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好奇斯诺和尼姆出于怎样的热情才踏上追寻红色中国的旅程。皲裂的土地常常不及播种,澄蓝的天际弥漫着战斗机的尾烟和轰鸣,回环的山路时有颠簸,偶尔还遇上几个剪径的强人,或是武装的“白匪”。只有部分共产党人会说英语,而他们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更多是基于青年时勤工俭学的经历。风土迥异,食宿从简,物料储备和共同话题都极度匮乏,也许只有趁着月朗星稀的夜色,在某个山坳的窑洞里,才能攫取一星半点事关世界命运的秘密。难以想象,除了对新生事物的热情和历史本身的兴趣,还有什么能促使斯诺夫妇将青春洒落异乡的土地,还把《红星照耀中国》、《续西行漫记》留赠青史。
《时代》对中国议题始终葆有不遗余力的关注,甚至吴佩孚、陈诚、吴国桢这般影响力有限的一时贵胄都荣列封面人物。这自然与卢斯的中国背景相关,也不乏一时一地的新闻价值,然而在这种种推断背后,可以论定的是,长盛不衰的《时代》对报道变动中的中国始终怀揣着永不衰竭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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