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东的评论(3)

活动机制：书写的艺术 瑞士汉学家毕来德的这本小书《庄子四讲》，让我想起多年来流行的罗兰•巴特的一本小书《符号帝国》。后者给我的感受是，巴特在借助日本的细节——包括饮食起居，日本人在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个姿态，一个动作——反观自身，让东方在西方的逼视下生成一种与后者的奇特的解放了的关系，其中东方扮演了重释、还原甚或消融西方的精神建制的角色。巴特在论述松尾芭蕉的俳句时说：“当有人告诉我们是青蛙的鼓噪声使芭蕉领悟到禅的真理时，我们可以理解(尽管这个说法仍然带有太浓的西方味儿)芭蕉在这种鼓噪中发现的显然不是某种‘启示’(illumination)的原因、某种被象征化的过度敏感的原因，而是一种语言的终结：在某一个时刻语言中止了……，正是这种没有回音的中止同时建立起了禅的真理以及俳句那简洁、空灵的形式。”不妨认为，汉学家对东方事物和原典的论述就是在寻找某种特殊的分化的时刻，在这个时刻，西...... (4回应)

唐诗、中国画与符号学 “汉学的中心在哪里？”这一问题并不虚假，但依我看也不能太过较真，否则就忘了提问的缘由，原在于补益自我的褊狭。对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旅行和东方学应同等重视，其前提是先打破某种弗洛伊德式的创伤体验（例如鸦片战争、惟恐落后的恐慌），束手束脚才更会印证这一幻象。果能端正态度，我们就会变得聪明起来，就像这个华裔法国籍人谈论起与自己有关的中国古老文明来，那样有说服力，既不自矜，也不自傲，却有一种公开和公正的优雅。这种优雅既来自于正确的态度，——强调这个，不过是针对我国学者的极端——也得益于作者选用的恰当的方法。 为此，程抱一在全书数次温和地声称，有一点自辩的味道，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于中国诗画，只是他借来的“一种态度，一种眼光，一种方式”，但依笔者看来，毫无疑问已属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发明。程抱一坚持：“它们不是哲学，却又与哲学有关。”通过这简明、决绝的判断，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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