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维秋的评论(134)

八十年代张爱玲“再生”以后，关于女性的和由女性写成的小说似乎都和“张派”扯上了关系。尤其港台地区，哪怕你以前从未读过某位女作家的只言片语，也可以闭着眼睛说她是“张派传人”——这十有八九是对的。 其实“张派”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一种关于女性成长的描述，是一种古典繁密的用词，是一种类似章回体小说的“传奇”……都是，也都不是。对于张爱玲的读者而言，这也许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可惜“感觉”又是个人的，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张爱玲，一千种对“张派”的定义。 对我来说，“张派”的“感觉”其实类似于“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表面是繁华绵密的，精细古典的，描龙画凤的，用色疯狂的，但内里却是凉薄尖利的，绝望的，宿命的，不可救赎的。 所以从我的标准看过去，起码有两个人被归为“张派”的作家是名不副实的：一是王安忆，二是施叔青。她们绣花针线一样的文字功夫自然有......

我是在非常忙碌而彷徨的时候购得此书的。 彼时万事缠身，百忧俱至，我不喜欢这个世界甚至于不喜欢我自己，我日日早起见晨光滑腻鸟鸣如歌，便想这世间也算得上无情：自然界的热闹固然是真的，可惜与我无关；人类的热闹倒是息息相关，可惜又是假的。所谓美满幸福不过是纸糊的天堂，指甲一刮便纷纷脱落。 朝朝醒来，日日忙碌，也不知道在为谁作嫁衣裳。 然后《我城》突然在书店一角里伸出它胖胖乎乎的小手小脚，奶声奶气地说：抱抱，抱抱。 “你把身份证明书看了又看，你原来是一个只有城籍的人” 这句话如果由《失城》作家黄碧云写来，必定又是一场血泪浩劫，必定又是无数如蝼蚁的卑微人物在流离失所中被碾为齑粉。 然而《我城》的阿果却从木马道一号大屋里探出头来，告诉你妹妹阿髪正一边给邻居写信，一边想着要创造美丽新世界；小门里的阿北正在自得其乐地做一扇......

我其实很喜欢毛尖，看她在专栏里照心照肺地泼洒那点子市民学者心思，拎得起放得下，如武林高手在荒漠中淡定亮相，眼角眉梢带点山野气，“刷”一声亮出宝剑，亮光炫目间你还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便见敌方七窍流血轰然倒地。然后她神情严肃地收起剑锋，举手看表，笑说：“好啦，是时候叫宝爷出来吃饭啦。” 可惜专栏毕竟只是专栏，快意恩仇手起刀落的爽快气，放到书里，未免显得轻浮浅薄。读完《这些年》，感觉如同刚刚经历一场宿醉：是夜乱梦颠倒痛快淋漓不知身之所在，翌日醒来便什么也不记得了——《这些年》？这是什么东西？ 前几章毛尖讲中外作家，依然是行云流水，四两拨千斤的范儿，直来直往，又有感情又有道理，真是平常人家平实欢快的语气，云山雾罩下又隐隐透着点功架，好不有趣。 后面渐次讲到我不认识的人和我不记得的事，便有些闷得慌了：若是当下时事，这些半开玩笑的话恐怕还有些意思，时机一过，......

依我，是更喜欢朱天心的。朱天心承了张爱玲文字里短兵相接的英气，朱天文则脉脉哀哀落落，读她早期的小说，也像老太太少女时代用的化妆镜，历历清楚，手泽光润，却总是比原来的颜色要暗一点。所以朱天心会写“失乡”，犀利得能刺出你的血来；所以朱天文会写“成长”，一颗慈悲的老灵魂的低吟深深浅浅就滴进你的梦里。 　　《世纪末的华丽》里讲的都是“老人”——不见得是七老八十，是三十岁的也有，二十来岁的也有，但都“是圈子里最老的了”。就连《带我去吧，月光》里年轻的程玮佳，也因为有程太太的对照，平添了许多沧桑。 　 她要讲的，是那些蜕了一层皮的人。 　　　　 　 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而言，无论欢笑、忧愁、希冀、焦虑，都与这个世界是隔了一层的，大多是夸大与想象的产物。他们在这个时期最为暴烈，最不顾后果，最绝情，轻易就叹息绝望，寻死觅活。他们所以可以这样肆无忌惮，是因为有“青春”这层保......

初中一段时间，我在作文中很喜欢用瞿秋白就义的“例子”：草长莺飞，瞿秋白漫步绿野，寻一片绿荫之地，颔首道：“此地甚好。”然后从容就义。 　　 当时的“中心思想”自然是英雄咏叹调，事关视死如归临危不惧伟大信仰。后来读了些杂七杂八的书，知道瞿临终绝笔有一句“中国的豆腐世界第一”，于是又找来《多余的话》。彼时年幼，只读得个大概印象，觉得这是瞿的忏悔录之类。 　　 高中偶然读到郁达夫，模模糊糊觉得他与瞿秋白在气质上颇有相似之处，心血来潮再度翻找《多余的话》，始觉得其中辛酸，又夹杂些许无奈的赌气，虽然没有郁达夫“沉沦”式的呼号苦闷，却也有一种恨恨。 　　 此后若干年，不复想起瞿秋白。 　　 　　 这次看《秋之白华》，觉得片子拍得虽然漂亮，内容却磕磕绊绊，兼之听闻“中国豆腐世界第一”的台词屡遭笑场，心里有些叹叹，于是又温习了一次《多余的话》。 　　 再看，便心软得几乎掉下......

王勃二十岁的时候一篇《滕王阁序》写得流丽精彩，满篇是压制不住的才气和得意，开头结尾却不忘谦虚一番，说我年纪小不识世路，在大家面前献丑了。然而这谦虚里也带着点自矜：“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哪有人这样谦虚法的！ 叶兆言写成这本书的时候已经四十来岁，自然没有王勃那样的意气风发，但因为是叶圣陶之子的缘故，处处显出“晚辈”的姿态来，开首自序就是谈父亲，又说自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好像意思是书里那些父兄辈们，我即便是有得罪之处，大家也就当做“童言无忌”，一笑了之吧。 这在写吴宓一篇里非常明显。叶兆言说吴宓算不上有学问，而且保守固执，用情泛滥，不过却够顽固，能坐冷板凳，有一颗研究死学问的花岗岩脑袋。这样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又八卦又好玩又辛辣，到了结尾到底是不放心，补上一句：“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由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

“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荻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张爱玲为人虽清冷，但并不常常撂狠话，《我看苏青》里这一句下得够狠，不仅得罪了冰心白荻和她们的粉丝，而且还透出一副小女人的偏心样子。 然而如今回头看，张的这句狠话说得不无道理：白荻早已湮没无闻，冰心虽然屡屡出现在中小学教材中，但稍有些阅读经验的读者大概也能辨识出这些“眼因多泪水而越益清明”的文章价值几何。真正能让普通读者掩卷长叹，“心有戚戚焉”的，的确也只有张爱玲和苏青而已。 说遣词用句，苏青不及张爱玲多矣；但说“天涯若比邻的亲切感”，苏青其实比张爱玲更胜一筹。 读张爱玲，需要靠想象。我们不是名门之后，我们没有抽鸦片的父亲和继母，我们不曾被幽闭，我们不曾有过那些离奇的经历。因此要透过那些繁复的字句品味出人...... (1回应)

“禁书”其实是一类很麻烦的读物。 首先，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有些书光天化日摆在书店最显眼的位置，你每次翻上几页就是看不下去；有朝一日它们突然被打上“禁书”的标签，你就打了鸡血似地四处寻找，如饥似渴地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到天亮。 其次，由于“禁书”意味着权力对知识的控制，偷看“禁书”就代表着一种反抗精神。你希望突破主流意识形态桎梏，希望保存所谓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吗？最方便的途径就是看“禁书”和“禁片”。尤其我们经历过一段恐怖时期，那时能在市面上流通的书多半都是粗糙的口号式读物，相反在地下不断流传的“手抄本”则更为温柔和人性。 于是，我们不经意间就在“禁书”和“好书”之间划上了等号。 但事实并非如此。敌人的敌人未必都是我们的朋友，被坏蛋杀死的也不一定是好人。 我估计大多数读者渴望拥有《废都》，就是因为它贴上了“禁...... (4回应)

寻找张爱玲在上海的痕迹，对我们这些痴心“张迷”而言是别有意义的。 我识得上海，便是从白公馆那声依依呀呀的胡琴开始。 上海曾是东方小巴黎，王家卫说那个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奇异的梦，梦醒了，什么也不见了。 然而这个梦里如果没有张爱玲，实在也是欠完满；如果不是张爱玲给我们描绘了这场梦，那么再喧嚣再华丽，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也还是隔阂的。 绘一张地图，看看那个让你爱上这座城市的人在何处出生，于何处行走，最怀念哪里的点心，又在哪里遇到爱人。 城市于是带着你的阅读记忆张开双臂，你分明看见张爱玲清贞孤绝，在水一方。 你始觉得这座城市与你是有渊源的。 淳子算得上中毒已深的“张迷”，在城市日夜寻找，路牌号对不上就敲开各户的门问，问得了也不分昼夜就要去看，为寻一个确切的地方竟可以来回一百七十次之多，为得到一个精准的信息竟可以等...... (1回应)

忘了在哪里看到过一句话，大意是让男人真正认识女人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值得男人去了解的女人很少明白表示她们的思想和感情。 这句话放到妇女史研究中同样适用：今人要真正了解古代妇女是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妇女都不能或不愿表示她们真正的思想和感情。 尤其是“良家妇女”。 她们一方面最好“无才”或“守拙”，如《红楼梦》里薛宝钗所言：“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才是，偏又认得了字，不过拣那些正经的看了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姐姐前前后后这段话说得极精彩，入情入理，让惴惴不安的林妹妹几乎要感激涕零起来。 但另一方面，她们必须“相夫教子”。亚洲是“子宫”模式的家庭结构，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非常微妙。理想中的妻子应当可以适时地提醒和辅佐丈夫、照顾家庭，并承担儿女的启蒙教育工作。这些责任，尤其是最后一项责任，要求她们必须有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