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osop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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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手好闲的人，喜爱流亡的乐趣。流亡有时可以提供不同的生活安排，以及观看事物的奇异角度：惊奇、任何事情都不视为理所当然、学习凑合着应付让大多数人迷惑或恐惧的不安稳状况。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那样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惊奇在本质上不只是对新奇事物的惊奇，反倒是对日常事物的惊奇。我们惊奇于它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熟识的方式存在，因为它完全可以有另外的存在。这样，经验知识的现成性和完满性就被打破了，事物的存在被动摇了，一种解放的力量被唤醒，人们仿佛窥探到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在这里充满了不确定，从而无知感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于是，惊奇就唤醒了一种沉思的力量，它把我们引向事物的存在本身，或者说让事物作为其自身而展现，它由此就敞开了一个崭新的境域。而这就是哲学之自由的境域。此时，他摆脱了一切思维的矫饰和麻木，不再羞愧于自己的无知与迷茫。他开始象儿童一样地提问，并试图结结巴巴地去言说世界和自身，所问的是关于生活、关于世界的最为基本的问题，而不是一些高深的问题。从而它是笨拙的，但它甘愿笨拙；它自觉到自己的无知，并为自己的无知感到震惊；它为问题所缠绕，不掩饰这种无知，不逃避这些问题，而是勇敢地置身于其中，在茫然无知之境展开艰苦卓绝的思考。




知识分子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无权无势的个人见证事物的悲惨状况，绝不是一种单调·乏味的活动。这包含了福柯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这包含了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有才智、跟善于辩论。既没有职位要守护，有没有地盘要巩固、防卫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因此，自我嘲讽（self-irony)多于自吹自擂，坦率直言多于吞吞吐吐。然而，不容回避的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代表既不会使他们成为权贵们的朋友，也不会为他们赢得官方的荣衔。这的的确确是一种寂寞的处境，但是总比凑在一起漠然处事的状况要好。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所谓“行动“(action)则是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行动“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所左右，它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可预见性“，有可能“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限。“一个行动完全可能突然间产生不可思议的面貌和令人耳目一新的意外条件。由于深深扎根于人和人的交往当中，“言谈“成了“行动“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言谈的前提是拥有公共的话题，关心共同的幸福或正当性。在言谈中人们敞开他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并且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地时机发现恰当的言辞。……只有单纯的暴力才是无言的，正因为此，暴力不可能是伟大的。““凭借暴力威逼他人、以命令的而非劝说的方式对待他人，这是一种前政治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