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的评论(63)

（今见批钱钟书的文章，感觉十年之间，没啥进步，贻误读者，录旧文以驳之） 不知从何时起，体系性建构成为某些研究者评论学人、学术的依据，而中国就成为这些人眼中的荒蛮之地。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王晓华（《钱钟书与中国学人的欠缺》（以下简称《钱》）、《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三重欠缺》（以下简称《当》））和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以下简称《悼》））“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思想家和批评家的名字，却不敢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有自己原创性的体系”（《当》）、“但是一个思想家，他必须建立自己的对于世界的独特的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总之，他必须是一个体系性的思想者。而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界来说并没有这样的人”（《悼》）已经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中国是否存在“体系性建构”并非本文所关心的（杜保瑞《对牟宗三宋明儒学诠释体系的方法论反省》就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中已经建构理论、形成哲学体系者...... (3回应)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执政，开始举办新法，苏轼是新法的坚决反对者，屡次上书，主要的理由在于反对新法扰民。当时王安石得到神宗的信任，独断专任。于是苏轼在进士考试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恒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为题，王安石大怒，派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错，却一无所得，苏轼自己请求外任，通判杭州，后来又先后改知密州和徐州。 元丰二年（1079），苏轼改知湖州，按照惯例上表谢恩，其中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所谓“新进”，指因拥护新法而暴得高位的人，王安石的意图在于旧吏因循，新法不行，所以必要新进之人，方有勇锐之气，而后可图速成。而苏轼认为这种快速提拔的政策，使得“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 所谓“生事”，是司马光抨击王安石新政的四大罪状即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之...... (10回应)

历来革命成功者无不从流血始，改革有时候可以不流血，比如胡服骑射，但有时仍不免有流血，比如孝文改制。 盘庚迁殷，发布迁都令恐吓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尚书•盘庚中》）如有不奉命令、横生枝节的，要灭族使无遗类，以保证新都的纯洁。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拓跋宏从代迁都洛阳，开始改制，规定鲜卑人穿汉服、说汉语、改汉姓，拓跋改姓元，籍贯改成洛阳。 太子元恂，不喜欢读书写字，身体肥硕，特别怕黄河洛水一带的炎热夏季，心意每每追恋北方。 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口婆心的规劝，元恂怀恨在心。有天元宏巡幸嵩山，元恂留守，谋划征召牧马，轻骑奔往平城（大同），并亲手杀死高道悦。幸而领军元俨闭门防阻，不能出城。 尚书陆琇驰马飞奔禀报，元宏并不声张，按计划到汴口才回洛阳。元宏痛责，和弟弟咸阳王元禧等亲自杖打百余下，扶曳而出...... (9回应)

严光，字子陵，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和好友。刘秀是太学生出身，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中也算是独一无二的高学历，云台二十八将之首邓禹就是他的同学。 光武即位，严光隐居不见，光武令人画影图形寻访，终于在齐国发现一个男子披着羊裘在水边垂钓，派遣使者三次往返，严光才前往京城。刘秀亲自到住所探视，严光躺着不起来，刘秀进了卧室，摸着严光的肚子说：“子陵，不能帮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假睡不理睬，过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熟视光武，说：“从前唐尧盛德，还有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逼迫呢？”光武叹息而去。 严光不出山，刘秀不逼迫，可以说是“各有志”而不相侵的典范。后来严光耕于富春山，至今富春江畔仍有严子陵钓台。 刘秀是能容人的，孝廉丁邯嫌尚书郎官位不好，不愿意做，经过一番抗争，刘秀居然也同意了。 真正的隐士，大约分可为两类，一者不乐仕途，无意进取，许由、巢父、严光、林和靖等，也有怀才不遇，失...... (22回应)

杨恽，丞相杨敞之子，司马迁的外孙，素有才学，喜好结交英才俊士，廉洁无私，先后继承父亲和继母的财产约一千多万，统统分给了别人。但他生性刻薄，侍才凌人，喜欢揭发别人的隐私，对于违逆自己的人，想法设法加害，得罪了很多人。 宣宗时，宗庙演习礼仪，戴长乐代行天子事，回来跟椽史下属说：“我面见皇帝，接受诏书，代替皇帝演习礼仪，秺侯给我驾车”，有人就上述告发戴长乐“非所宜言”，下廷尉。 戴长乐疑心是杨恽教唆别人告发的，所以也上书告发杨恽。这样没影子的事，也能被怀疑上身，可见杨恽平时风评之恶了。 杨恽平时说话肆意，因此罪状极多，一撸一大把： 董忠驾车奔入北掖门，杨恽对张延寿说：“听闻以前有奔驰的车撞上殿门，撞断门关，马儿撞死，而昭帝驾崩。”诅咒皇上。 韩延寿下狱，杨恽上书营救，有人问起，杨恽说：“事情哪里这么容易！正直的人不一定能保全。我尚不能自保，正如老鼠衔了比老鼠洞更大的...... (14回应)

文字狱，从广义讲，一切因文字而起的罪名，思想、政见都不外文字，都可以纳入文字狱。从狭义说，需有违碍字句，直接产生罪状，才能构成文字狱。比如嵇康虽有《绝交书》、《管蔡论》等不为司马氏所喜，但最终因吕安事件而死，不该认为是文字狱。 文字犯禁，有刻意争夺发言权的，有非故意的，有罗织成罪的。比如太史简、孝孺笔，争得就是这一个“弑”字，一个“篡”字，又比如查嗣庭“维民所止”案，以“维”、“止”喻雍正掉脑袋，如此罗织，匪夷所思。 高启是明初著名诗人，纪晓岚、赵翼、毛泽东都十分推崇。高启出身清白，张士诚据吴时期隐居吴淞江畔丈人家中，未曾附逆，洪武初曾经参与纂修《元史》，并教授诸王子，仕途一帆风顺，后来擢户部右侍郎，高启以自己年少不敢担当重任固辞还乡。洪武五年（1372年），好友魏观任苏州知府，高启徙居苏州城中，朝夕相见，甚欢。你隐居不仕就罢了，却又跟地方官勾勾搭搭，岂不是犯了忌讳？ 元...... (11回应)

明太祖出身是中国历代皇帝里最贫苦的一个，因此，他有很多朴素的道德观和理想主义，比如重罪治贪，以至于剥皮实草，比如准许农民捉拿下乡扰民的官吏赴京，后来也为人所继承。不过他最怕的还是有人造反，所以他下令禁游食闲民，怕有人学自己；所以他下令把孟子搬出孔庙，后来虽然搬了回去，又把《孟子》一书，砍得惨不忍睹；所以他下令天下生员，不许言事；所以他下令，士大夫拒绝应征出来做官，就得死。 后三条有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虽不是创举，也是第一次记入成文法，都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朱元璋以平民而登帝位，虽然懂得不能马上治天下，但对儒家的重视依然不足，洪武初年，常常发布一些奇怪的命令。洪武二年（1369年），下诏废除天下春秋两祭孔子，只在曲阜孔庙进行。钱唐、程徐等人上疏言此事不可废，朱元璋并不听取，直到很久以后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学新成，才下诏天下通祀孔子。 洪武五年（1372年）...... (20回应)

子曰：“学而优则仕”，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但一般认为，隐士更具有道德优势，也更受人尊敬。 隐居不仕，有很多理由，有些是觉得隐居高人一等，比如许由、巢父，有些是前朝遗民，比如伯夷、叔齐，有些学庄周甘愿泥中，这些理由，在明初也不例外，但是明初文人不仕，相较其它时期，另有其特殊的理由，主要有两点：其一是诱惑不够，有明一朝，官员俸禄达到历史低点，不足以养家糊口，后文的姚叔闰、王谔就属于此类；其二是恐惧太多，明初惩元季纵弛，法度极严，朱元璋的文字狱是出了名的，再加上滥杀功臣，牵连太广，做官容易出事，罕见善终，还是不做的好，后文的罗辅就属于此类。 政府对于隐士，一般采用征召，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就隐士而言，拒绝一次就等于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称为“养望”，就政府而言，隐士不入仕，政府就有表现好才的机会，隐士入仕，那就再好不过，说明天下太平，天子英明，连不世...... (21回应)

诏狱，顾名思义，就是奉诏而狱，公卿官员犯罪，不能直接逮捕审判，需由皇帝下诏入狱，是为诏狱。至少在汉代已经有了专门的诏狱，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83年），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诣廷尉诏狱”。廷尉掌刑辟，是最高司法长官。下廷尉诏狱，等于只发出逮捕令，仍需由廷尉审理治罪，有时还需要群臣会议商讨，称为“杂考”，这是正常的司法程序。 在这个程序中，皇帝的意见当然很重要，然而仍有制约，比如皇帝诏书，需要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平署，否则无效。延熹九年（166年），李膺等人被诬告结交朋党，桓帝下诏逮捕党人，太尉陈蕃认为这些人名闻海内，忧国忧民、忠于公事，就算犯错也该宽宥十世，何况罪名并不彰显，岂可逮捕？拒绝平署。桓帝只得跳过正式的司法程序，由黄门北寺狱审理李膺等人，通缉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太学生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 秦汉时宫门漆为黄色，故称黄门，代指禁中，即皇帝所居。东汉时有黄门令，为宦者首...... (10回应)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始灭六国，号始皇帝，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如何管理，大臣们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丞相王绾等以诸侯初破，燕、齐、楚地方偏远，不置诸侯王则无以镇服，请封诸皇子。秦始皇交由臣下讨论，群臣都认为可行，只有廷尉李斯反对：“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同族甚多，然而后代日益疏远，相互攻击视如仇敌，周天子也无法禁止。现在天下一统，设立郡县，皇子功臣可以用国家赋税多加赏赐，这样容易控制。天下没有异心，才是安宁之术。设置诸侯不利。” 中国史上，大抵每一代都惩前朝败亡之因，比如明惩历朝丞相专擅，清惩明世太监之祸，但往往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比如汉惩秦始皇不封子弟而致七国之乱，宋惩晚唐五代方镇之乱而致武德不修，外患不止。可以说，李斯的话切中始皇要害，唯恐万世基业不传的要害，由不得不听。果然，秦始皇说：“天下人都苦于战乱不休，就是因为有诸侯王的存在。天下初定，再立诸侯国，这是制造战争，以此求得...... (36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