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朋友，来自荷兰的说唱音乐青年Mi，经常对着窗外的一棵树，手握剃刀，眼前浮现着后脑勺的三维图像，慢条斯理地在脑袋后剃造荷兰地图。什么人都可以掌握这个绝活吗？我艳羡地问。他一边清理地上的碎发，一边悠扬地答道：“在伦敦住上个十年八年，无论是理发还是修理下水道，都会慢慢炼出来的。”他的day job之一是随地上网月卡推销员，但是因为有糖尿病，经常旷工和被炒鱿鱼，所以比起常人多了很多剩余时间。

于是有一天，他说他恨透了上班，他决定自己设计T恤来卖。然后递过一本他手绘的彩色铅笔涂鸦，一看就是那种反名牌的，如何让资本主义吃蕉的东东。放在小朋客达人云集的camden市场，也许可以卖到10英镑一件，然后再换两盒中餐炒面，早晚各一餐，午餐省略，就OVER了。我不想打击他，只好像腊肠狗那样把目光弄得可怜楚楚的，望着他。“亲爱的，是这样的，我其实想卖的，并不只是这些涂鸦，我想卖的其实是公平贸易T恤，也就是说，我将寻找原材料的生产地，并确定生产原材料的每一个工人，都获得公平的对待，然后才购进原材料，制造成T恤。”他见我没有习惯性冒出那句：“that’s cool”，于是进一步解释道。

他的这种T恤以及理念，十年前加拿大知性女作家Naomi Klein曾著书命名为：No Logo。十年后，全球化研究员Nigel Hollis在他的BLOG上半嘲讽地说道，名牌并没有因为这个女孩子的一本畅销书而消失，反而从它们的反对者的声音里面学会了各种销售伎俩。确实如此，比如Body shop，因其一直声称每一个工人都获得了公平工资，而得到过我的厚爱。Body shop的老板Anita Roddick的名言是：“不要以为资本家不在乎名声，那些辱骂名牌的声音，哪怕只有一只，也会像蚊子那样，吵得你睡不好觉。” Body shop当然因为这种正义之举一度走红，可是Anita Roddick死前，将Body shop卖给了欧莱雅，欧莱雅是否能坚持付给每一个工人公平的工资，则需要进一步地考证了。
“你想说什么？”Mi迷惑不解地望着我。

“你难道没有看到吗？这种公平贸易都发生在Body shop或者欧莱雅这样的大牌身上，关你什么事？你哪来的钱去表达你对那些第三世界工人们的同情心？我们都有过抗痘的青春，也都写过几首诗，后来发现诗歌千字10元，就是1英镑，所以现在都只好放弃鸟……”
出于意料的是，Mi听完，还是摇摇头：“你们中国人太现实了！太悲观了！”

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在香港遇见台湾民谣音乐人阿达的事情，那天晚上在湾仔书局，听完阿达的现场演出，又跟着他们乐队一伙人，扛着乐器坐地铁再转巴士到旺角大排挡吃宵夜，深更半夜，阿达仍很兴奋地跟我描述他的台北大学的东海和平咖啡店。他说，他正在卖公平贸易咖啡，即亲自到农场买咖啡，付给农民合理的价格，然后运回台北卖。那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世界里听到公平贸易这个词，所以激动得好像还听见血管在跳。三年过去了，我打开阿达的网页，得悉他曾入不敷出，到处打工挣钱维系咖啡店的开支，但是直到此刻，东海和平咖啡店仍存在着，并以它的存在，向全天下的劳动者致敬着。不单是东海和平咖啡店，在台北的忠孝东路，还有一个248农学市集，一群热爱农业，以保护地球为己任的青年们，从农民那里直接购买农产品在集市上卖，其概念是，确保农民的收入能维持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生活的要求是城市的70%。原来，中国人并不都是那么现实和悲观的，不是吗？

好吧！我决定支持Mi的公平贸易T恤运动。心里一打出“支持牌”，脑袋上就冒出一朵白色的，理想主义的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