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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五毛们品位层次水平智商都是铁血和丐帮们遥不可及的,他们的观点也自然是多种多样通常能以理服人的,比较集中的火力点通常是民主的素质需要、民主的缺陷和危害,一个非工业国家必然经过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集权国家的效率优势,以及民族自强大国崛起等爱国大义。这些观点都是很有道理并且被认可的,但是不要忽视他们的冷漠和选择性逃避。他们的前提,是认可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还 会有的对部分群体的牺牲。因为牺牲者不是他们,他们恰恰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因此他们的伟大理论本来是建立在残忍和自私的基础之上的,却自己为自己扛起了爱国理性的大旗。并且不要忽视,他们是最接近和最可能继承中国最高权力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想法很可能就是以后中国发展的道路。
还有些极为少见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浪漫派,坚信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说。认为全世界都在被机器和商品异化,全世界的劳工仍然遭受着剥削和压迫,这些人比较可敬地流淌着英雄的血液,他们通常会发展成国际大活动家大学者,或者成为切格瓦拉式的世界级大英雄兼国际红色恐怖分子。
杜克有深厚的现代主义研究传统,杰姆逊当时正在开博士生讨论课,光是现代主义这块就开了五次课,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电影、美学、广告等等,重形式分析、重审美、重理论。杰姆逊非常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文化批评、形式分析背后都有一个总体性视野,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体系等等的考察。
文学训练实际是训练读解和阐释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能力。这个按照老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老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经历了现代主义的理论中介,这当中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通过所有这些理论的中介而有了创造性转化。杰姆逊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新的“深度”阐释模式,以读解资本主义的整体密码。1、马克思的深度理论。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是商品的形式、自由的形式,但是其本质则是剥削。2、弗洛伊德的深度理论,人的表面是意识,背后是潜意识。3、符号学的深度理论,话语的表层是符码,背后是密码。用这三种方法去解读,具体对象可以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以是一部通俗小说,可以是新浪潮电影,可以是购物街,也可以是理论、是金融资本。我有一个学生就是研究华尔街的金融报道,从广告到公司报表,甚至是会计学意义上的账本,考察金融资本的符号和话语。我们训练的是一种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关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我们要求首先能够读懂资本主义。
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内心弥漫着犬儒后不安和愧疚感。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社会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王晓明
分享给所有被读者网友初高中大学同学抨击为愤青、多管闲事、仇视政府、政治控的朋友。你指出了他们的虚弱和奴性,就要承受恼羞成怒后的辩解,而这辩解往往带有攻击性,当然,还有残存的自尊。
“民主与自由不是一件事。自由人所表现的,上焉者清淡自娱,独善其身;下焉者与物浮沉,患得患失。求一昂昂有刚正之气,作中流之砥柱,负起责任挽狂澜于即倒者,简直渺不可得。说好听点是涵养功深,不肯随便表示意见,其实是唯我主义——唯我主义不是个体主义,是矜持绅士身份,而没有责任感。次等的人则认识浮浅,意志不坚,生活散漫,精神瘫痪。
自由人中尚保持一点朝气和进去心的,眼看现实的存在这样腐烂,而自己又没有大勇气创立新局面。同时,他们又看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在抬头。在他们之中,明智的分子虽然看出这股壮观的势力背后隐藏着绝大的危机和恶毒,但却没有勇气指穿,并且起来与邪魔奋斗。恰恰相反,久而久之,他们被这股巨大势力的浪潮所震撼,不能自持,目眩神摇,于是身不由主,随着波涛滚滚而去。这类的人平时写点文章表示“前进”;或者在讲台上放言高论,不惜歪曲所学,迎合青年激越之情。变乱临头有的便索性纵身入水,翼求把自己混在大波浪里,结果为波涛吞没。
暮气深的自由人则太贪爱沉默之自由。
因为具有上述精神状态,于是彼等面对腐烂堕落的现实存在,像双手捧着一块稀豆腐,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于是,彼等放下天大的原理原则一字不提,而遇着偶发的细小事件则大作文章。他们碰着顶严重的问题,常常开个玩笑了之。
读书人为一己之邀宠而丧心若此,国事怎得不为之败坏?”
殷海光如是说。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除了极少数非主流学者之外,绝大多数伦理学者和绝大多数民众,不论是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都承认人性是自利的,道德或美德的本质是“爱人”或“不损人”。只是在解释美德形成的原因时,才有美德是源于利己之心还是源于利他之心的差别。正是在把道德理解为尊重他人或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即“爱人”或“不损人”的条件下,经济学家才可以把道德设定为经济学的外生变量,并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纯粹理性”的、“道德中立”的。这就是说,“不损人”或“爱人”的道德原则,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的假定是不冲突的,所以才有可能把道德设定为“外生变量”,设定为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来讨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均衡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学其实不是“道德中立”的,而是有明确的道德观作为其立论的前提的,毋宁说,市场经济学就是一门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合理性或应当性,从而证明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或应当性的经济伦理学。
由此可以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一些经济学家,秉持西方市场经济学的“道德中立说”,忽视道德观与扩大公民自主权的同步改革或更新的必要性,是导致中国人道德理念困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 王国乡《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还有些极为少见的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浪漫派,坚信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剩余价值说。认为全世界都在被机器和商品异化,全世界的劳工仍然遭受着剥削和压迫,这些人比较可敬地流淌着英雄的血液,他们通常会发展成国际大活动家大学者,或者成为切格瓦拉式的世界级大英雄兼国际红色恐怖分子。
杜克有深厚的现代主义研究传统,杰姆逊当时正在开博士生讨论课,光是现代主义这块就开了五次课,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电影、美学、广告等等,重形式分析、重审美、重理论。杰姆逊非常关心政治和社会问题,他的文化批评、形式分析背后都有一个总体性视野,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全球化体系等等的考察。
文学训练实际是训练读解和阐释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能力。这个按照老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就是意识形态批判,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老马克思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经历了现代主义的理论中介,这当中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通过所有这些理论的中介而有了创造性转化。杰姆逊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种新的“深度”阐释模式,以读解资本主义的整体密码。1、马克思的深度理论。资本主义在表面上是商品的形式、自由的形式,但是其本质则是剥削。2、弗洛伊德的深度理论,人的表面是意识,背后是潜意识。3、符号学的深度理论,话语的表层是符码,背后是密码。用这三种方法去解读,具体对象可以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可以是一部通俗小说,可以是新浪潮电影,可以是购物街,也可以是理论、是金融资本。我有一个学生就是研究华尔街的金融报道,从广告到公司报表,甚至是会计学意义上的账本,考察金融资本的符号和话语。我们训练的是一种跨学科综合研究能力,关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我们要求首先能够读懂资本主义。
良知并不会完全泯灭,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基本的是非,但他守不住,内心弥漫着犬儒后不安和愧疚感。在这种时候,一旦参加某个公共问题或媒体热点现象的讨论,就本能地偏向那些能减轻自己这不安的歪理。社会因此有了一种巨大的自我辩解的心理需求,需要发明形形色色的歪理,为伦理的失守辩护。——王晓明
分享给所有被读者网友初高中大学同学抨击为愤青、多管闲事、仇视政府、政治控的朋友。你指出了他们的虚弱和奴性,就要承受恼羞成怒后的辩解,而这辩解往往带有攻击性,当然,还有残存的自尊。
“民主与自由不是一件事。自由人所表现的,上焉者清淡自娱,独善其身;下焉者与物浮沉,患得患失。求一昂昂有刚正之气,作中流之砥柱,负起责任挽狂澜于即倒者,简直渺不可得。说好听点是涵养功深,不肯随便表示意见,其实是唯我主义——唯我主义不是个体主义,是矜持绅士身份,而没有责任感。次等的人则认识浮浅,意志不坚,生活散漫,精神瘫痪。
自由人中尚保持一点朝气和进去心的,眼看现实的存在这样腐烂,而自己又没有大勇气创立新局面。同时,他们又看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势力在抬头。在他们之中,明智的分子虽然看出这股壮观的势力背后隐藏着绝大的危机和恶毒,但却没有勇气指穿,并且起来与邪魔奋斗。恰恰相反,久而久之,他们被这股巨大势力的浪潮所震撼,不能自持,目眩神摇,于是身不由主,随着波涛滚滚而去。这类的人平时写点文章表示“前进”;或者在讲台上放言高论,不惜歪曲所学,迎合青年激越之情。变乱临头有的便索性纵身入水,翼求把自己混在大波浪里,结果为波涛吞没。
暮气深的自由人则太贪爱沉默之自由。
因为具有上述精神状态,于是彼等面对腐烂堕落的现实存在,像双手捧着一块稀豆腐,连碰都不敢碰一下。于是,彼等放下天大的原理原则一字不提,而遇着偶发的细小事件则大作文章。他们碰着顶严重的问题,常常开个玩笑了之。
读书人为一己之邀宠而丧心若此,国事怎得不为之败坏?”
殷海光如是说。
事实上,西方经济学者之所以能够“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道德中立”的,是因为,在西方世界,除了极少数非主流学者之外,绝大多数伦理学者和绝大多数民众,不论是利己主义者还是利他主义者,都承认人性是自利的,道德或美德的本质是“爱人”或“不损人”。只是在解释美德形成的原因时,才有美德是源于利己之心还是源于利他之心的差别。正是在把道德理解为尊重他人或不损害他人的自主权利即“爱人”或“不损人”的条件下,经济学家才可以把道德设定为经济学的外生变量,并理直气壮地宣称经济学是“纯粹理性”的、“道德中立”的。这就是说,“不损人”或“爱人”的道德原则,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自利”的假定是不冲突的,所以才有可能把道德设定为“外生变量”,设定为经济学的前提条件,来讨论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均衡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这就意味着,现代市场经济学其实不是“道德中立”的,而是有明确的道德观作为其立论的前提的,毋宁说,市场经济学就是一门证明市场经济制度合理性或应当性,从而证明经济人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或应当性的经济伦理学。
由此可以说,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一些经济学家,秉持西方市场经济学的“道德中立说”,忽视道德观与扩大公民自主权的同步改革或更新的必要性,是导致中国人道德理念困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 王国乡《自主权利的道德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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