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湛舸的日记

迷宫深处：二十世纪小说中的克里特神话

一九零零年四月的克里特岛，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 (Arthur Evans)向泰晤士报发去电报和一系列文章，骄傲地宣扬他的发现：米诺斯，伟大的立法者和帝国缔造者，并不只是神话人物！就在这里，代达罗斯建造了迷宫，牛头怪的巢穴！就在这里，披挂起父亲打制的翅膀，伊卡洛斯一飞冲天，横跨波涛汹涌的爱琴海！在此之前，海因里希•施李曼（Heinrich Schliemann）于一八七六年发现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之墓；一八八六年，费得里克•哈尔贝尔（Federico Halbherr）穿行于克里特法院的废墟，欧洲历史上最早的法典从此重现天日；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的探索终于在世纪交替之际收获了更为辉煌的成果，伊文思有幸成为现代世界的忒修斯，克诺索斯城里，他推开了米诺斯宫殿的大门，他踏入了代达罗斯的迷宫。整个西方世界都为他的发现而激动—光阴荏苒，岁月蹉跎，远去的历史化作传奇，传奇又披上了神话的重重迷雾—设想一下，当神话煞那间还原成历史，曾经的活色生香迎面扑来，这是怎样一种叫人心驰神往的旖旎。伊文思显然从此臣服于克里特之魅，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词条时，他言辞凿凿地强调：米诺斯和代达罗斯是确有其人的历史存在！正如浪漫梦想到头来总是千疮百孔，伊文思早已沦为学者眼中天真可笑的老朽，他坚信神话中的米诺斯国王确有其人，而当今的解释却是：“米诺斯”是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数代统治者共享的头衔；至于“代达罗斯”，迷宫虽然已出土，我们却无法求证建造者的身份。
伊文思的“确有其人说”禁不起仔细推敲，他在文学艺术界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要不是因为他那划时代的考古发现，二十世纪的诸多文人和艺术家也许早已遗忘了欧罗巴和白牛，米诺斯、帕西法厄和牛头怪，以及工匠父子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事实上，克里特文明早在雅典文明称霸之时就已经被边缘化。虽然柏拉图曾经向立法者米诺斯和他那以司法公正闻名的兄弟拉达曼休斯致敬，历史学家修息底德也曾提及米诺斯的疆域和统治，但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文明对克里特欠缺好感，屠牛英雄忒修斯毕竟是雅典人的楷模，忒修斯的膜拜者怎么可能为象征着暴政和兽行的克里特文明唱诵赞歌？倒是亚历山大帝时期的希腊和日后的罗马对克里特稍为公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正是这部古典名著为我们保存了克里特神话的大致蓝本，而诗人卡图卢斯和维吉尔也留下了与这些故事相关的抒情篇章。与此相比，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还有欧里庇德斯虽然都创作过以克里特神话为原型的剧作，这些剧作却无一完整传世，这也许正与雅典对敌人克里特的敌意乃至轻视有关。雅典人想不到的是，几千年后，二十世纪的欧洲竟经历了一场克里特的回魂，而现代人的痴迷，正基于雅典对克里特的描述：那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那也是一个混沌残暴的世界；那里，法典与怪兽共同象征着文明，辉煌的宫殿旁盘桓着藏污纳垢的迷宫；那里时刻上演着情欲与背叛的闹剧，却也不乏美的渴求、对飞翔的向往。这一切，分明就是我们的二十世纪。
一九二二年，T. S. 艾略特撰文称颂乔伊斯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认为后者化用希腊神话之举能够开创一时风气。直面现代社会的纷争与幻灭，乔伊斯在写作中重塑秩序，他仿佛救治伤患的医者，而那根被铸入受伤肢体的钢筋，就是围绕着求索者尤利西斯而展开的一整套神话。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受伤的是谁？与小说《尤利西斯》同年出版的还有艾略特的长诗《荒原》。于是，同样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表达：荒原何在？答案很简单：一战后的欧洲。自文艺复兴、启蒙年代而始，西方社会身披重重锦绣----或美其名曰“科技”、“市场”，或现形为“民主”、“自由”----大步流星地奔走在“进步”的康庄大道上，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弹落地。光屁股的皇帝忽然意识到，遍地硝烟就是他曾经的新衣，刻骨的伤痛正来自于曾经的轻狂。那时的他当然还不知道，更惨烈的战争和灾难正在地平线之外的未来等待登场，好在“希望”一直都在，可是，这希望仍将属于欧洲，属于西方文明吗？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于一九一八年面世的《西方的衰落》正体现了这种焦虑。克服焦虑的途径之一就是回归传统，重塑古典年代的秩序井然，这便是某些学者眼中重写神话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然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问：也许所谓的黄金时代跟任何阶段的后世同样地藏污纳垢？也许故事新编并非简单的寻根，也包含着对所谓根源的质疑与审问？再也许，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文明的危机转向人生经验，古老的神话也好，现代变形也罢，它们所要托付给我们的，并非是搭建在混沌深处的遮蔽所，而是跳出框架，与丑恶世界惨淡人生和光同尘、甚至同流合污的勇气？
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梳理克里特神话的脉络。故事得从绯闻大神宙斯说起，他钟意于美丽的公主欧罗巴，她的父亲阿格诺尔统治着腓尼基海岸一带的疆域。宙斯派神使赫尔墨斯把国王的牛群赶去海边，自己借机化身为领头白牛接近公主。公主喜爱头牛的洁白芳香，渐渐放松警惕，竟然爬上牛背嬉戏。宙斯顿时驮着美人狂奔渡海，远离亚洲（腓尼基），来到克里特岛。温柔乡里，欧罗巴为宙斯产下三子，宙斯答应以“欧罗巴”为毗邻克里特岛的新大陆命名（是为欧洲的源起）。宙斯既是绯闻大神，自然不会与人长相厮守，他把欧罗巴留在克里特岛上，自己踏上了寻芳猎艳的新征程。他们的长子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米诺斯王。米诺斯曾答应向海神波塞冬献祭公牛，却又不舍得那头畜生的英俊模样，临时换了祭品。波塞冬被他的言而无信所激怒，于是向米诺斯的王后帕西法厄施咒。鬼迷心窍的王后委托工匠代达罗斯为自己缝制了一身牛皮，竟是为了与那头公牛私通。人兽生子的产物是米诺陶，这个人身牛头的怪物吓坏了米诺斯，他命代达罗斯建造迷宫囚禁米诺陶，把惊天丑闻重重遮掩起来。可国王待牛头怪其实不薄（一说米诺陶本是米诺斯亲子，宙斯可不就是引诱欧罗巴的白牛，米诺陶不过隔代遗传了祖父的形象而已），他要求自己的手下败将雅典人进贡童男童女为怪物解馋，结果激怒了雅典英雄忒修斯。忒修斯发誓斩杀米诺陶，他来到克里特，勾引米诺斯的女儿阿德里阿涅，阿德里阿涅让忒修斯带着宝剑和线团进入迷宫，挥剑杀牛后，忒修斯循线安全退出，带着公主逃离克里特。接下来，“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落到了公主头上，被无情遗弃在半路的她诅咒负心人。于是，凯旋而归的忒修斯忘记了与父亲的约定，没有升起象征胜利的白帆，而忒修斯之父误以为自己已丧子，于悲痛中投海自尽，算是子债父偿。
我们的故事还没结束，来看另一条线索，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出身雅典，是著名的雕塑家和发明家。他嫉妒弟子泰罗斯的才能，把他从城堡顶楼推下，从此不得不背负血债，亡命天涯，好在被克里特王米诺斯所收留，还与当地女子生下伊卡洛斯。代达罗斯先是帮助帕西法厄与白牛私通，又为米诺斯建造了囚禁怪物米诺陶的迷宫。为绝后患，米诺斯把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也关在迷宫里。为了逃命，代达罗斯为自己和儿子打造了翅膀，还告诫那孩子：别飞得太低，那样你会被海浪吞噬；也不能飞得太高，太阳会把接合处的蜡烤化。伊卡洛斯年少好奇，飞出迷宫后径直翱翔，代达罗斯的忧虑变成了现实，伊卡洛斯离太阳太近，失去了翅膀，不幸坠海身亡。代达罗斯找到儿子的遗体，将其安葬，新冢前飞来了欢唱的小鸟，那是被谋杀的泰罗斯回来见证世间的恩怨报应。代达罗斯继续流亡，藏身西西里岛，米诺斯闻讯追来，西西里王本已准备交出工匠，几位小公主却合谋在浴室里烫死了米诺斯。理由单纯而美好：她们喜欢代达罗斯做的娃娃，不想失去玩具师傅。米诺斯死后，阿德里阿涅的妹妹菲德拉在一场政治联姻中被嫁给已然年迈的忒修斯，菲德拉爱上了忒修斯之子希波利特斯，希波利特斯拒绝了继母的求爱，菲德拉愤而自尽，留下遗书声称曾被继子奸污。不明真相的忒修斯放逐了希波利特斯，后者在海边驾车时，马匹受到惊吓，活活拖死了蒙冤的王子。而惊吓奔马的，是一头从海浪中涌现的白牛。
从这一系列的神话故事中，我们很容易注意到这几个重要主题：欧洲文明的源头；社会与自然的边界、理性与兽性的交织；工艺或技术的功用。二十世纪小说对克里特神话的改写正围绕着这些主题。接下来的篇幅将被用来讨论现代小说：欧罗巴和宙斯化身为现代男女，米诺陶和忒修斯分别象征着天真和世故，而工匠父子则时而代言科学，时而为艺术所征用。一九二六年，德国作家克莱尔•戈尔（Claire Goll， 1890-1977）创作了长篇小说《黑人朱庇特诱拐欧罗巴》（Der Neger Jupiter raubt Europa），光是从小说标题就可以看出创新何在：赢得美人芳心的不再是白牛，而是黑人。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欧洲，美丽的金发少女阿尔玛•瓦雷里（Alma Valery）在巴黎的酒会上结识了绰号“朱庇特”（“宙斯”的罗马名）的外交官。这位来自法属几内亚的黑人不仅英俊非凡，而且才华横溢，谈笑间挥洒维吉尔的诗句，舞蹈时优雅的身姿不输于尼金斯基。正如当年的欧罗巴没法抵挡白牛的魅力，我们的欧洲少女对黑人朱庇特一见钟情，而朱庇特也痴迷于欧罗巴的金发雪肤，两人闪电结婚，这是一场非洲与欧洲的联姻，象征着不同人种间的爱与理解。欧罗巴对非洲文化深怀好奇和好感，朱庇特便向她耐心解释自己部落的圣物与习俗，还为她吟唱歌谣，讲述种种动听的传说。谁知美好的蜜月好景不长，当这对夫妇再次出现在社交界，他们发觉自己早已被人暗中嘲笑。欧罗巴的朋友埋怨她不该“不耻下嫁”，去做什么“金发黑女”，结果沦落成众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欧罗巴起初对这种赤裸裸的种族偏见不屑一顾，认定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先锋人物，可渐渐地，她发觉亲人朋友都在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她正在被欧洲社会抛弃。恐慌中，她开始疏远朱庇特。他们的混血女儿出生了，长大了，黑人的模样越来越明显。欧罗巴向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灌输对“黑”的痛恨；逼着全家吃鱼，朱庇特部落的神圣图腾；更有甚者，她还在梳妆台上摆着一本《奥赛罗》，用红笔标出那些种族歧视的描写，以此刺激自己的丈夫。最终，克里特神话的人物框架里，《奥赛罗》的故事也重演了。为了彻底离开朱庇特，欧罗巴与白人私通，试图回归主流社会，被激怒的朱庇特化身为奥赛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至此，黑白联姻以悲剧告终。小说作者戈尔虽然是德国人（这位美女还曾经是里尔克的情人），却与犹太丈夫长期居住在巴黎，她对欧罗巴故事的改写其实是为了讽刺欧洲社会。一方面，白人们把黑人当做人兽之间的过渡；另一方面，白人们却又对非洲文化表现出居高临下的热爱，比方说爵士乐的流行以及毕加索等画家对原始艺术的发掘。小说中的欧罗巴便集这两方面于一身，她果真只是个为世俗偏见所累的受害者吗？此外，小说还多次暗示黑人与犹太人的类似，戈尔的丈夫便是犹太人，欧洲社会内部的异类，在接下来的三十年代里，等待着他们的是集中营和焚尸炉。有趣的是，当纳粹刚在德国兴起时，出现在政治漫画中的白牛显然不再象征弱势种族，它影射的是法西斯主义，这头疯牛将把欧洲（无助的少女欧罗巴）劫持去何方？
人对兽多少总怀着恐惧，所以才有忒修斯屠牛的神话。一九四四年，法国作家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历经十多年构思，创作了小说《忒修斯》（Thésée）。这部作品选择用忒修斯的视角展开叙述，为英雄的克里特之旅添枝加叶，把神之话改写成了人情世态。故事里，牛头怪是米诺斯与帕西法厄的畸形儿。忒修斯刚一登陆克里特，帕西法厄便意识到他身负使命，而阿德里阿涅则爱上了来自雅典的“供品”，忒修斯本人却对小公主菲德拉萌生好感。为了保护儿子，帕西法厄试图引诱忒修斯，让他放弃屠牛。阿德里阿涅觉得牛头怪的存在是对自己的侮辱，表示愿意帮助忒修斯，还带他去见迷宫建造者代达罗斯。代达罗斯告诉忒修斯，迷宫其实是鸦片馆，进去的人为香气所迷惑，再也不愿意离开；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浸透解药的手帕蒙面，同时在手腕上拴线，这样迷宫外的人可以随时提醒闯宫者不要沉迷。忒修斯对阿德里阿涅并无感情，却利用她成功地破解迷宫，杀死了美丽懵懂的牛头怪，并且全身而退。开往雅典的船上不仅有憧憬未来的阿德里阿涅和盘算着如何抛弃她的忒修斯，还有偷渡客菲德拉，原来，小公主的情窦已经为忒修斯初开。半路上，忒修斯终于遗弃了阿德里阿涅，据说后来她嫁给了酒神迪奥尼索斯，可小说却暗示着她不过是从此过着借酒浇愁的日子。更可怕的暗示是，忒修斯也许故意忘记了挂起白帆，这样，回到雅典的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亡父的王位。所谓的英雄，就该精打细算、步步为营，要不哪来的霸业！瑞士剧作家、小说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1921-1990）也重写了迷宫故事，他选择的视角却是米诺陶。叙事诗《米诺陶勒斯》（Minotaurus，1985）中，牛头怪仍然美丽懵懂，他孤独地生活在镜子迷宫里，没法离开这个地方，只能与自己的重重影子起舞做伴。忽然有一天，他在醒来时发现身边出现了另一个生物，与自己的镜中形象并不相似，却惹人爱怜。他追逐被送入迷宫的少女，沉醉于这新鲜的舞蹈；他竭力用拥抱表达自己的爱慕，却扼杀了她。米诺陶不懂生与死的界限，不明白少女为何不再回应他的触摸和呼告，直到黑鸟从天而降开始撕食尸体，他才开始意识到痛苦，他意识到非人非兽的自己是受惩罚的，可是，他的罪过又何在？更多的少年少女被送入迷宫，出于自卫，他们袭击米诺陶。被激怒的牛头怪屠杀了所有“供品”，还用牛角撞碎迷宫里的玻璃，撞碎那些镜中影像。可他却还是没法离开，迷宫正是为了维护世间的秩序而存在的，如果让非人非兽的米诺陶逃离，那岂非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将变成无序的、魔兽横行的迷宫？然而，如果说纪德笔下的忒修斯深谙所谓的秩序，究竟谁更可怕？迪伦马特的故事里，忒修斯伪装成牛头怪的模样出现，米诺陶误以为自己终于有了同伴，欣喜地与新来者共舞，可他所追寻的情谊却只是洞穿胸膛的利剑。故事结尾，忒修斯提着牛头去见迷宫外等待的阿德里阿涅，出于对米诺陶的嫉妒，她帮助雅典人杀戮自己的兄弟。而留在迷宫里的，是无头的人身。太阳升起之前，黑鸟再次降临，它们总能果腹。无论我们如何挣扎，最终能够得到满足的，只有它们，象征着死亡的黑鸟。
即便不能征服死亡，我们该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一九二四年，基因学家哈尔戴恩（J.B.S. Haldane）发表了题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的论文，主张建立由科学家统治的未来社会。科学家的代表，当然就是神话人物代达罗斯。同年，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著文“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反驳哈尔戴恩的科学主义论调，认为科学的盲目发展只会使得全人类都遭致伊卡洛斯的命运。这场论战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重写故事的走向，可并非所有作家都把代达罗斯描绘成工具理性的象征，而伊卡洛斯也并非总是技术的参与者和受害者。早在《浮士德》中，浮士德与海伦的儿子欧福良就是伊卡洛斯的变形。欧福良渴望飞翔，却最终因此而陨落，歌德用这个形象向浪漫派诗人拜伦致敬。波德莱尔也写过诗篇 “哀悼伊卡洛斯“（ Les Plaintes d’un Icare， 1862）。二十世纪的重写文本中，伊卡洛斯常常成为诗人的自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作家德波西斯（Lauro de Bosis,1901-1931）和他的剧作《伊卡洛斯》（Icaro，1927）。这部作品中的克里特影射着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独裁者米诺斯命令代达罗斯打造种种工具和武器。代达罗斯只热衷于成为最伟大的工匠，不在意自己的发明是否会被用于奴役人民。热血青年伊卡洛斯不能忍受现状，他驾车冲上悬崖，借力跃起抓住过路雄鹰的翅膀，他想要飞翔，想要让地面上的人看到人类勇气所能企及的高度。此举果然鼓舞了扬帆航行的忒修斯，他矢志要战胜米诺斯的图腾牛头怪，唤醒克里特人民，结束法西斯式的统治。德波西斯所创作的，是一出直面当代的政治寓言。故事结束的地方，现实的画卷徐徐展开。德波西斯为了反抗墨索里尼，决心重现伊卡洛斯的壮举，这位温文尔雅的书生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天马”，学会驾驶，翱翔于意大利几大城市的上空，散发了大量反法西斯传单。最终，“天马”因燃料耗尽坠毁海中，残骸至今尚未被发现。也许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确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和古典文学翻译研究者，可是，他已经成为伊卡洛斯，伊卡洛斯还在飞翔。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我们在神话中存活，神话因我们而不朽。

本文资料出处：Theodore Ziolkowski, Minos and the Moder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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