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已返津，会到家中修整一段时间。博客上已写到了离别上海的某些感受，这里不赘言，发一首多多的诗。

    告别 
　　 
　　 
　　长久地搂抱着白桦树 
　　就像搂抱着我自己： 
　　满山的红辣椒都在激动我 
　　满手的石子洒向大地 
　　满树，都是我的回忆…… 
　　 
　　 
　　秋天是一架最悲凉的琴 
　　往事，在用力地弹着： 
　　田野收割了 
　　无家可归的田野呵 
　　如果你要哭泣，不要错过这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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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提到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物质，还要在活着的时候，为之周旋。
近日准备离行的物件，发现这些死去不会留在身边的东西，你都要为之花一番心思。仅是自己在意的200多本书的运送，就花去了不少银子。重量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是很可怕的。钱当然也是“死不带去”的，于是它和同样不被带走的物质之间展开了游戏，而它们本身是死的，要靠活的人将其联系起来。人的被迫性，又使得这游戏披上荒诞的色彩。

去年来上海时，正是大师陨落的那段日子，杨德昌、伯格曼、安东尼奥尼……
关于杨德昌去世的日子，有的说6是29日，有的说是30日，无论怎样，今天是该提一下了。我来到上海不久，家乡（天津）的朋友就有纪念杨德昌的放映活动，无缘参加有些遗憾，跟同一个城市，相同背景的人看电影，应该有会不一样的感受。但也怕看的时候，太过伤怀。
独自一人的时候，把《一一》又看了一遍，到洋洋说最后那段话时，还是被打动了。
每个人都有观影习惯，青姐说她觉得这部电影时间太长，她看贾樟柯《站台》也有这种感受。我还好，因为再长也有个结束的时候。而在这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也仿佛和片中的人物共同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假如没有这样间接地接触复杂的生活，也少了体察参差多态的机会。

話不能說得太絕，否則會有神秘中的“報應”。比如，今天曾對人說，上海的大雨多是在夜晚下的，白天不曾見過。沒成想，中午說過此話后，下午，或者接近黃昏時，大雨就來了，因為你能聽到雨的聲響了。
從單位辦公室的窗戶能看到遠處五六座高樓，由于周圍的霧氣，顯得幾座樓如荒野中的幾座山，但沒有山的雄偉，卻矗立如一具“工業文明”的尸體。

  昨天晚上在上海影城看了尹丽川的《牛郎织女》，这是她的第二部作品，第一部《公园》还没有看过。我回头望时，看到了身穿紫色上衣的尹丽川，只是影片放完后，我没有看到她身影，不知道是中途退场，还是在放映前就走了，也许她不想再直视镜头中的卑微。
  影片在很多地方，都和贾樟柯的电影镜头语言很相似，比如废墟、蹲在街头的人物姿态……
  片场时不时有笑声，这和看大片的笑场可不一样，这里面的幽默，恐怕坐在我前面的几个欧洲人是看不懂的，在中国观众乐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好笑。不过，唯一的共性，就是在场的人们都会看到悲伤，看到小人物落魄无奈的境遇。
  牛郎走了，留下织女，其实牛郎也没走，女人也可以做“牛郎”，两个女人，带着孩子，开始她们的新生活。
《牛郎织女》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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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临近，有在影院里看文艺片的机会。
伯格曼的影片很多，看了片单，发现都是看过的。是看过，又能怎样呢，像[第七封印]、[假面]这样的影片又看懂了多少？
这些片子中，最喜欢的还是[野草莓]，说理由，要有直接和简练的词语，但面对伯格曼的影片，能找出合适而又简练的形容词吗？如果不能，就只能停留在说出影片的名字上。

昨晚夜不能寐，被蚊子咬得很不堪，感觉不像是一个蚊子发起的进攻。凌晨起身，查看窗户，才发现原来是打扫卫生的阿姨开窗后，忘记关了，里面一层纱窗也忘记拉上。此时拉上已为时已晚。至少有五六只蚊子在我上空盘旋。白色的墙衬出这些小生命来。打死了两三只，结果墙上留下的是自己的血。

剃头的大姐说：“你是那个要剃光头的吧。”
我微笑着点头：“对，对，是我。”其实，不太准确，我是想剃得短一点，也就是离光头还有那么点距离。
果然，她的弟弟给拿着剃头工具直接朝我脑袋来了，我警惕地说：“前面得加个东西……”我没说出名字，据说是叫“卡尺”。他这才明白了：“哦，我以为你要全都剃头呢。”
在理发的过程中，剃头的大姐看着眼前的黑白电视里关于地震的新闻。他们说着地方口音，不过一会她弟弟说：“我为什么要捐，我还留着买糖吃呢。”要知道他已经20岁左右了。
有人被救出来了，虽然是黑白电视，但视像清晰。大姐被感动了，眼里开始湿润。为了不让自己流泪，她打岔说：“把毛巾给我递过来……”

不再把写的诗发到论坛上，就是因为网络把写作变得轻易了，如今日记也是这样吧。

只说两句。

2008年4月5日，周六，清明，去上海植物园，拍照，看各式各样的花，天很冷。转天反而热了，今天又阴雨绵绵。这就是上海的天气，有个朋友称此为“诡异”，我倒觉得是无常，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