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hazar的评论(16)

正在读《国史大纲》，发现此书和《先秦诸子系年》有莫大关系。钱穆能理清中国思想史的源流，赖有《系年》所做的功课。......

对于人类的价值体系来说时间其实是中性的框架，但是自从诗意的和自我戏剧化的目光被发明出来，时间便成了一个走不出的梦境，一个化不开的宇宙。我们无法从各个时代的梦境中醒来，因为想象不出另外的宇宙。我们或者将时间视为神圣化的“历史”的材料，或者视为个体生命情感所钟的对象，因此我们便超不出自己的时代。一旦触及集体和个体梦境的边界，我们以为自己走到了时间的尽头。 薛忆沩的两篇小说是以两个时点命名的：《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选择这样两个十年的最后一天大概有两个含义：因为一段原以为漫长的历史的终于过去而感到的空虚、因为新的终点和起点的不期而至所感到的恐惧。在两个时点之间的十年又有新的变化，正如后一篇小说的主人公X所想：“...不同的时代就象不同的房间。他们这些匆匆过客，处在不同的时代就象住进了不同的房间，他们最后总是要退房离去的（当时X正在一个酒店的房间......

一个老实谨慎的会计，用几十年的生活为妻子、儿子、同事建立了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形象，但是一夜之间他突然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父亲曾经是拥有五百亩土地的地主或绅士，留学过日本，企图用固执的文化传统教育儿子并挽留时代的步伐，但是在土改中丧生。因此他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并虚构了早年的历史，直到临死前才向孙子讲述了真相。这就是作家薛忆沩的小说《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中的故事，在故事中我们经历了一段在中国的土地上实际发生却被历史掩盖了的生活。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惊险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历史发生了断裂，至今我们仍不知道如何通过个人的生活史与传统发生连接。因此作家在这里负起使命，以便使真实的过去连接上真实的未来。......

故事的悬念不仅在于它的情节，更在于叙述语言的性质。即使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被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所蒙蔽，人们行动的动机被厚实地掩盖在语言所设置的幕布下，但最后仍然是语言给人们猛然的揭示。薛忆沩在（《深圳的阴谋》里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生存处境：直到小说的最后几行才出现的男主人公似乎毫无必要地设置了一个离奇的骗局，为的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新接近他过去的女友。而作为“深圳的阴谋”的主谋的女主人公虽然行动着，但也不明白自己的动机。她好像是在放纵他人在自己身上行动，她从主谋变成了受害者。尽管如此，她仍然达到了隐藏在心中的目的：她要重新开始两人的相遇，并希望这“相遇”成为否定过去“共同生活”的依据，让自己对恩爱、眷念等等过去生活的引诱产生强烈的反感。结果期待的“反感”提前出现了，在“相遇”仅仅隔着一扇门时，女主人公将手“迅速地缩了回来”。阴谋终于流产。......

小说的第一句话奠定了一个乐章的基调，也开启了其它乐章中重复出现并且相互接续的主题和风格。 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战争。薛忆沩小说中的战争，是中国近现代战争的遥远的回声，例如在《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有北伐战争，在《两个人的车站里》里有抗日战争，在《首战告捷》里则有解放战争。战争纠缠于民族的历史，而薛忆沩选择它来表现个人历史的偶然性。 《老兵》的写作时间应该比较早，其中的战争背景非常晦涩和怪诞。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排长仍旧坐在屋门口的那张小凳上，刚才到现在是不可捉摸的一瞬，大概有40年。 在战争期间，主人公一直跟着“陌生人”和一群同乡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打仗。我们只知道这场战争有现代战争的机械、荒诞和无目的感，但不知道具体的历史背景。我们假定那是“军阀割据”的战争。那是中国政治最惨不忍睹的时期吧。四十年变成了一瞬间，不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真实的时空感，而是因为太相似的细节使小说容易跨越......

这一次，战争不再是回忆，而是直接进入情节之中。主人公的官阶从“排长”拔升成了“营长”（到后来的《首战告捷》里主人公就更是晋升为“将军”了）。 北伐战争与《老兵》中的战争有了很不同的意义。至少，小说主人公黄营长是主动地选择了战争。黄营长出生于大户人家，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母亲的入教而有机会与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进行密切的精神交流（从这时候开始一个将在薛忆沩的《天涯》小说中重复出现的人物“意大利传教士”也开始出现了）。黄营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白教士向他解释的西方精神文明更加激发了他的精神气质，这在环绕着他的腐败的物质文明环境中是难得的机缘： 他们相处的愉快来自十六世纪以来科学的巨大成就。白教士津津乐道地向黄营长解释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原理令黄营长兴奋不已。他好像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北京。源源不断的知识与逻辑使黄营长的理想得到更精心的保存。虽然黄营长从来也没有清楚地知道过自己的理想究竟是......

情节、风格、主题如此明显的延续性使我们看到薛忆沩的小说热衷于战争和革命。但是“黄营长”和《首战告捷》中“将军”是区别于职业革命家的。他们善良、脆弱，他们对于异种文化充满了向往和同情。 在这篇小说里，一个来自“浮在水上的城市”的穿着中国绅士服装的意大利遣使会会士吸引了将军最初的兴趣。意大利人对自己信仰的价值毫不含糊，他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将军的疑问。同样，这一次意大利人的传教并没有激起将军的宗教情感，却煽起了他对理想和革命的向往。也许从西方借来的“革命”理论同样给了他的清新之感。 与《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一样，在《首战告捷》里，个人再一次成为历史偶然性的牺牲品。将军选择了革命，而革命欢迎他的选择。小说中的那个指挥官认为，从这一点看，“革命恰好是最人道的”。但这“最人道”却令将军的父亲心碎。他终于放弃了他的努力，他原来一直想劝说自己已经参加革命的儿子放弃冲动的向往，跟他回到富足...... (1回应)

《流动的房间》，在主题上延续了《两个人的车站》，但是在风格上可追溯到薛忆沩十几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遗弃》。“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可能有一座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神秘莫测的城市”，小说由这样的开头赋予了一种追忆与整理个人生活的基调，至少对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来说像一部经过特别剪辑的自传，但是小说里的回忆细节却是严格根据主题的需要编制的。叙述者在回忆的片段中首先找到的是发生故事的各种不同的房间，然后从房间的背景中浮现出遭遇的不同类型的女人，她们对男性的叙述者可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场景和意义被深埋在日常的时间中成为个人生活的文物：一个比“我”大二十岁女学者和一间堆满书籍的房间、一个已经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女人和没有家具（只有床）的房间、一个比“我”小十岁的陌生女人和一间黑暗的房间、一个多年呆在中国的英国女人和乱堆着旅行箱与历史故事的房间、永远是“我”的情人而不是妻子的那个女人和她充满音乐的房间。......

《广州暴乱》是一篇奇特的小说，它是根据意大利传教士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的著名“教案”素材演绎和虚构而成，它用第一人称叙述了明朝广东的地方官与澳门葡国居民及传教士的冲突。 绵延了几个世纪的历史遗迹中，“教案”作为东西方文明接触史上的珍贵记录，具有独特的价值。当然《广州暴乱》只是小说性思维的一个成果而并非历史，它秉承了薛忆沩小说的一贯主题和风格，那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近几年来薛忆沩小说中主题和素材的一再重复十分引人注目，而《广州暴乱》是一次集中的宣泄。 从主人公这位广东省总督的口中，我们体会十七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外来洋人的心情。至少这位总督有着严重的反应过敏，对洋人如芒刺在背般的不安、忌恨一天天积累起来，终于酿成祸患，就像生物机体致命的的排异反应。我们非常熟悉这种心理：“我不太清楚这种反感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责任吧，一种既要亲善他......

《两个人的车站》分别写了四个故事和四个场景，有90年代的巴黎、1601年的北京、本世纪30年代的伦敦和30年代的东京－上海。这些故事分别阐述着共同的主题：人生的相遇，而这些场景推动着一个场景：现在、黄昏、“一天之中最最艰难的时刻”。 人生真正的相遇，按照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的论述，应该是“我”与“你”的相遇。在“我－你”这一“称述－原初词”当中，蕴含着相遇的关系。黄昏时候，《两个人的车站》中的“我”拿起话筒，听到来自未知空间中声音：“是我”。“我”与“是我”中的“我”未能建立“我－你”的相遇关系，只是电话中的声音固执地呼唤着对方的回忆与重逢。于是，“我”就代表着人类抽象的个体，经历起历史中四个特定时空内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们寻找着彼此相遇的车站。 第一个故事中，“年轻的中国人”热情的对象是自己的小说，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等候着自己在小说创作中能够有一番巨大的成就，等候着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