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笔记人的日记

前文有关大连城市史的短文中涉及到了好多类型的图纸：明代方志里的古地图、地质和测量师们制作出来的地貌标高图、海图、规划师们的规划图。。。。。。建筑师们弄出来的城市形象效果图。有关城市的“图”，林林总总，不下几十种。对于这些城市的“图”们，中国的规划学者与规划学院很少对之进行专门的研究，好像此类研究都是地理学和地图学家的工作。这样的看法倒也没错。只是，一旦规划师和建筑师麻木地认为，那些城市的地图们都是一些中性的工具，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我们今天在上海或北京的大街上，随便花上3圆5圆的，就可以买到一张标注了这个城市主要公共建筑、道路名称、交通路线的城市地图（嗯，多数的人也知道，这地图上的注名权，还是商家要花了钱才能刊上的）。那么，古代呢？世界上的古代城市的古代地图可以随便地让老百姓看个没够吗？直觉的答案都是：不行。这不止是一个军事机密的问题，有时，更是一种神权和王权的问题。

在《城之理念》这本书中，里科沃特已经给我们详细地讲述过，像古罗马这样的城市是怎样“开光”的。每个古代罗马帝国的城市，从奠基时起，就意味着要在城市的原点上进行一种混合着测量学的定位和宗教意义上的“契约仪式”。首先，那个“原点”是古罗马天象官看到的诸如神狼、神猪、神鹰之类的落脚的地方。如果是新城，那个原点处，常常会埋葬着某些圣物（甚至来自故乡的泥土，或是此地第一次秋收时的果实）。像罗马本身，它的原点上，奠基着一座非常古老的圆形灶神庙——要知道，拉丁民族对于“家族”的观念，真是跟中国的汉人有得一比。在那个地点上，古罗马人一定要找出东西南北的正向（他们已经有了测日影定方位的仪器）。这是因为，古罗马人相信，城市里的街道的走向，也应该是太阳行走的轨迹。人的生活与天的生活的吻合，乃是一种生命的契约。这也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的世俗契约，如果没有朱庇特天神的见证的话，属于无效的原因。

在这样的时代里，城市就像是个人神杂居的地方。罗马的每个山头每个山洞每道河流都有神祗住在里头。要把这样的城市记录成为一张地图，如果可能的话，那也真就不是公开地给普通人可以窥探的。事实上，古罗马时代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罗马城市地图。有关罗马各个地块的土地权属被当时的测绘师记录在青铜板上，一些被收藏在世俗的议会里，另一些，是要收藏在档案馆里的。有时，这样的地图也会以阴刻的方式出现在大理石上，不过，不是面向公众的墙面，而是议政建筑的内部。也就是说，它仍然属于一种高层的机密。
塞维安时期罗马地图残片；曾经半神圣、半测绘的宝贝。
这是16世纪意大利人想象的罗马士兵抬罗马模型的场景。只能算是想象。即便有，这也应该是一种非公

那么，公众可以看到什么？原来，罗马的老百姓可以“安全”看到的是一种对于“罗马”的象征性表现图。古罗马人都相信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守护神——他们不像中国的城隍土地老爷那样只有一个共用的名字，而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罗马的保护神是Dea Roma——当然，罗马的幸运女神不仅守护着罗马，也守护着整个的帝国。说来这个对于罗马守护神的崇拜，源自共和时期希腊人的马屁。希腊人发明了对于罗马守护神的崇拜，旨在向崛起的中意大利势力谄媚。罗马的另一种拼写“Rhome”在希腊语里就是“强大”的意思。希腊人在这个罗马女神身上附会了一种战无不胜的精神。

老百姓能够看到的，是此类对于罗马的象征性表示。这也是一种城市保护神的崇拜。竟然还是源自拍马

既然公众都看不到罗马的地图，只能崇拜一下城市的保护神。这就衍生出了另外的一个非常实际的话题：城市里的建筑，如果高出其它建筑并由此看到了城市的全貌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有趣却难以一刀切的话题。我们这里只能说说罗马的情形。我们都知道，到了罗马盛期，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已经超过了百万。而建筑也是拥挤不堪。所谓宁要罗马一张床不要乡下一间房的谚语，说的正是这一时期的势力和都市繁荣。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中，我们已经隐约地可以读到，古罗马人一般会把地势比较高的山头，都给了祖先或是神灵。你在山头上可以建神庙，不可以建住宅。而罗马人一直保持着天象官靠看天象占卜的习惯（这个习惯在罗马社会里如此强势，差不多跟中国商代的殷人习俗近似）。到了西塞罗那里，他就曾记录过，如今的天象官居然看不到远处的Alban山了，不得已，要把“阻挡天象官视线的一栋房子拆掉”。这样的故事，同时显示着两个方向上的意义：1。当时的罗马已经拥挤不堪，房子都建到了山坡上；2。天象官主管的是跟天神的对话，他是可以俯瞰到城市的全貌的。尽管由于罗马市井中日常能耗的污染，此时，已经让整个城市的平民区常常笼罩在一片山下的烟雾里。

是的。能够看到疆域的地图，和能够看到城市的全貌，曾经是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你没有一定的地位，没有神祗的允许，根本就不要想去手捧一张地图去登高了望。

也就在同一个时期里，有关罗马城市全景或是开阔视野的地景图画，也是一种秘密。罗马帝国的人，有权力去看雅典的地图，雅典城市的模型，画雅典城市的全貌。但是，帝国内部，就连贵族死后下葬，在墓室中可以描绘自己生前工作过的议会建筑，却不可以记录罗马城市的图景。关键是这个全景图，被当成了某种神圣的东西。

就像神庙是建在高处那样，罗马的贵族们也的确把自己的房子建在了次于神庙的高地上。你可能会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贵族岂不是天然地就有了视看全城的优势？嗯，问题仍然不是那么简单。对于罗马普通的民宅而言，拥挤之中彼此要为采光权和景观权去打官司；对于山坡上的豪宅而言，罗马人实施了一种“反向的逻辑”：就是把豪宅设计得不是为了“从内向外看出去”，而是“从外向内”地“被看穿”。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罗马人也跟我们的封建社会那样，宣扬一种清官的处事态度：做人要坦荡，做官要清白。既然如此，达官的豪宅要时时开门，施行一种公众视线的民主监督制。西塞罗就曾吹嘘自己位于巴拉丁山上的住宅：“先生们，我的房子是向全罗马人敞开的”。M. Livius Drusus曾经批评给自己设计房子的建筑师说：“你如果真有本事，请把我的房子设计得能让大家都看穿”。最有趣的是Maenius的趣事。他在公元前1世纪时出售了自家的宅邸。但是，唯一保留了那房子里的一根大柱子，为的是能够在上演角斗时仍然可以爬上去看热闹，但是，他不认为，可以爬到上面去看城市。

这样的时代早已远去。但是，手捧着明代的大连地图，我们还是不禁要问：这些留在了中国方志里的城市地图，到底有着怎样的特点？我们该怎样历史地“看”？又该怎样“现代地看”，以便从古代的地图中给予现代的城市一种根本不同于测绘图般的文化性体验呢？

嗯，这个问题，正是我想解开的话题。