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的评论(43)

1、上帝的鞭子 1980年，杜鲁门•卡波特55岁，差不多到了习惯性地回忆过去的阶段。这一年，他出版了生前最后一部作品《给变色龙听的音乐》。在前言中，他回忆了早年的写作生涯。 跟很多天才作家一样，卡波特很早就表现出了他的文学天赋，16岁便已经在《纽约客》、《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杂志发表短篇小说。23岁时，他出版了处女作《别的声音，别的房间》，深受赞誉，一夜成名。当人们看着封面上卡波特的照片时，惊呼“谁这么年轻能写得这么好？”但这种天赋，对卡波特来说同时也是一种负担。在这篇序言中，他坦承道，他在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作，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不仅仅是上帝的赐予，同时也是上帝的惩罚： 有一天，我开始写小说，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被一位高贵却无情的主人用锁链囚禁。上帝在赐予你才能的同时，也给你了你鞭子，这鞭子用来狠狠抽打自己。 写作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同的作家都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在欧美的某些地方，孩子们在广场或者庭院里常常玩这样的一种游戏：一群孩子将一个蒙着眼睛的孩子围成一圈。游戏开始后，那群孩子手拉着手转圈，而蒙眼睛的孩子四处摸寻着，摸到一个孩子，就问，天堂在哪里。这时被摸到的那个会说，天堂在另一个街角。接着那群孩子重新转圈，蒙着眼睛的孩子继续寻找的天堂，而天堂却在另一个街角，永不能抵达。 曾经有那么两个人，他们渊源甚深，在他们的旅途中，在他们差不多四十岁的时候，无意中都见过这个游戏。他们也许对此感触不深，但荒谬的是，这个游戏却成了他们一生的缩影。他们是弗洛拉•特里斯坦和她的外孙保罗•高更。 略萨2003年的《天堂在另一个街角》，正如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都是命题性特别强的作品，小说的名字就明了地暗示了小说的核心主题。无论是外祖母还是外孙的故事，最后无外乎告诉读者，每个人都会对天堂的渴望，这种渴望甚至从人类的童年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天堂永远...... (1回应)

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评论狄更斯的文章中曾有过这样的想法，认为每个伟大作家的体内都生活着一个孩子，他们就是用小孩子的眼光来观看他们书写的世界的。纳博科夫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在《说吧，记忆》一书中写道：“童年饱含着成熟创造力的主要成分”。如果我们将他的童年与后来的作品相互观照，就会发现纳博科夫所言非虚。换一种说法，我们也许可以说作为孩子的纳博科夫一直没有死去，一直存活在他的作品中。 在《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中，博伊德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纳博科夫的生活和时代。他以编年史家的方式搜罗非常详尽的资料，同时又以文学家的诗意笔法，记录、阐释了从沙皇回光返照的时代开始，到1940年纳博科夫搭船前往美国定居这段时间，纳博科夫的家族变迁，以及他的童年和流亡生涯。 跟格林、纳博科夫一样，博伊德相信“成年所有的标志都可以透过童年的蛹看出来的”。在描述纳博科夫的童年时，他告诉我们不仅纳博科夫对语......

在这之前，她叫常秀峰，只是一个河南方城县拐河镇江家村的普通老人。没有上过学，也不懂绘画。2003年，在儿子江华的劝说下，第一次离开她生活了七十多年的老家，来到了广州，这座对她而言陌生冰冷的城市。 习惯了乡村生活的常秀峰，无法习惯城市的氛围。刚来那会儿，常常腿脚不方便，下一趟楼都要好几分钟。广州大同小异的建筑和道路，常常让她感到害怕，害怕自己迷路，所以很少下楼，闷在房子里不出来。 常秀峰喜欢给三岁的小孙女讲述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乡，那些树和花草，那些鸟雀和狐狸，那些金色的秋日里劳作的人们，那些四季和日夜，但对于从小就生长在城里的孙女来说，这些都太陌生了，不是用言语能讲清楚的。有一天，她顺手拿起了孙女的蜡笔，在画板上涂鸦出了她的第一幅画。那是一幅山楂树，果子是红的，叶子是绿的。孙女看着画中的书，终于明白了原来山楂树是这样的啊。 　　 就这样她开始用画笔为孙女描绘故乡的人和场景，这给...... (33回应)

村崎太太是一家旅行社的清洁阿姨。她可以麻利地把手伸入工作人员的腋下取出纸篓，翻转纸篓砰地拍一下篓底，倒完后放回原处而不落一点垃圾。这一系列的动作干脆利落，让人觉得作为一位清洁阿姨，她是那么可靠。旅行社的人常常在洗手间，或者别的地方见到她。有时，比如在某个傍晚时分，会见到村崎太太一个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做着广播体操，做完了便在晚霞温和的光泽下打坐，两手交叉在胸前，深呼吸。 村崎太太有一个丈夫，开有一家小食品店，但奇怪的是，她不在店里帮忙，反而来到了旅行社做清洁阿姨，她还有一个女儿，正处于叛逆期，一说到她，村崎太太就有一肚子气。村崎太太正在慢慢地步入老年，但她仍然有着布尔乔亚式的梦想，在她特别难受的时候，她会想象着巴黎的街道，想象着埃菲尔铁塔啦，凯旋门啦，大教堂啦，这些地方多么美丽啊，她想象着自己就是在那样美丽的地方出生的法国人，一想到这些，她心里就舒服多了。因为村崎太太想，作为法国人总不致...... (9回应)

保罗•奥斯特是个棒球迷。八岁那年的夏天，他遇到了纽约巨人队的威利.梅斯，他们相距不过十英尺。那是他当时特别迷恋的一个球员，可以想象，这样近距离的接触对他来说，可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斯特鼓足勇气来到他面前，对他说，梅斯先生，能给我签个名吗？梅斯亲切地答应了，但是有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俩都没有笔。巧合的是，这时候身边的父母也都没有带笔。于是当“伟大的威利•梅斯在弄清楚人群之中没有一支笔的时候，他转过头对我耸了耸肩，‘对不起，小鬼，’他说，‘没笔，没法签名啦’。然后他走出了棒球场，消失在夜幕里。” 此后，奥斯特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支笔。他觉得口袋里有支笔，总有一天会用到它的。后来的某一天，那支笔终于派上了用场，他拿起笔写作，成为了作家。 这是记录在《红色笔记本》里发生的一件小事。提到它，只是想说，这本书可能并不算什么文学创作，甚至也算不上一个故事集，...... (1回应)

二十四年唤起我眼中的泪水。 （掩埋死者唯恐她们在分娩中走向坟墓。） 在腹沟的自然门口，我像裁缝一样蜷缩 在食肉的阳光下 缝制一件旅行的尸布。 我着衣而亡，感官开始迈步， 红色的血管流淌着金钱， 朝着小镇最后的一个方向 我昂首前行，永不停步。 （迪兰.托马斯《二十四年》） 威尔士诗人，迪兰.托马斯。在他状态最好时，写下的都是无人能及的杰作。这不关乎结构、用典、譬喻或者是智性的深度。它们浑然天成。它们是，而且完全是在诗人内在的生理气质所具有的独特的节奏感的带动下一笔挥就的——至少我相信这样的神话。这关乎天才，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而令人感伤的是，天才的爆发总是在瞬间完成。想想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十八首诗》成名（这几乎是诗界的一场革命，评论家称他以及其他年轻的诗人，正在用“我看到生龙活虎的年轻人正在毁灭”取代了“啊，同志们，年轻的同志们”，恢复了诗歌的神秘...... (4回应)

我想借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来形容我读《守夜》的感受：慢行火车（slow train）。一列很慢，很慢的火车，让那个坐在窗口的人——作者萨拉.沃特斯，或是读这本书的我们，足够看清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已经到来的战争，对伦敦这座城市的影响。由于你只是坐在一个窗口，所以你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场景，你只能看到你所看到的。在《守夜》这个为我们安排的窗口，你看到了是伦敦的局部，倒塌的建筑，食物紧缺，监狱里关着一群逃避兵役的年轻人，郊外仍然美丽的河流和荒野，也看到了那些生活城市里的人：凯，海伦，朱莉亚，维芙和邓肯。他们在那段时间的人生历程像一条条不规则的线，相互交错，然后分离。 一部好小说，其技术性的东西必然与小说的内核是相应的，为技术而技术的小说不过是摆弄作者的聪明，而架空了作品而已。《守夜》的慢，更像是对战争氛围的强调，一种无声的言说。那是在二战时期，对于战场上的人来说，时间也许如白驹过隙，因...... (4回应)

我还是比较温和的。那种黑暗世界，有人给了一点亮光，他感觉到的不是痛苦，终究还是温暖。他就是要站在亲爱的人这一边，其他都不去讨论。 ——路内 1991年，戴城，夏天。18岁的路小路就读于技校，即将去工厂实习。这一年暑假，他结识了技校语文老师的女儿于小齐，于小齐就读于美工技校，开学要去上海学卡通。路小路在追求她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无法对质的秘密。这个秘密像坚果的核一样，固执地存在于他的身体里，于是，打架这件事在路小路身上发生了质变，被层层推进到最终一刻，无意识的暴力变成了有意识的报复……不久，语文老师病故，于小齐辗转去往深圳，路小路继续在戴城游荡。 这个小说延续了作者路内上一个长篇《少年巴比伦》（发于《收获》2007年第6期）的那些内在的风格，比如年轻盛气；把“我”看作一群混混中的一个，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个枝桠（不像其他许多文本，有一种自恋的排他结构）；有淡淡的身份危机；巧妙的隐喻......

问：在封腰上，关于这本书，这样阐述的：“从现在开始，放下《麦田守望者》，合上《挪威的森林》，读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答：应该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写文案的时候为了对仗就简化了。这条文案我自己写的（我的本职工作是广告人），当初与出版人之间一句戏言，他就真印上去了。我要是自己审稿，大概会把它删掉。其实它的意思，也就是烦请大家读读我的书，并不存在比高比低。读者要是烦这句话，直接把腰封拆掉扔垃圾桶里就可以了。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见个不认识的女孩，她非常厌烦地做出抹去腰封的动作，我都快哭了，当然她这也是间接地表扬了我的小说比文案写得好。 问：在你的阅读经历中，《麦田》和《挪威》这两本书你喜欢么？对你产生过影响么？ 答：这两本书是我为数不多地读过多个译本的作品（《麦》施咸荣与孙仲旭译本，《挪》林少华与赖明珠译本），我在阅读它们的时候还很年轻，纯粹是一个读...... (15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