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导言:文学是什么》到《结论:政治批评》酣畅淋漓的读一遍,我们不难发现,罗兰•巴特不过是把作者“杀死”,而伊格尔顿则是决意要将文学“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在《导言》中,伊格尔顿就先将“文学性”的定义——如“虚构性”,或者是形式主义者认为的“由于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功能”——一个一个推倒,然后又引用约翰•M•艾利斯的论证将“文学”与“杂草”相比拟,称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词而是功能意义上的词,进而暴露了“文学”所具有的历史的特定性。在考察何谓“好的(good)”“美的(fine)”这些语词时,同时也论证了文学是被赋予了高度价值的写作,因此也就不是一个稳定实体了,因为价值判断是极为可变的。接着,他便大胆断言“所谓的‘文学经典’以及‘民族文学’的无可怀疑的‘伟大传统’实有一个特定人群处于特定理由而在某一时代形成的一种建构(construct)”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从自己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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