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on买书破产的日记

焦建/文 前几天晚上，看到有人在网上把新旧财经的版权页拍下来对比的照片。之前密密麻麻的人名单，变得无比空阔寂寞。一时之间，心里黯然。总觉得，这块理想主义的新闻土壤，突然坍塌了。今晚，在我翻着新一期的财经的时候，心里却开始出现起一种怀疑自己的声音来：这种黯然。它是否仅仅是源自对一件你原本不认为会改变的事物的突然改变的一种不适应？
要知道，我的一开始的不舒服，其实毫无来处。因为之前的《财经》，的确算得上是我的“非常熟悉的陌生人”。说它熟悉，也只是因为我知道它一系列的出众的报道的名字，它们蕴含了勇气、理智、智慧，称得上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土壤之下的最优质范本；我知道它的主编胡舒立，她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以及那个所谓的“亚洲最危险的女人之一”的称呼，还有她那本《美国报海见闻录》里面据说所讲述的故事：她第一次到美国，机场下雨，她拿着《纽约时报》当做雨伞，口里还说，“我终于有机会拿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报纸做雨伞了”……（这个故事我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亲见。大学图书馆里有这本书，却保存在另外一个我不熟悉的校区里，于是我从没读过它，并成为了我迄今为止的遗憾之一……）
除了以上的花边逸闻之外，它就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四年之间，它的价格后来从10块长到了15块，但即便是它10块钱的时候，我买它的频率，也不及买《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的频率那么高；大学的图书馆里摆放着它，我几乎每期都翻翻，但却几乎没有读完过。而且，读得最多的，不是它的封面故事，而是每月的图书推荐，按图索骥，找到自己想看的可以装逼的书；除此之外，它的一系列的所谓后来影响力颇大的报道，我或许也见过几次，但却从来没有认真读过……即便是去过刊阅览室找之前很多年的财经，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瞻仰和好奇，而不是真正认真的去感受和阅读这些已经尘封的历史性报道……
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学生，我的确很不称职。在还没有培养起对于新闻发掘的敏感和重视之前，我已经陷入了对于所谓“理性、建设性”的对于观念的关注，新闻本身成为了一种在我面前比易碎品更加不值钱的“无用品”。它们或许会反映了现实，但在我看来，现实本身更多的却只是一种重复，如果在没有找到更好的认识现实所依附的基础的前提之前，对于现实的过分关注，很可能也很容易会让人迷失方向。因为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却找不到它们之所以新鲜的套路。我所要追求的，更多的是理念和更艰深层次的知识性话题，它们显得更加有趣，也因此在针对我个人的层面上来讲，是一种更值得关注的东西……
《财经》本身的腔调，也是我难以接近它的理由之一。或许很多人跟我一样，“我知道那是很好很好的，但我就是不喜欢”，这句忘了出处的类似于女生撒娇的东西，可以描绘我很多年来面对它的一种感觉。它的行文方式、语言逻辑，更重要的是所讨论的话题的深度和内容，都是我所感到头疼的东西，“你会因为你所不了解但觉得自己应该了解的东西产生敬畏，但却绝对无法产生爱慕”。和我后来所喜欢的《中国企业家》式的杂志比较起来，《财经》永远都是一个可远观而无法接近的穿着西装革履无比严肃和正式的家伙，它或许在为我的利益而呐喊，它或许在为保障我的利益而努力，它或许真正体现了“新闻专业主义”……但那又怎么样？它就是一个英雄，但却是一个对于更广大人群来说无法接受的“悲情英雄”……它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敬，在大多数人都躲得远远的前提之下……
尽管如此，我依然知道，它所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它对于其他的一些读者来说可能无比重要的价值。一句话，我或许不会读它，但也希望它能够存在，希望它能够长久、健康的存在，因为它保留了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或许对于我的将来很有帮助，或许我将来会无比关注它和阅读它，或许我的利益将来也需要它的帮助来进行维护……这肯定是出于一种利己主义的立场的考量，但问题是，这并不能抹杀我对于希望它能够作为一朵兰花般遗世独立长久存在的期盼的真实性……
但时间总在斗转星移，世事总在出乎人的意料。当可能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都觉得、都假定、都出于没有说得清楚的原因但却无比坚定的相信《财经》可以成为这个国家最为标准、坚毅、牛逼的杂志存在下去的时候，这个已经成为桥头堡、明灯的杂志，却在眼睁睁之间，坍塌了……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原因和必要性，也无力、无法在这里进行讨论。这件事情，所蕴含的意义本身，已经超过了事件本身所应该蕴含的意义……太多的事实需要被阐明、太多的谜语需要被解答、太多的格局需要被改变、太多的变化需要被适应。当局内的每个人都在努力着尝试着让事情朝着对于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向发展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像是被潘多拉打开的魔盒，它的存在，已经在延展其打开盒子的人无法掌控的意义。好与坏，答案还不知道，但事情，毕竟已经和之前不同了……
在缺乏真相前提之下的论说，都难逃自言自语过度阐释的危险。于是，我只想谈现实，而不加揣测。出于我个人的见识——因为它跟之前被我所忽略的新闻一样，我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心情去关注——这一次，如果说有受害者的话，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投入关注：
在我眼中，最大的受害者，其实是《财经》这本杂志本身，它的名号，它的坚持，它的立场，它的荣誉，它所代表的理想主义气息，它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下茁壮存活下来的不容易……我们或许太容易的就被这本杂志的主编和她的团队真正出走的原因而牵扯了视线。中间可能的纠葛、矛盾、不妥协……让这出震荡的大戏无比热闹，让人无比关注。我们都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本杂志是它的主事者的个人意志的延伸，代表了这个人及其团队的意识，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和愿景。做得好的杂志，具备了这种良好的生态，可以一直健康的延续下去，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但一家媒体毕竟是一家媒体。特别是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下，它的存活，意味着它身处于一个更广泛的、在绝对程度上超越了其主事者掌控的“局”之内。再强势的主事者，再强势的媒体，也难免有遇到不可克服的“水深之处”……这是一种无奈，这是一种媒体本身无奈被迫背负的“原罪”——它即便是为了理想主义而活着，但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向现实的低头。否则，便难免被消亡的命运。中国的所有媒体其实都在“屈辱”的或者，区别只在于，它们是否具有为了它而如此“苟且”的高尚的事业作为目标……
在“中国式媒体生存环境”的语境之下解读《财经》所蕴含的意义，便可以发现，它的存在，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奇迹”：一种绕过了所有关卡、突破重重封锁、侥幸逃过数次追杀所存活下来的奇迹。正如这个正处于浩瀚的宇宙之中脆弱的地球一样，《财经》的名字和它所赖以依赖的环境、媒体团队三者之间，形成的也是一种良性的、得来不易逝去却易如反掌的美好而脆弱的生态……
关注一种生态，意味着你要去承认它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在此意义上的不可复制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便是《财经》团队已经完全出走、已经一个不拉的全部投入了新的媒体的创办过程之中，那么，这也只是带走了以往“生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这可能是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个部分，但毕竟，这并不是全部。上面说的这种“生态”，其实用更加中国化的形容来表示，它就是一种“元气”。它精妙无比，从不因为过分的相信理性就完全能够被发掘和认识甚至复制……因此，这个团队在出走之后，既包含了摆脱原有桎梏再创辉煌的可能性，也包含了无法复制原有生态从而败走麦城的可能性——尽管可能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但它毕竟是存在的——新杂志能否找到一个足够强势、也有顶住压力的能力和愿望的主管者？新杂志能否迅速在商业化方面取得成功，从而保证其摆脱经济压力的索命武器？新杂志能否建立一个新的、比老杂志的制度更加完善、合理、行之有效而又迅速见效的制度、管理和利益分享结构？……在一切没有得到解答之前，太多的不确定，需要的是当事人的小心关注，这既源自他们自身的职业责任感、利益，也出自对他们的努力保持理解和支持的读者们的目光和期待……
至于老的杂志，它的元气已伤，但似乎太多的人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矛盾的另一方，而不是它本身。这个曾经辉煌过、未来或许也并不一定要没落的杂志，起码在震荡时期之内、对比以往的时光来说，或许会让人感到一种悲情。“泛利大厦19层，300个工位，可以算的国内最具现代气息的新闻编辑部，此时已经是空空荡荡。在过去不到一周时间里紧急入职的编辑记者只能充满一个小角落，不到20人的队伍要完成过去近200人的工作……”在2009年11月23日出版的第251期《财经》杂志里，当了12年总编辑却从没写过社评的总编辑王波明写到……他依然在文字中流淌出了新闻理想，并且依然觉得自己有信心和能力为这份理想而承担责任。但和新创刊的所有媒体在创刊词里都够表达的理想主义不同，在这个关键点上，这篇不亚于“新创刊词”的文章，要么将成为这本杂志历经磨难延续辉煌的转折性历史宣言，要么将成为理想主义在残存时期最后的一次哀鸣，舍此，它不可能具备其他的含义。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彻底认为，老的《财经》，已经是一个利益格局对抗之下的牺牲品。如果说曾经的《财经》的存在具备了无比重要的意义的话，那么，硬生生的打破这种意义，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残忍的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