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一奥的评论(14)

所有的小说题材里最难写的大约就是爱情。爱情既是最普遍的人类情感，也是被描述最多的人类情感，前作太多，让后人只能从石缝里顶出一棵草来。对一个作者而言最难把握的无疑是叙述的姿态，缠绵悱恻当然已成陈词滥调，不屑一顾也不见得高出多少。作为唐传奇里数量最多的一部分，这些爱情故事提供了最早的范本；也许是一个时代的叙事方式多少有些相似，细究之下其实可以找出它们共同的指向：两性之间的控制者角色。与此同时，这些爱情小说的最高准则似乎游离于社会认同，各个人物都在自动的遵循另外一套法则：自由的控制者与自由的服从者。 《莺莺传》是唐传奇中的佼佼者，也许还是最好的一篇；而张生与莺莺之间不仅上演了古代最有名的爱情故事之一，同时更是一场控制权的角逐。虽然不能说莺莺始终处于控制者的一端，但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此；她的本钱不在于优于张生的社会地位，而在于更强烈的戏剧意识：扮演黑夜中降临的女神角色。小说的开始是几句对张...... (3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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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这么说，当我们在陈述任何一件事的时候，决定这件事意义的并不是它本身，而是我们使用的文体。中世纪的解经学者们把世界看作对上帝之语言的巨大隐喻，仿佛那一种种构成句子与段落的方式不仅构成了《圣经》，也构成了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文体的重要正在于文体即隐喻，因为你并不是“必然”要用某一种方式去言说，而是你“选择”了这一种方式，你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很可能更为精确深微的诉说着你自己。文体，这个被严重狭窄化了的概念，它实际上远比“文学体裁”意义深远，也远非文学体裁所能囊括。一种文体是有生命的，它并不单单控制着作品的走向，甚至还摆布着作家；毫不夸张地说，文体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文学成分。比如说，语言会引向浮夸，思想会引向枯燥，结构会引向过度人为，情感（任何一种情感）都难免浅薄——而文体的特质在于你不必去左右平衡，在文体这个问题上没有可以商量、可以妥协的余地，你只需要确定、只需要彻底肯定，而无须考...... (2回应)

巴尔扎克身上有着明显的快节奏、明显的城市的味道，这使他与同时代的所有伟大作家都截然不同：十足的冷嘲热讽的现代味道，他像一列高速列车，从来都只存留瞬间剪影，文字清爽，镜头敏捷而跳跃。速度，节奏，剪影——这就是巴尔扎克。 他的快源于下笔的精炼，源于判断的绝对科学，他甚至有一种科学的道德观。没有人像巴尔扎克那么彻底：因为他是一个拥护波旁王朝的老顽固、一根筋、头发卷曲、双眼圆瞪、满脸横肉，他是少有的像矿工一样工作的艺术家，他在黑夜里穿着僧袍坐在阴暗的阁楼里写作，用五万杯黑咖啡支撑起生命。这个人如果不是需要写小说还债，也不会有这样外枯内膏的美妙文体了。有趣的是，同样为了还债，既有巴尔扎克这样急躁的人，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啰嗦的人。 巴尔扎克像极了伏脱冷，他最心爱的人物也是伏脱冷，就像福斯塔夫之于莎士比亚，夏吕斯男爵之于普鲁斯特一样。伏脱冷从来不曾失败，拉斯蒂耶的拒绝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10回应)

作为尼采早期的著作，《查》里面几乎涉及了他所感兴趣的一切话题：基督教，超人，道德，善恶，人性，权力，意志，快乐，比喻，狄俄尼索斯……看起来像是一个尼采思想的提纲，又以某种戏剧化的方式组织了起来：所谓戏剧化的方式，也就是圣经的方式，无论思想、文体或者一些关键的隐喻。没有看过《圣经》就去理解《查》、理解尼采是难以想象的，因为凡是言语就必有一个言语对象，《查》与其说是尼采关于他那个时代或者将来时代的劝导，不如说是在试图与《圣经》进行的对话，尼采希望自己站在一切时代的峰顶上，在他站立的地方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战胜耶稣。 就像福音书里反复提到旧约时代犹太先知的预言，尼采也成功的翻转了福音书里耶稣的训诫；在这种肆无忌惮的翻转里面，又隐约透露着他自己的某种恐惧，就像是《传道书》里严肃的犹太先知所作的可怕预言：“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尼采也许会发现一切都被说过了，...... (7回应)

“只有在艺术自我取消的地方，在它通过否定其传统形式从而否定调和来拯救其内容的地方，即在它变得超脱、变得单调的地方，艺术才得以幸存。而在其他地方，艺术则与所有真正的人类交流具有同样的命运：死亡。” BY H.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奥斯丁的名声由于《傲慢与偏见》的过于受欢迎而显得几乎有点尴尬，她似乎被划入了那些仅仅代表一个逝去时代、仅仅是由于文学传统的惯性或者对大众品味的迎合而被承认的经典作家行列，甚至作为一个甜蜜而幼稚的女作家成为某种主义的标签。这样的对待无论何时都会显得武断，她在英国被人称作“无以伦比的奥斯丁”，她的名字曾在评论界被用以和莎士比亚并列、曾被特里林捧到了女作家的峰顶；不过，像爱默生那样认为奥斯丁十分庸俗的人也并不少见。总而言之，喜欢她和不喜欢她的人都不少，也就是说，奥斯丁受到的关注从来没有减弱过。 的确，奥斯丁的俗气是显而易见的，她的想象力同所有的未婚女...... (5回应)

公平的说《魔沼》并不是平庸之作，像它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能把一个如此平庸而简单的故事讲得直率而动人毫无疑问是属于作者的一种荣耀，或者说天才。我相信乔治桑使用的是一种美妙的法语，而且基本上可以理解它何以能打动童年的普鲁斯特——因为即使是翻译也不能损减太多，就像“奥斯丁”作为一种风格能通过中文清晰地显示出来那样，“乔治桑”同样也做到了，抛开译者不论，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能力的范畴。 当故事开始慢慢显示出它的清新可爱的时候，我就担心清新可爱的下面是不是隐藏着俗气，结果令我沮丧：《魔沼》的俗气是全方位的。从最低的层次讲，至少作者不应该那么“可爱”，而她最让人无法忍受的一点是，当小说里对情节的暗示都已经不再能称之为暗示的时候，她居然还可以摆出一副天真无知的模样拿腔拿调地继续讲下去，甚至都不肯做一个哪怕微弱的偏移，到头来人物的天真令人痛心的造成了作者的愚蠢。由于这种不真实，或者说这种俗气，使......

如果把《堂吉诃德》也算上的话，杨绛译的小说就全部就是所谓的流浪汉小说，包括我想看已经很久的《小癞子》，据说是流浪汉小说的鼻祖。这部最早的《小癞子》好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想一方面是它的简单和质朴，另一方面也在于其篇幅短小。对于我们这样现代的读者，很多流浪汉小说读到中间不免就让人心生厌烦——情节太多太密，又完全没有铺展开，比如斯摩莱特的《蓝登传》那样写成流水账的流浪汉小说；这就仿佛一出满是“突转”与“发现”的剧本，免不了会让人既不“恐惧”也不“怜悯”。长久以来我就奇怪《堂吉诃德》为什么会诞生在那么早的时代，仿佛小说刚一出现就已经达到了它的顶峰，这不符合“规律”——类似于埃斯库罗斯、早期乐府和唐传奇作者们所显示出的一种可以称之为现象的东西，这种早期作品最大的好处就是质朴，那种由内心真正的单纯引起的简单的力量比之任何的华美与铺陈都不逊色；但是恐怕无法把《堂吉诃德》的力量描述为质朴。而现在我猜想，...... (6回应)

虽然伊格尔顿谦虚的使用introduction作为标题，然而实际上这本书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Literary Theory:An Opposition——可惜的是在众多理论被挑出这样那样的毛病之后，并没有出现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东西。 开头提出了一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是文学？伊格尔顿对于一干定义的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不过他自己的定义也同样没有说服力：文学是一个近代以来才被“定义”出来的概念，并不像一般所以为的那样是由历史、传统所传承下来的，这个时间伊格尔顿认为是在18、19世纪左右。不过，一个事物是否会被“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独立、是否被需要，而有趣的是“文学”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事物正好是在18、19世纪。这并不是什么巧合，而在于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文学传统上的衣食父母被瓦解了，贵族对于文学的庇荫被一个更广泛的文学市场所取代。文学从一个介乎弄臣小丑和神殿祭司之间的角色，变成了一项事业...... (4回应)

这部小说引起的兴趣随着年代久远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加注就变成了一项必不可少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好处是减少了阅读的困难，坏处是斯特恩先生头上那片博学的光晕慢慢暗了下来：斯特恩这些古怪而偏门的知识被发现多数是二手的——源于注解而不是原文，所以就不可避免出现了很多谬误和断章取义。其实这倒无关紧要，关键是这些驳杂的资料会在小说里表现成什么样。在蒙田的《论说谎》里有这么一段： “如果我的记忆对我忠实的话，我就会喋喋不休地震破我朋友们的耳膜，因为种种事物都会惹起我去挥动这小杆，引动及激发我的雄辩。那是多么可悲！我亲眼见有几个朋友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记忆把他们的题材原原本本地供给他们，他们把故事往后追溯到那么远，又附上了如许的无谓枝节，如果这故事是好的，那就把他的好处全窒息死了；假如不好呢？你就不知应该要诅咒他们幸而有这么强的记忆，还是不幸而有那么可怜的判断力。一上了高谈阔论的大路之后，要停止及截住是很难...... (6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