。斯丁格认为,作为受害者的苏菲理应帮助男友完成这一工作。可是苏菲的反应却非常抵制,她说:“其实你根本不理解”。 在战后,揭露纳粹的罪行、为犹太人讨回公道,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业。虽然苏菲自己不是犹太人,可是纳粹杀害了她全家,并把她送进了人间地狱——奥斯维辛。那么,背负着深仇大恨和苦难记忆的苏菲,为什么对于男友揭露纳粹罪行的努力表现得如此抵制?她能够言说的苦难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难言之隐? 对苦难的言说往往建构了苦难者的自我认同。而在对苦难的言说中,恶的历史性归罪,是无辜者的生活意义的一部分:作为幸存者,他们不仅是个人和家庭遭遇的承受者,更是文明...... (29回应)
  • 福尔摩斯和他的饰演者:纪念Jeremy Brett

  • 福尔摩斯历险记
  • [已注销]  评论: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 福尔摩斯历险记

    他是保守的英式贵族后裔,自伊顿公学进入剑桥,却放弃学业从事演艺。他演过拜伦、南丁格尔的父亲、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罗伯特·布郎宁、几乎所有重要的莎剧人物,还有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他身体高俊,但瘦削孱弱,舌头缺陷使他口音不纯。然而,深厚的演艺功底和优雅的贵族气质成就了他作为演员的伟大。迄今为止,他是公认最权威的福尔摩斯饰演者,而现实中的他,性格却和福尔摩斯迥异。 虽然是公认的成功演员,但是直到饰演福尔摩斯之前,Jeremy Brett的真实水平一直遭到低估。人们习惯了他饰演带有贵族气质的角色——哈姆雷特、布郎宁等,便联系他成长的背景,认为他本色出演的成分大于演技的施展。然而,性格更像华生的他于80年代接受了英国Granada电视台的邀请出演福尔摩斯,其表演的精湛让人们刮目相看。在公众和界内的认可之下,他也和Granada版的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 (7回应)
  • 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沉默的德性

  • 逻辑哲学论
  • [已注销]  评论: 逻辑哲学论

    柏拉图是第一个思考政治问题的哲学家。如果我们赞同斯特劳斯,那么可以姑且认为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政治哲学家。柏拉图有两个老师: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用最完美的方式诠释了毕达哥拉斯赋予“哲学”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爱智慧”。苏格拉底声称自己没有智慧,但是热爱智慧,以此和那些自认为有智慧的“智者”的修辞学传统保持距离。智慧就是逻各斯,而逻各斯的意涵是“说出真理”。但是越是走到高处的哲学家,越是发现最高的真理是说不出来的。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用毕生的时间与人对话,但是一到最关键的段落,苏格拉底就开始说胡话了,或者至少开始讲神话和笑话了,这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无穷无尽的谜团。斯特劳斯以“双重真理”来解释这一点,以便说明柏拉图是微言大义的政治哲学家,而我觉得这恰恰错失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那就是试图说出一种其实根本无法被说出来的真理:柏拉图认为真理只能被“观看”,但是看到真理的人,其实...... (5回应)
  • 自然法的历史:对施特劳斯的一个反驳

  • 自然权利与历史
  • [已注销]  评论: 自然权利与历史

    希腊理性的开端确实可以被描述为自然与习俗的对立。然而,企图为习俗寻找自然基础的努力,或者企图彰显自然与习俗之张力的努力,并不等于建立自然法的努力。如果我们把城邦视做事行(action)的中心,那么古希腊的三大言辞(speech)对自然提出了三种稍微不同的理解:哲学家口中的人性、诗人口中的家庭和智者心里的力量。当然,实际上并不能做出如此清晰的区分,只是为了方便讨论而不得不牺牲情况的复杂性。无论是人性、家庭还是力量,都围绕着城邦政治,并且与之形成张力。 哲学家试图为城邦政治寻找人性的自然基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以灵魂秩序类比城邦秩序,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城邦;诗人试图彰显自然与城邦的张力,在《安提戈涅》中,城邦法和更贴近亲情的神法之间发生了冲突;智者的教诲复杂且不可信,而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揭露了智者言辞背后的所思所想:自然就是力量,如果有“自然法”的话,那么它的条款就是“强者多得,...... (2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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