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漱石的评论(3)

“Sparks of Genius” 是伯恩施坦关于“思考”的思考。在逻辑、推演的重要性被强调得无以复加的时候，伯恩施坦说，在逻辑思考之前，存在一个阶段，是所有创造性思维的起点，它的基础是直觉，主要成分为情感、想象还有各种感官体验。这个前逻辑阶段往往无法用局限性太强的“语言”来进行解释，按照帕斯卡的话来说，就是：心灵有其原因，理性无法知道。而之后的高斯认为这一阶段让他预见到答案，剩下要做的就是以答案为向导进行理性求证，他说：“感觉常让我得到一些自己无法立即证明的想法”。而麦克·克林托克用自己的经历证实了高斯的说法：“事情要做得很快，答案出来了，我就得抓紧。现在我要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一系列复杂的步骤——最终得出答案，结果和画的草图一样。” 伯恩施坦严肃而谨慎的担忧几乎随处可见，他像是经过了痛苦的求证之后，最终不得不警告人类：割裂知道与理解、幻想与现实是非常危险的。而...... (1回应)

一百年前的人们一谈起奥斯卡王尔德，第一反应就是：啊，那个同性恋。似乎这个饱含鄙夷与偏见的词汇，就是刻在王尔德墓碑上的铭文。王尔德死后一百年，时间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为的就是尽快摆脱狭隘的偏见，减少与日俱增的添油加醋；谁知道“人定胜天”，人们固执不愿前行，如今的人仍和100年前一样的无聊，满脑子“精彩片段”永远就是些可做谈资的八卦和他人的丑闻。 谈论王尔德当然回避不了那段“不敢说出名字的爱”，这是他艺术生命的灾难也是惊奇，是读《de profundis》无法回避的主题。但是如果仅仅把王尔德对alfred douglas的痴迷理解成同性恋，则是对王尔德人性的阉割；这种“默认”自然也会造成理解《de profundis》的障碍。我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去求证他的性取向问题，但是觉得有必要去求证，为的不是证明他是异性恋，而是要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当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不再这么激烈，可能这样的...... (2回应)

造神是愚昧与集权的表现，而偶像是精神的向往与自由选择的产物；1978年以后中国没有了、也从此不可以再有“人造神”，但是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可以有偶像的缺失——说“邓小平”是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已经是毫无疑问，但这样官方刻板的评价似乎始终美中不足；他先锋、开放、果敢的精神，以及放佛艺术品般的“改革开放”规划（暂时先强调“规划”，具体实施的现实结果，还要过个几百年等我老不死的时候再谈），我想“邓小平”这三个字已经可以成为一个“中国创造”的新时代的文化符号，甚至就我个人感受而言，他可以媲美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切格瓦拉，成为中国年轻人的偶像。 没有潇洒浪漫的传奇经历，只有16岁去法国留学率千军万马挺进大别山；没有一路顺风的戏剧化人生情节，只有“三落三起”漫长的希望与倔强地等待；没有愤青的愤世嫉俗与盲目牺牲，只有面对艰难国情的深思熟虑与坚持“真理”的雷厉风行；没有面对强国的卑躬屈...... (3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