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刚的评论(55)

似乎小题大作的引子 2007年3月28日的《南方都市报》曾经刊登过一则不起眼的通迅文章，标题为《都市文明由你来拍》，这一天恰好是广州市首个交通文明“礼让日”，种种迹象表明，尚在实习阶段的通讯员是本着报道文明新气象的动机走上街头、撰写稿件的，这篇仅两百来字的小新闻的主干部分却赫然印着这么一行字： “3月22日，文明出行‘礼让日’前奏——‘足光留影’已经启动，众多摄影爱好者拥上街头，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广州城市交通文明的现状。截至昨日，市民提供照片超过2000张，清一色‘不文明’现象。《瞬间》今天选登了部分‘拍客’的作品。” 显然，如此“有碍观瞻”的结果是在通讯员的意料之外的，对于文明节日来说，也是不合时宜的，活动的举办方面对这样的数据肯定会在不同程度上惊讶莫名、大惑不解，不必另做调查，如此不雅的“现实”显然是有欠真实，偌大一座现代都市，要找寻一两桩“文明事”绝非难事，然而，究......

在艺术的国度，流传着一个让人寒心的咒语：一个画家的作品自诞生至为大众普遍接受所需的周期大概是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假如命运垂青的话，产销时间可缩短到二十年。但，这巫咒仅适用于少数真正的画家，“时代的宠儿”则享有特殊的豁免权。 即便按二十年产销周期计算，在销售渠道远未成熟的五分之一的世纪里，艺术家们是怎样敷衍他们本就不太贪婪的胃口？梵高比较走运，从拿起画笔到举起手枪，就十个寒暑。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有兄弟迪奥替三餐和画材埋单；相形之下，美国画家马克·罗斯科就霉运连连，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声名鹊起，但却太晚太晚，他至少等待了二十五年。在他被推上太师椅时，依然忐忑，顾虑重重，他压根就不相信喝彩和购买自己作品的人。这一刻，他们将一位画家贬到分文不值，下一秒，却把他奉若神明。 无论如何，罗斯科快要扛不住了，危机出现在1940年前后。他几乎没有卖出一件作品，没有办过几次像样的展览，比梵高还要糟...... (1回应)

在如今日趋怯懦的电影工业体系中，宫崎骏和他的动画片是一个让人尴尬的存在。当某些导演打着向投资人负责创建健全电影工业的旗号，采取赤裸裸的媚俗姿态，宫崎骏让他们无处遁形，这不过是托辞，头脑缺氧和想象力贫血才是不治之症；当某些导演以肃穆悲怆的神情出现在一部作者电影的片场，还是宫崎骏，让他们的心手不协调透出不可言传的滑稽。商业电影和作者电影并非电影世界的南北极。宫氏动画叫好又叫座。连好莱坞也坦诚：“对我们而言，宫崎骏就是上帝”。宫崎骏一次又一次创造的票房神话，更让他的吉卜力工作室与巨无霸迪斯尼分庭抗礼。 对江河日下的国产动画来讲，“宫崎骏奇迹”涵义更为丰富。我们为什么做动画？什么是动画？什么是高素质的动画？什么是孩子们喜欢的动画？什么动画能让成年人喜闻乐见？诞生于法国的动画片类型，在我们这块土地是否真的水土不服？简单的模仿、聪明的剽窃是否会输入新鲜血液，终至全面复苏？面对这些貌似基础性的问题...... (1回应)

我没有记错的话，张大春是有童话情结的，这在《聆听父亲》里隐约有提到的。《说文》将“结”字释为“缔也”，在“缔”的条目下却赫然列着“缔，结不解也”，这样的相互诠释很是纠结，更有偷懒的嫌疑，似乎预示着“情结”原本就是一个始终百般纠结着的抽象事物，因此，此前，我以为张大春的童话大抵也只是个抽象世界里的游魂，投胎希望渺茫，何况他的志向是写那种一年四季都可阅读的童话。 出人意表的是，大春又发第二春，突然间就轻松地破“结”而出，先前却看不出任何征兆呀。张大春的新书《认得几个字》，有人板着面孔将它与“小学”、“训诂” 硬生生凑到一块，有人将它类同于亲情散文，乍看都合乎情理，但好像都是瞎子摸象，无论人家怎么说，我是把它当作隽永耐琢磨的童话集来读的，并且，我有理由相信这并不是自己一厢情愿，虽然这书从体貌特征来看还是与传统的童话想去甚远。 首先，得从最初的读者说起，就是张荣、张宜俩兄妹，这...... (1回应)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又再度付梓重印，随书附赠的美奂绝伦的宣传小册内页，有一行保罗·柯艾略先生的亲笔：“我用11天的时间写作《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但我写完这个故事前后花了41年。”按照柯氏写作年谱推算，这本仅217页的类童话小书，应该是他写在自己人生边上的札记。然而，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单薄？用一个毫不铿锵的语词“寻梦”和得偿所愿后的拈花微笑姿态就可尽数概括，或者只是因为我的经历太过坎坷，而自己倒不觉霉运罩头。如果柯氏的话发自肺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仅仅因为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不同段位的炼金术士，而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柯艾略先生也曾沉溺于这一盛行于中世纪的神秘方术。 甄别文学与伪文学，不是凭借作者唬人的名头、唬人的名人的推荐、或者动辄数十种译本以及数千万册的销量，也不存在什么便捷的仪器（至少现在还没有发明），唯一值得信赖的就是我们自己菲薄的阅读经验和零碎的生活片断共同培养出来...... (1回应)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热”方兴未艾，有关缠足的论著大批量出现，但大多纠缠于以现代医学、功能观、及女性主义去盖棺论定，“五四妇女史观”的旧调依然清晰辨别，诸如“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易招“外人野蛮之讥”等。这一认知范式流布之广之深，就连汉学权威费正清也未能幸免，费氏在其遗著中慨叹，缠足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涉及研究的一个”，其原因是“汉学家的爱中国癖”，不愿说研究对象的“坏话”，不难看出，费氏固然明眼察出“缠足”在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却也道出了他对这一身体实践的褒贬之辨。 美国历史学家高彦颐专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的问世，足以慰藉费正清的遗憾，倘若费氏在世，高彦颐的研究更能让费氏改观，谈缠足并不等同于说坏话，这只是现代语境中的特定产物。 在中国，大规模的反缠足、拥护“天足”运动，是以基督教传教士为肇始，由官员、改革者和革命者从世俗的角度推波助澜，并将......

比尔·布莱森的游记是丢在土拨鼠洞口的一枚坚果，轻易就让评论者技痒。对他的书评头论足却有风险。或许某天，在门可罗雀的酒吧或僻远村镇，你有幸遇见一位开旧款雪佛兰的五十岁开外的红须美国佬，可别凑上前去套近乎，并对布莱森的作品大放厥词，十有八九，他就是布莱森，且坦言刚刚出狱，当你追问他锒铛入狱的缘由，十有八九，他会说：“是啊，我杀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评论者”。保管你会逃之夭夭，留他在背后啜着啤酒窃笑。 布莱森是艾奥瓦州人，二十一岁那年跳上飞机去欧洲晃荡。他离乡心切，怀揣着有多远走多远的抱负，在英伦大陆定居娶妻生子，打破了家乡的婚姻套路，就像石子蹦出了轰鸣的碎石机： “当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永远呆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永永远远待在那里......

单位里新来了一位摄影师，一九五五年生，留学日本专习摄影十余年，对以“大跃进”为典型的中国新闻摄影的种种让人哑然的疴疾，他的思维与我不同，俨然一部国运编年史，述自甲午海战，煞尾于蒋经国赴上海铁腕整治通货膨胀，最后得出结论：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特殊岁月，摄影的“飞天式”或“畅想式”倾向皆来自长久以来深受压抑的社会心态，他不否认当时的“想象力纵欲”，漫漫隆冬后，在呼唤新春的元宵节，闹出一两起火灾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换个角度看，熊熊烈焰不正是昂扬欢悦的民情的一种外化嘛。正德九年，正月灯节，干清宫因玩灯失火，火势燎天，明武宗朱厚照竟不慌乱，拊掌戏笑道：“好一棚大煌火。”失火竟成了助兴的佳酿。 　　然而，上面的表述，存在着不难为人察觉的硬伤。一则，轻估了摄影的媒介性，在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照片经“裂变”所爆发的能量无疑千百倍于火势的蔓延，尽管二者都具有快速传播的特质。照相......

在阿里斯托芬的世纪，双性同体的神话严肃且深刻，他们强壮而聪明，完整而威严，宙斯由于恐慌将其一分为二的决定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似乎也暗示了同性恋者偏离完整性、越走越远，在孤独中挣扎；作家对孤独既惧又爱，他们不断用虚构填充，不断把现实请出，这同样是一条驶离主干道的不归途。如果兼同性恋倾向与作家于一身，无疑会更极端，更西西弗斯。 科尔姆·托宾于2004年出版的小说《大师》中的作家亨利·詹姆斯便是这么一位凄怆人物。年过半百、居无定所、无家庭、无国家、知己全殁、市场萧瑟、遗产与积蓄所剩无多，手也开始闹罢工。托宾用纤细入微的笔触悄然追踪这位老人在窒息的处境下的心路历程，没有跌宕的情节，没有超凡的想象，只有浅流在行进的时间与重现的时间的滩涂间回旋又荡开。小说以梦魇开场，接着剧作《盖·多姆维尔》一败涂地，猛烈的挫败感取消了其它可能性。落魄的亨利活脱脱就是萨特忧虑且彷徨的“多余人”，所思所感也很萨特，“...... (13回应)

父亲和母亲在我现在的年纪，分别是生产队长和公社宣传干事，当日中国六千万大小官员中的两员。我对人民公社的兴趣直接来自对父母那一代人命运的关切。汉娜·阿伦特说，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重写世界历史，他的初衷是要寻找一种方法，使那些被官方历史排除在外的人不被后人遗忘；人民公社的历史与中国阶级斗争的进程深度关联、树藤互依，生活其中的多数人却似被历史遗弃，唯有一连串的路线纷争、意识形态运动被记载，个中的矛盾显见。中国百姓在1958—1984年间究竟占据何种位置？人民公社制度被“大包干”击溃后，他们的命运是否还受惯性支配？今天中国的命运与人民公社是否有关？ 对那一段历史我们真的所知太少，老人们即便提及1959—1961年的三年饥荒，也怨天不尤人，将所有的疾苦统统归结到自然灾害。天气原因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官方文过饰非的凭据，官方早在八十年代撕掉了这一遮羞布，承认饥肠鸣响的三年肇于人祸并非天灾。今持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