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8月,那个几乎成了历史分水岭的夏天,《剑桥中国史》卷14的译者们勇敢地写道——而这种精神类似于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出版说明——“我们在翻译此书时未作删改”(尽管没有原书的地图),而国外学者只是与国内学者存在分歧而已,所以那样做是“为了让中国学者清楚地了解西方作者的全部意图”。不同于汉译世界名著的说明,《剑桥中国史》卷14并无“糟粕”,有的是“学术参考价值”,“广泛的资料”和“国内鲜见的资料”。原书出版于1987年,因此读者会发现,作者在撰写过程中仍然受到极大掣肘。然而置身于今日,我们恐怕仍然不能对卷14所涵盖的时段发掘什么重大的新材料,除了外交事务方面,俄罗斯已公布的大量苏联档案激发了学者重写国际政治史的灵感。当编撰中立的当代史的条件仅仅存在于海外时,我们也许不应只是嗟叹,更应加强自身的语言基础,建设好我国的外国史、外国事务研究,这为的是,即使在这一代学者仍处在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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