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its的评论(47)

从容写信的艺术如今是越来越难见到了。前几年谷林先生出版《书简三叠》，扬之水私下便赞道，这是中国最后的信。这当然不是说现在就没人写信，相反，网络时代人们写信和收信的频率和数量，其实是大大提高了，比如说我的雅虎信箱里就存着两千多封信，还仅仅是最近三四年时间里的。只不过，它们绝大多数都是事务性的往来，简短，直接，从中看不到写信人的神情，看不到生活的痕迹。假若用周作人自编书信集时的选录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能入选的信件，实在少得可怜。 但我不太喜欢仅仅用高科技来解释并哀叹书信的没落，这样归诸于外因的思考方式，永远无益于我们自身的丰富。我相信只要文字依旧存在，大多数人的生命中必然仍会有一个渴望用文字来表达、倾诉，交流以及聆听的阶段，即便未来的一千年也是如此。“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在林荫路上不停地徘...... (6回应)

在这个历史写作几乎成为全民写作，各种正说、细说或戏说充斥坊间的当下，范福潮先生的这本历史读物，却注定是一本寂寞的书。 这不是因为他谈论的历史太冷门，晚清史乃至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史，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的显学，当代中国几乎所有问题的症结，似乎都可以在那里找到源头；也不是因为他讲述的内容太陈腐，且不论其中对诸如王照、焦达峰以及光复会的精彩挖掘，即便如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熟面孔，这本书里披露的故事，至少对我而言，也是先前完全不知道的。我说的寂寞，更多地是指向这本书的写作风格。 1928年，陈寅恪曾对弟子陈守实讲过一段话，成为后来治史者时常引用的名言：“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联想起傅斯年提出并流行于民初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我们不能孤立地评判他们这种治史方法的对与错，而要看到，当外族入关的清王朝出于恐惧而对历史真相层层抹杀和伪造，当...... (2回应)

我看蔡澜先生的文字，每每有一种恍惚之感，借用董桥一本书的名字，他实在是从旧时月色中走出来的人物。 他执拗且坦然地怀念那个已经逝去的旧社会，并引用他父亲的话，说那一代的人见面时彼此寒暄，不是问你好吗？而是问你娶了多少个姨太太。“才短短四五十年，便搞成这个样子。”言下之意现在社会上那么多婚恋悲剧，大多竟是一夫一妻制惹的祸。论及现在的婚姻制度，他斩钉截铁：“相当地野蛮，愈文明愈野蛮的一种制度。一定是清教徒式的人想出来的。或者是性能力极弱，一个女人都对付不了的男人想出来的。”联想起最近人人喊打的悲惨刘天王，我不得不喜欢这样勇敢的诚实，尤其出自一个老人之口，更有一种经了世故的天真。相比较而言，我们国内的专栏作家们，就要成熟很多，也聪明很多。 比如最近沪上某名家就在专栏里宣布，还是新社会好，因为假如在万恶的一夫多妻制的旧社会，他一定竞争不过那些更优秀的男性，注定一辈子要打光棍了。我相信以这位作...... (6回应)

有很多热爱并且写作推理小说的年轻人，他们谙熟推理小说各种派系的经典作品，并且相当聪明和勤奋，有着各自的写作抱负。但读过一些他们的原创作品，我有一种感觉，他们大多太注重推理，而忘记了小说。于是，当极度聪明的头脑调动起想象力肆意飞翔的时候，我们从中感受到的愉悦，却奇怪地、不能超出解开一个拙劣谜语的愉悦。 在阅读《死神的精确度》之前，伊坂幸太郎是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作家，更不知道他竟然是目前日本炙手可热的推理新锐。以这样的方式进入这本小说，不会像资深推理小说迷一样充满各种精致的期待和挑剔，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或许能有一些属于普通读者的发现。我一直觉得，推理小说首先是小说，就像寿司首先也只是一种食品，它并不仅仅因为制作方式的差异，就丧失了作为食品的一切共性。 因此，我很喜欢这本书封底上摘录的宫部美幸的一句话，“像他这样的作家将背负起日本文学今后的命运……他有独特的文风，是个天才”。请注意，是...... (5回应)

　《持灯的使者》是由《今天》杂志同仁的怀旧专栏和回顾口述组成，可以说是一本回忆散文集，但一本散文集的腰封上赫然罗列着近十位文学史教授与批评家的联合推荐，却似乎在昭示着这本书背后的文学史意义，编者刘禾更是在序里面借此提出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方式，即“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较强的文学史写作……不以歌功颂德为己任，不以树立经典为目标，而是抱着诚实的、怀疑的态度去审视过去”。这些，诚然为这本书增添许多重量，然而，一旦把这些回忆的内容视作史料，把这种回忆的形式当成叙述历史的学术新方式，我们又要小心新的危险。 　　最近这些年，一方面，诸如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李陀等主编的《七十年代》之类的当事人回忆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这种由回忆和访谈所构建的“新史料”也引发了强烈质疑，被一些学者认为其中有通过“文学想象”增扩某些“历史事实”，尽力凸显自身历史“当事人”和“启蒙者”身份的嫌疑。 　...... (1回应)

收到书，很漂亮。最好的时光在哪里，我也这样自问。正好翻旧书，翻到一段话，文抄公一样贴在这里，可否当作这本书的附录呢。 《禅是一枝花》第六则 云门十五日 　　　举：云门垂语云：十五日以前不问汝，十五日以后道将一句来。自代云：日日是好日。 　　　　此言是不问过去，也不问未来，而只问今天。日日是好日也不是已没有了火气的人过的纳福的日子，而是天天都在于死生成败的出边出沿。 　　　　今年春假我与堂妹去日本玩，在大阪看了相扑。日本的相扑，一年春夏秋冬四场，每场十五日，力士分东西横纲、二人至三人，横纲最强。下去是三役：大关、关胁、小结凡五六人。再下去是前头约十六七人。亦皆分东西，轮序相扑，每人一日一次胜负，十五日就是十五次胜负。这相扑就用得着云门禅师的话。力士登场，不可去想昨天的成绩，或过去数日的胜负，去想它只会造成心理负担，也不可去想明天，或尚剩几日了，若去想这个，会徒乱人意，不是骄便...... (7回应)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历来说《古诗十九首》的，我喜欢两朱，朱笥河和朱自清，俞平伯也不错，最不喜欢的是马茂元，因为前三人都是诗人兼学者，能“贯经史，括情事”，后一人只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学者，而且还以方便的名义打乱十九首的次序，胆子之大，前无古人。 《古诗十九首》出自《文选》，日后各家但凡把十九首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的，都按照《文选》的次序，《玉台新咏》次序虽不同，并不能作为可以随意编排的前例，因为《玉台新咏》并没有把十九首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有多首是归在枚乘的名下，自然谈不上次序。 我这么说，也不是要像饶学斌那样，非得把十九首当作有着内在严密逻辑次序的组诗。我只是很素朴地以为，《古诗十九首》的成形有点近似《...... (31回应)

作为习惯，身在上海的我每次经过福州路时，都会去古籍书店的三楼转转，那个楼层卖的都是出版社库存的半新不旧的打折书。刚开业那段时间，它的打折方式很有趣，每本书上架时都会打上日期，而这本书的折扣力度也是采取浮动制，从五折到一折，上架日期距离当下的时间越长，折扣就越高。但对于喜欢的书，也不能一味苦等抄一折的底，因为数量有限，很可能被人捷足先登，在三折或者四折时就抢了去。 我当时还在学校读书，有时间但没钱，这种售书方式给我和朋友们带来极大的乐趣，有时，我是说偶尔，我们会把一本喜欢的书偷偷藏在书架某个隐蔽的角落，然后等待时间的镰刀慢慢横扫过去。这么做的人肯定不止我们，所以这里的好书时常会在书架间自动漫游，很多人慕名而来，做寻宝和藏宝的游戏。 后来，或许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太多，或许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这个书店取消了这种浮动定价制，书价再次固定，所有的书从此也就停在某处，一动不动。而我也渐渐工作，多...... (49回应)

“那死去的人化作了灰色、潮湿的雪，降落在他们的外套上，唯一不见的是一只鸽子。” “来自远东的奇怪智慧，售卖给不快乐的西方中产阶级。但是我敢说，比海洛因要好。” “不杀戮什么人，甚或是他自己，菲利普·塔兹是得不到拯救的。” “伊尼轻轻地呻吟着。70年代，他们才在身后封闭教会的大门，立刻就像乞丐一样爬向上师和瑜伽导师的赤脚。” “他们爬得非常高。来到一个带天窗的小房间。植物，橘子筐里的书，一张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招贴画，一本《自由荷兰》杂志，还有小得惊人的白色和浅蓝色的裤衩，在敞开的窗户前的绳子上挂了一长溜。”......

在古希腊罗马人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公共人属性，慢慢地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而消失。古代人主动分裂为公共与私人两个个体，但现代人在个人主义的觉醒下，被自恋重新捏合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只剩下私人属性的个体。 而现代大众对于名人的窥私癖好，也源于公共人的属性如今只能被名人所独有，大众只能成为沉默的观众，默默地观察外面的世界。“那些需要投射到公众人物身上的需求发生了质变，观众变成了窥私狂。”现代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相互看见却又彼此隔离的领域。 这本书用大量材料所指出的，是一个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阶段里，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虽然其中对古希腊罗马的分析多少显得单薄。这本书有着西方学者特有的啰嗦和琐碎，因为它并不企图改变什么，而只是指出一些客观存在之现象。但这本书在中国目前的大热，却很可能是因为，它所涉猎的一些词汇和说法，又将成为某些评论家主观写作时的一件称手利器。这一点，从内地版本译为《公共人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